1984年1月10日,日本北海道9歲的男孩城丸秀德接到一通鄰居的電話後就出門了,可是誰也沒想到他竟再也沒有回來。
多年後警方在一個女人家裡發現了他的骨骼,很快這個女人就被逮捕了,隨後她被提起公訴,但最終法院卻因證據不足放了這個女人,她還因此得到了1178萬日元的補償款。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這起日本9歲男孩神秘失蹤案。
故事的主人公城丸秀德,案發時僅有9歲,他和父母、12歲的姐姐以及13歲的哥哥一起生活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豐平區。他的家庭非常富裕,父親城丸隆經營著一家公司,母親城丸真智子是全職家庭主婦,專心在家照顧三個孩子。
1984年1月10日上午9點35分,星期二,當時正值寒假期間,城丸秀德以及他的哥哥、姐姐正在家享受美好的假期,媽媽也在家裡陪伴著他們。
此時,一陣清脆的電話鈴聲響起,城丸秀德飛快地跑過去接起電話,他認真聆聽著電話那頭的聲音,不一會媽媽城丸真智子隱約聽到城丸秀德在電話裡說道:“好的,我馬上過去一趟。”說完他就結束通話了電話。
媽媽走了過來,輕聲問他:“你要出去嗎?”城丸秀德回答道:“是的,渡邊的媽媽說她以前曾借過我的東西,現在讓我過去取回來。”
此時外面正寒風凜冽而且還下著小雪,媽媽為城丸秀德取來外套,幫他穿好,並且叮囑他一定要快去快回。城丸秀德向媽媽保證:“取完東西,我會立刻回來的!”隨後他就推開門走了出去。
可是就在小男孩剛剛出門不久,城丸真智子忽然意識到她從未聽兒子提起過這個叫渡邊的人。她再次仔細回想了一遍兒子平時交往的同學,仍然對渡邊沒有任何印象,她又詢問了大兒子和女兒,他們也紛紛表示並不認識渡邊。而且她想到,如果渡邊和小兒子借了東西,那麼應該是主動上門歸還才對,不應該讓孩子冒著嚴寒去取啊?
想到這裡,她連忙讓大兒子城丸秀秋去把小兒子追回來。城丸秀秋見母親很著急,不敢耽擱,順手抓起一件外套就出門了,此時距離城丸秀德出門不過兩三分鐘時間。
城丸秀秋出了門才想起來自己因為出來得太匆忙忘記了戴眼鏡,他患有高度近視,當時眼前只能看到模糊的一片。
城丸秀秋隱隱約約地看到弟弟就在前方,而且已經走到了一個叫二樂莊的公寓前面,那裡是個十字路口,他似乎看到弟弟向左轉彎了。
他本想回去取眼鏡,但是又怕弟弟走遠了自己追不上,於是他索性不再考慮眼鏡的問題,而是直接追了過去。可是當他到十字路口轉彎後,卻沒有看到弟弟的身影。
哥哥有點著急,他沿著這條馬路,找了10多分鐘,終於在一棟樓房前發現了寫著“渡邊家”字樣的門牌。他眯著眼睛再三確認這個門牌後,鬆了一口氣,他判斷弟弟此時應該在這座房子裡。出於禮貌他沒有上前敲門,而是徑直返回家中把情況告訴給了媽媽。
媽媽聽了大兒子的話還是覺得不太放心,於是就讓他領著自己來到渡邊家的房屋前等候。
上午10點10分左右,城丸真智子已經跟大兒子在渡邊家門口等了快20分鐘了,可是還是遲遲不見小兒子出來。母親看著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大兒子,終於忍不住上前敲響了渡邊家的房門。
一個高中生模樣的女孩打開了房門,看到城丸真智子她有些詫異地詢問道:“請問您是誰?找我有什麼事?”
城丸真智子回答道:“我是城丸秀德的母親,他來你家取東西,我是來接他回家的。”女孩疑惑地說:“城丸秀德是誰?他沒來過我家啊!”
聽到女孩的回答,城丸真智子立刻開始著急了,經過再三確認,她得知女孩根本不認識自己的小兒子,也沒有給小兒子打過電話,那麼小兒子到底去了哪裡呢?
她發瘋一樣帶著大兒子在附近的樓區找了兩個小時,可是卻一無所獲。中午12點左右,她給丈夫城丸隆打了電話,丈夫得知小兒子失蹤的訊息便立即返回了家中。
丈夫安慰著妻子,他覺得可能是小兒子一時貪玩忘記了回家或者是留在同學家裡吃飯了,說不定過一會兒他就會回來。可是他們一直等到黃昏時分還是沒有見到小兒子的蹤影。
城丸隆開始意識到事情有些不對勁,他覺得小兒子很可能是被人綁架了,畢竟他家境優渥,被人覬覦也是很有可能的。
他把這一猜想告訴了妻子城丸真智子,妻子哭著想要報警。但是城丸隆覺得綁匪的目的是為了錢,他們暫時不會傷害兒子,貿然報警會讓他們狗急跳牆,現在最好的辦法是在家裡等他們的電話。
一連好幾天,夫妻二人都焦急地等在電話旁邊,但卻始終沒有等到綁匪的電話。1月14日這天,城丸隆終於等不下去了,他撥打了報警電話。此時距離城丸秀德失蹤已經過去了整整4天時間。
接到報案後,警方立即展開了調查。附近一位住戶向警方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他說在案發當天上午,他曾看到一個小男孩走上了一個樓梯。
經過調查警方發現那個樓梯應該是通往那棟建築物的二樓,一位名叫工藤加壽子的單親媽媽和她兩歲的女兒住在那裡。
當警方找到工藤加壽子時,她大方地表示,1月10日上午10點左右,確實有一個小男孩走上過她家的樓梯,不過她說:“我並不認識那個男孩,他只是向我詢問渡邊家怎麼走。我告訴了他渡邊家的大概位置,然後他就離開了。”
隨後警方前往渡邊家展開調查,渡邊家的所有人都表示他們根本不認識城丸一家,也從沒給城丸家打過任何電話。
警方在渡邊家裡進行了細緻地搜查,沒有發現城丸秀德的任何蹤跡。同時,辦案人員還查看了渡邊家座機的通話記錄,結果顯示這部電話在1月10日上午9點至10點期間,沒有撥出過任何電話。
有沒有可能是工藤加壽子說謊了呢?根據當時的調查情況來看,她是最後一個和城丸秀德有過接觸的人,隨後再也沒有人見過那個男孩。而且除了城丸秀德的家人,只有工藤加壽子知道他會去渡邊家。她會不會是兇手?
警方再次回到了工藤加壽子家裡,對她展開了調查,結果卻什麼都沒有發現。她的家裡乾乾淨淨,在1月10日上午她家裡的座機裡也沒有與城丸家的通話記錄。
隨後,警方加派了人手,在當地展開了大範圍的搜尋,但是始終沒有找到城丸秀德。1月17日晚上11點,警方宣佈停止搜尋,城丸秀德失蹤一案成了一個謎。
時間來到了1984年1月26日,城丸秀德已經失蹤了整整16天。這天一個女人向警方報告了一個重要訊息,她看到此前被調查的工藤加壽子把一個散發著惡臭味的大箱子搬到了汽車上,然後不知道去了哪裡。
警方立即趕到工藤加壽子家中檢視情況。工藤加壽子對於警方的再次到來表現得異常冷靜,她矢口否認自己搬過大箱子,並且表示她家裡沒有汽車,而且她也根本不會開車。
她的這番說辭並沒有得到警方認可,警方隨後重新對工藤加壽子的房屋進行了搜查,並做了魯米諾測試,這個測試可以檢測某地是否存在血跡。然而結果顯示,工藤加壽子家中並沒有任何血跡反應,迫於無奈警方只能再次離開。
後來,工藤加壽子就帶著女兒搬離了那裡,她在1986年5月嫁給一個叫和歌壽美雄的男人。直到4年後,一場火災讓她再次進入警方的視線。
1987年12月30日晚上,此時距離城丸秀德失蹤還有不到半個月就滿4年了。這天晚上工藤加壽子的新家突然發生了大火,火勢很大,最終工藤加壽子和女兒僥倖逃脫,但她的新任丈夫和歌壽美雄卻在火中喪生。
不過讓人覺得奇怪的是工藤加壽子和女兒從火中逃出來時穿戴得非常整齊,就像提前準備好了一樣。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她逃出來後,沒有到旁邊的那戶人家打電話求救,而是捨近求遠,不緊不慢地走到距她家300米遠的一戶人家打了求救電話。
最可疑的是在火災發生一個月後,工藤加壽子就拿著一張丈夫和歌壽美雄購買的意外保險單來到保險公司,要求保險公司支付兩億日元的鉅額賠償,這張保險單的受益人就是工藤加壽子。
最先發現火災事有蹊蹺的是和歌壽美雄的姐夫田中,他覺得那場火災是和歌壽美雄為了騙錢故意放的。
在田中看來,這段婚姻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他覺得工藤加壽子長相漂亮,而且她在娛樂場所上班,閱人無數,而和歌壽美雄是個農夫,沒什麼本事,工藤加壽子嫁給他一定是有什麼隱情。
果然二人剛剛結婚不久就分居了。和歌壽美雄搬到二樓獨自居住,工藤加壽子則帶著女兒居住在一樓。歌壽美雄曾在一次醉酒後跟田中說過:“姐夫,我早晚會死在加壽子那個女人手裡!”
田中當時聽到這句話時沒有多想,只當是小兩口吵架後,和歌壽美雄喝醉了胡亂說的。火災發生後,他才意識到,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但警方經過調查,並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證明火災是工藤加壽子故意造成的,最終只能把這場火災定性為意外事故。工藤加壽子隨後帶著女兒離開了那裡。
不過,工藤加壽子也未能如願,她沒有從保險公司得到一毛錢,因為保險公司認為這場大火疑點重重。
時間來到1988年6月14日,距離火災已有半年時間,田中來到了和歌壽美雄家中整理他的遺物。
當他走進一個未被完全燒燬的倉庫中時,架子上的一個黑色塑膠袋引起了他的注意。田中小心翼翼地把塑膠袋開啟,發現裡面裝滿了細小的骨頭。他覺得這不像動物的骨頭,倒像是人骨。
田中知道工藤加壽子曾因城丸秀德失蹤一案被調查過,那這些骨頭會不會是城丸秀德的呢?他立即把這袋骨頭送到了當地的警局,同時還說出了自己的猜測。
警局連忙安排法醫對這袋骨頭進行鑑定。經鑑定,這袋骨頭屬於10歲左右的男童,但是因為當時技術水平有限,還不能確定骨頭到底是否屬於城丸秀德。
不過,1988年6月14日這天警方還是逮捕了工藤加壽子,理由是在她家裡發現人骨。
工藤加壽子在被逮捕後異常淡定,她說倉庫一直是丈夫在打理,自己很少去,也從未看到過什麼黑色的塑膠袋。同時還辯稱自從半年前家裡失火,自己一直沒回去過,那棟房屋處於廢棄狀態,誰都有可能進去扔這袋骨頭,包括田中。
因為沒有證據表明工藤加壽子和那袋骨頭有關,1988年6月17日,警方只能釋放了工藤加壽子。
時間一點點地流逝,DNA鑑定技術慢慢成熟了,1998年11月,法醫再次對那袋骨頭進行鑑定,並且確認這袋骨頭就是城丸秀德的。
1998年11月15日,警方再次逮捕了工藤加壽子,但此時距離15年追訴時效期只有1個多月的時間了,能否給工藤加壽子定罪還是個未知數。
顯然,工藤加壽子也深知這一點,面對警方詢問,她大多數時間保持沉默,要不就是隻回答一句:“我不知道!”她想用這種方式熬過一個月時間,到時15年追訴時效期一過,她就徹底安全了。
審訊期間,警方共問了工藤加壽子500多個問題,但得到的口供幾乎為零。
儘管如此,1998年12月7日,檢方還是根據警方提供的證據,對工藤加壽子提起了公訴。他們覺得工藤加壽子就是殺害城丸秀德的兇手,希望法庭可以判她無期徒刑。
檢方在法庭上一共向工藤加壽子提了400多個問題,但她一直冷漠表示:“我不能回答”。這樣的回答,讓檢方非常憤慨,可又無可奈何。
2001年5月30日,法庭一審宣判工藤加壽子無罪釋放,理由是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她殺害了城丸秀德。
檢方不久提起了抗訴,2002年3月19日,法庭二審依舊判決工藤加壽子無罪釋放,理由還是證據不足。
這個狡猾的女人再次贏得了勝利,然而當所有人對她被釋放表示遺憾和不滿時,她再次做出驚人之舉
2002年5月2日,她突然提起上訴,要求日本相關部門對她被拘留的這928天的所有損失給予賠償,並對在此期間產生的律師費進行補償。
2002年11月18日,法庭判決補償工藤加壽子928萬日元的損失,外加250萬日元的律師費,共計1178萬日元。
後來工藤加壽子在面對媒體採訪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如果我講話的話,那麼所有案件都會得到解決。”
“所有案件”指的是否為“放火案”和“城丸秀德失蹤案”,恐怕只有工藤加壽子自己知道!
城丸秀德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9歲那年,他的母親一直十分自責,如果那天不讓孩子一個人出門,就不會發生這可怕的事情了。這個案例警示我們,時刻都要看護好自己的孩子,不要給惡人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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