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國的“電視劇教父”,那一定是鄭曉龍。也許很多人不認識他,但是很少有人沒看過他拍的電視劇。
從《渴望》《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到《金婚》《甄嬛傳》《紅高粱》《羋月傳》,20多年來,他策劃、監製、執導的每一部電視劇,都堪稱經典。憑藉這些優秀的作品,他將飛天、金鷹、白玉蘭獎的最佳導演獎攬獲囊中,成為電視劇界導演獎的大滿貫得主。
鄭曉龍有一個夢想:有朝一日,自己能駕駛著風塵僕僕的軍用吉普車賓士在萬壽路上,突然被交警攔下檢查證件;這時,身著普通士兵軍服的自己來到交警旁邊,不緊不慢地摘下白手套,拍去車前蓋上厚厚的灰塵,代表五星上將的五顆金星赫然出現;交警大驚,慌忙一個立正,敬禮致歉。
沒過多久,鄭曉龍的這個夢想就被馮小剛拍進了電影《甲方乙方》中,英達在影片中過了一把巴頓將軍癮。
馮小剛在他的自傳《我把青春獻給你》中這樣描述鄭曉龍:“曉龍是一個能文能武的人,出身軍人家庭,也當過兵,骨子裡覺得自己是二郎神轉世。”
鄭曉龍1952年11月30日出生於北京的一個軍人家庭。孩提時代使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家中那滿滿幾大書櫃的書籍,這些書籍,既滿足了他對知識的渴望,也成了他在同學面前炫耀的資本。
特殊時期的到來打亂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16歲的鄭曉龍被迫到北大荒建設兵團插隊。在去插隊的途中,為幫戰友搶回糧票,他的肩胛骨被刀子扎進了7公分。也因為這件事,鄭曉龍被分到了最苦最累的基建班,與勞改犯一起沒日沒夜地勞動。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他每天靠著一本《辭海》來安慰自己。
1970年,鄭曉龍和當時許多大院裡的孩子一樣,當了“後門兵”,在河南服役。在部隊裡,鄭曉龍開始寫作。才半年多,因為欣賞鄭曉龍的文采,指導員就讓他寫全連的年終總結,鄭曉龍也不負厚望,交出了令領導滿意的答卷。
後來,鄭曉龍被調到機關當宣傳幹事,專職部隊的新聞報道工作。同時,這份工作也為鄭曉龍的閱讀提供了便利,他可以隨意進出機關圖書館。
1975年,鄭曉龍結束了軍旅生涯,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農村部當記者。
1978年,高考恢復的第二年,鄭曉龍與同事一道參加了高考。
由於多年的讀書積累和工作經驗,高考對鄭曉龍來說並不難,除了數學。“我沒上北大,因為我數學沒去考,我完全不會,考大學我就想檢驗檢驗我到底是個什麼水平。其他四門功課,語文、歷史、地理、政治總共考了330多分,就靠這四門的總分也夠分數線了,於是(我)就被北大分校的中文系錄取了。”
《編輯部的故事》劇照
1982年,剛大學畢業的鄭曉龍,來到了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原北京電視製片廠)。由於出色的業務能力,他從編輯一路升任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副主任。
在北京電視藝術中心,鄭曉龍策劃組織了多部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的電視劇,比如《渴望》《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等等。
其中,《渴望》更是點燃了1990年冬天的中國。該劇一經播出,收視率就高達90%,其火爆程度,可以用“萬人空巷,世人爭說”來形容。當時,垃圾車也會播放《渴望》的主題曲,幼兒園的老師也不教兒歌,而是教孩子們唱《渴望》。即使是小偷,也要回家去看《渴望》直播。據公安部統計,在《渴望》播出期間,犯罪率直線下降了30%,公安部還給《渴望》劇組頒發了一個“維護社會治安獎”。
縱觀鄭曉龍的作品,其題材多以現實為主,他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還有絕不犧牲作品質量。
為了作品質量,鄭曉龍的劇,就沒有便宜的。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講述的是北京人在紐約的故事,為了確保真實性,電視劇的取景必須全部在紐約。而全部去紐約取景,無疑會大大增加成本。有人建議鄭曉龍可以把所有的外景在美國拍完,然後再回到中國拍室內的場景,這樣可以節省一大筆錢。鄭曉龍立即否決了這項提議。
當時,《北京人在紐約》的預算成本是150萬美金,為了籌夠錢,鄭曉龍跑了多家銀行,四處求人,以自己的資產作抵押,最終拿到了這筆款項的貸款。
最終,這部作品不僅獲得了超高收視率,還獲得了金鷹獎和飛天獎的多個獎項。播出期間,劉歡“千萬裡,我追尋著你……”傳遍了大街小巷。
除此之外,《金婚》《甄嬛傳》《紅高粱》等電視劇裡的服化道造價更高。其中,《甄嬛傳》的後期製作歷時近十個月,鄭曉龍讓人一幀一幀地將橫店宮殿群背後的遠山擦掉,因為真實的故宮不是群山環繞的。
鄭曉龍曾坦言:“質量比數量重要得多,因為質量高有一個好處,你拍完之後,(作品)就成為你公司的一筆資產了,每年都給你掙錢。”在他的心裡,只要最後呈現出的戲好,怎樣“作”都無所謂。
前不久,由鄭曉龍擔任總導演的主旋律影視劇《功勳》迎來大結局,8位人物,8個單元,每段6集的篇幅,每一集都讓人淚崩破防。無論是什麼題材的影視劇,似乎有了鄭曉龍,就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