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新京報、夜北的狼

魯迅的文字和其本身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史的大課題。黃堅的《桃花樹下的魯迅》著重點不在魯迅作品表達的思想，而在“魯迅怎麼就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副‘魯迅樣’”上。本文探究了魯迅和祖父的關係，魯迅反感祖父的複雜原因以及祖父如何影響了魯迅人格的形成。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跟紹興周家臺門裡多數人都相處得不太好，但發展到對立程度的，只有魯迅。

魯迅在公開的文字裡，從沒提到過他的祖父，但他的父母卻多次出現在他的筆端，並給人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如果據此以為魯迅的祖父在魯迅生命中，是個無足輕重的人，那就被魯迅“誤導”了。事實恰恰相反，在魯迅所有的家族人士中，祖父周福清是對魯迅影響最大的一個人——如果這個名額不是歸於周作人的話。

魯迅出生的時候，周福清正在京城候補。這是一段痛苦、難熬的時光。所以當長孫出世的訊息傳到京城，年青祖父（周福清時年44歲）的喜悅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據說訊息傳到時，適逢張之洞來拜訪——這是個很有疑問的據說——於是周福清給新生孫兒取名為“張”，即乳名，或小名，並由“張”字根據同音異義的慣常做法，聯想到樟樹的樟，於是給孫兒取學名為樟壽，這是魯迅真正的本名，或者說原名。再由樟字聯想到豫章（是否與曾在江西為官有關？），給孫兒取字為豫山。本來，按最早的說法，名是幼時所取，字則要到成年時才有，所謂“幼名冠字”，但看來至少在清朝末期，襁褓中的嬰兒已經有字了。周福清一古腦給孫兒取的小名、學名和字，從以後來看，似乎都不太成功，樟壽這個本名或原名，最終廢棄不用，被周樹人給取代了（現在大家都把周樹人看作魯迅的原名，其實嚴格說不是）。字呢，由於豫山諧音雨傘，使年幼的魯迅經常遭到同伴取笑，說，嗬，雨傘來了，於是魯迅央求祖父改名。起初改為豫亭，這個改動也不太成功——仍然未脫離跟雨的干係：“雨停”。不多久又改為豫才，這才終於擺脫了“雨”的糾纏，意思也好多了，算是一錘定音。豫才這個名字後來用得較多，如章太炎等魯迅早期師友和同事，比他年長些的，或與他年紀相仿的，都習慣對他以豫才相稱，魯迅自己也蠻喜歡這個名字，直到臨終前都在用它。

魯迅

表面上看，周福清給長孫取的名字，後來都不太為人所知，似乎歸於失敗了，但其實，周樹人這個現在被介紹為魯迅原名的名字，顯然跟周福清最初給魯迅所取的名字，有明顯的淵源關係。我甚至懷疑魯迅的“迅”字，除了別的意思和起因外，從根源上說，也跟“樹”有關。

可見，魯迅生命中並非無足輕重的東西，自他一出生起，就跟他的祖父聯絡在一起了，並且伴隨了他的一生。

但這部分關聯性，在魯迅的生命中，在魯迅與其祖父的關係上，只能說是序曲性的。魯迅生命中第一道真正的帷幕，也是由周福清一手拉開的。

1883年，周福清由京返鄉探親，這應該是周福清第一次見到自己的長孫，也是當時唯一的孫兒（周作人要到1885年才出生）。但兩三歲的周樟壽，顯然無法對這位完全陌生的祖父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魯迅跟祖父的再一次見面，已是十年後的1894年，周福清回家奔母喪，這年魯迅已有十三四歲了。

魯迅跟祖父見面、相處的時間不長，因為就在這年七月，發生了哄動一時的“周福清科場賄賂案”。這起案件在當時如此地影響一時，以至於《清史稿·德宗本紀》裡還帶了一筆：

十九年十二月癸酉，刑部奏革員周福清於考官途次函通關節，擬杖流，改斬監候。

這件事情對於魯迅一生的影響，早已眾所周知。

周福清在案發不久，即投案自首，隨後被關入杭州監獄。根據現有資料，魯迅除了第一次專程探望外，後來只在有限的幾次於學校與紹興的往返途中，去監獄看望過祖父。後來魯迅到日本留學，第二年暑假回國時，周福清已遇赦放回，祖孫倆在家裡還見過一次。總而言之，魯迅跟祖父周福清，一生中加起來見面的時間，最多隻在一年上下，是兄弟三人中，跟祖父相處時間最短的一個。

這會不會影響到魯迅與祖父的情感關係？

1946年10月，周建人寫了一篇《魯迅去世已經十年了》的文章，主要講述了魯迅與祖父周福清的關係，將倆人作了一番比較。周建人在文章中說：“魯迅非常與父母要好，但不大喜歡祖父”，“魯迅不喜歡他的祖父”。後來，在1949年後寫的一篇文章裡，周建人又有“魯迅與他（指周福清）的關係不很好，他們見面也很少”，“感情不好的原因”等話語。

魯迅與祖父關係不好，有什麼例證？

在周建人口述、周曄編寫的《魯迅故家的敗落》一書中，有幾件事情，可以看出魯迅與周福清的關係狀態。

1909年攝於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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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大菱殼的故事

1903年，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回家探親。順便說一句，這次回家，對魯迅來說，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嶺，因為他和朱安的婚事，就在這次回家中確定，雖然倆人的正式結婚，完成於三年後的1906年。去國之後兄弟三人的再次重逢（周作人時在南京讀書，也正好趁暑假回家），讓三兄弟歡欣不已。

我們三兄弟的話是說不完的，從樓上說到樓下，從樓下說到廊夏，從廊夏說到明堂。有一天黃昏，我們三人站在桂花明堂裡，又在談論些什麼。祖父從房裡出來，站在階沿上，笑嘻嘻地對我們說：“烏大菱殼汆到一起來了！”

“烏大菱殼”是紹興方言，意思是沒用的垃圾或廢物。

我們明白祖父又在罵人了，罵我們是廢物。我的兩個哥哥恨恨地看他一眼，但祖父渾然不覺，又轉身回房裡去了。我們三兄弟給他一罵，興趣索然，三人分頭走散。

其實，在中國的家庭生活中，即使在今天，父子之間，祖孫之間，脫口說出諸如“小兔崽子”或“小王八蛋”之類的粗話，乃是習以為常的事，其真實的語意，不但不是罵人，反而是在表達一種親切、親暱的意味。魯迅寫《論“他媽的”》，結尾處說到中國父子間，以“他媽的”意謂“親愛的”，正與此類同。從周建人的敘述情況看，周福清當時的意思，也是如此。不過，這種玩笑、戲謔的表達，通常需要一定的條件和前提，即雙方之間要有基本友好的基礎和默契，否則，即容易滋生惡意，自討沒趣，產生對立。周福清顯然忽略了，或根本就不清楚他平時在兒孫輩心中留下了怎樣的印象，貿貿然衝口而出，自以為是善意的親熱，結果卻招致“恨恨的瞥視”。

魯迅與祖父的關係，還可以從兩幅輓聯中看出端倪。

一幅是周福清寫給自己的長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的，寫的是：

世間最苦孤兒，誰料你遽拋妻孥，頓成大覺

地下若逢爾母，為道我不能教養，深負遺言

對此輓聯，魯迅的族叔周冠五在其所著《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書中，有一句話說：

他的孫兒對這輓聯深致不滿，意謂：“人已死了，還不饒恕嗎！”

“饒恕”二字，應該是對輓聯中的“不能教養”所說。而輓聯中的“不能教養”，則很有可能是暗指、針對周伯宜沒有考取舉人和生病後吸食鴉片致死而言。

周冠五沒有說是哪位孫兒，但在魯迅兄弟三人中，有可能說出這番怨言的，首先要想到魯迅（語氣也最像）。

另一幅輓聯是周福清寫給他自己的，內容是：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無補，世間何時立綱常

對祖父一向沒什麼介蒂的周建人，在祖父的喪事辦完後才發現這幅輓聯，他拿出這幅他覺得字寫得很好的輓聯給大哥看，並說，“可惜我早沒有看到，不然的話，在喪事中可以在靈堂裡掛一掛。”魯迅的回答卻是：“這是在罵人。”

細看一下週福清的這幅自輓聯，其主要含意，與其說是在罵人，無如說是自傷，當然其中肯定有些許憤激的情緒，魯迅卻一眼看出是在罵人，而且好像只有罵人，這不能不說有某種先入之見在起作用。所以，一向崇拜大哥的周建人，這回沒有完全接受大哥的權威解釋，“我聽了大哥的解釋，覺得有道理，可是又覺得我們也許沒有真正弄懂他的意思”，這實際是對魯迅所作解釋的委婉異議。

魯迅對其祖父所做的最出人意料，也有點駭人聽聞的舉動，是把周福清堅持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付之一炬！

周建人的書中，有一段生動而傳神的記述：

燒到我祖父的日記時，我有點猶豫了。

我沒有看過祖父的日記，他寫了些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只看到是用紅條十行紙寫的，線裝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兩大疊，字跡娟秀。

我問大哥：“這日記也燒掉嗎？”

他說：“是的。”他問我：“你看過嗎？”

“我還沒有來得及看。”我回答。

“我這次來翻了翻，好像沒有多大意思，寫了買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間吵架呀，有什麼意思？”

我想總不會都寫姨太太吧，想起祖父臨終前發高燒的時候，還在記日記，就告訴大哥說：“他一直記到臨終前一天。”

“東西太多，帶不走，還是燒了吧！”

這兩大疊日記本，足足燒了兩天。

周建人對於他大哥，總是崇敬而溫順的，即使有所不滿，最多也只是默默無言而已。上述這段隱含不露、極為簡略的文字，其實已經反映出兄弟二人對於祖父情感的明顯差異。

左一為周建人

不管怎麼說，周福清畢竟是點過翰林的人，他所遭遇的“科場賄賂案”，也很有可能在他的日記中有所記錄和反映。無論如何，周福清記載了數十年的日記，至少是一份晚清時期計程車人私人史。雖然今人對於周福清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源於對於魯迅的興趣（但別忘了，至少還有一個周作人），然而，恰恰是魯迅，把本來對於他和他的家族認識有關的一份背景材料，焚燒一空。

魯迅焚燒祖父日記，在其舉家北遷之時，即1919年年底。這次焚燒事件，是否跟《新青年》和“五四運動”有關呢？

魯迅對於其祖父周福清的這種疏離、反感和排斥，在他倆最後一次見面時，也清晰地反映出來。仍是周冠五所著《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書中，《我的雜憶》一段，有如下一段文字：

年紀大的人感到他（指魯迅）脾氣古怪，很討厭他，他對老的人更加討厭，不願和他們見面，甚至自己的祖父也是如此。有一天我們幾個年輕人在他父親房裡，魯迅從日本放假回來陪我們很歡樂的談話，他還拿出一瓶“味の素”（即味精）倒一點衝開水叫大家嚐嚐，又拿香菸和麥爾登糖出來，分給大家吃。這時他祖父喚他：“阿樟”，他趕緊出去，祖父問他：“阿樟，日本人的社會情況怎麼樣？和中國比較怎樣？”魯迅回答四個字：“沒有什麼！”馬上轉頭就走了。

這是魯迅跟周福清的最後一次見面，那時周福清已是臺門裡一位非常寂寞的老人，第二年，周福清就去世了。當時魯迅已從弘文學院畢業，準備前往仙台醫專就讀，期間正在辦理相關入學手續，魯迅沒有回國為祖父奔喪。

三十年後，日本青年增田涉跟魯迅學習中國小說史，在閒聊中，增田涉發現了魯迅對其祖父的某種感情傾向：

魯迅說過，他做小孩子的時候，因為讀書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責。但是，他又說，因為讀《西遊記》，開始覺得書本有趣，所以讀起書來。他還說，祖父由進士而成為翰林是經過國家最高階考試的，大概可說是有學問的人吧。他是受過這樣的祖父的許多責備的，但是後來他作了教育部的官員，有機會看見部裡保管的從前進士的試卷，他從其中發現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讀了，而那文章並不高明。聽了這話，我感覺到那是小孩時受嚴厲斥責對於祖父的報復口吻。這兒，也可以看到他那種不服輸的性格。（增田涉《魯迅的印象·蘇曼殊是魯迅的朋友》）

增田涉所說魯迅看到祖父進士的試卷，指的是周福清殿試時的策論，是許壽裳在工作時發現的，當時的《魯迅日記》裡有記載：

季巿搜清殿試策，得先祖父卷，見歸。（《魯迅日記》1912年9月21日）

魯迅說到祖父周福清時，當時是一副什麼樣的神情，讓增田涉這位日本青年，竟然從中讀出了“報復”的感覺？

如果比較一下魯迅三兄弟對於祖父周福清的態度，我們會發現，周作人相比於魯迅，顯然要平和一些。周福清在杭州坐牢，本來一直陪伴他的幼子伯升（與魯迅同年而稍小的叔父），去南京水師學堂讀書了，於是周福清讓周作人頂替伯升到杭州去陪他。後來在《知堂回想錄》中，周作人說：

祖父雖然在最初的風暴裡（指周福清在魯迅曾祖母的喪事中的粗暴表現）顯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邊的一年有半，卻還並不怎樣，……卻並不對於我生氣，所以容易應付。……總之我在他旁邊過來的一年半的日子，實在要算平穩的，覺得別無什麼要訴說的事。

周福清對周作人所做的最為苛刻的事，是叫他去菜市場買豆腐時，也必須得穿上長衫。這讓周作人很受不了，使他產生了脫逃家庭，前往南京讀書的念頭。（《知堂回想錄·脫逃》）

周福清去世時，周作人剛好從南京學堂回家。於是，他便頂替大哥魯迅作為承重孫（周作人猜想，因為小叔伯升是庶出，所以，喪儀由承重孫來出面）。周作人筆下，對於家族裡的眾多人士，皆有臧否褒貶，但對於祖父的敘述、評議尚算公允持中，說不上有多少好感，但也沒有魯迅的激烈姿態和舉動。

也許真是越有才華越難相處，魯迅兄弟三人中，周建人對於祖父的態度最為正面。周建人也是兄弟三人中，與祖父相處時間最久的一個。他對祖父的記憶和描述，幾乎完全是正面和溫馨的，直到晚年，周建人仍然稱祖父是“慈祥而可愛的老人”。《魯迅故家的敗落》一書中，讓人難忘的細節之一，是周福清鼓勵周建人玩風箏，並親自“戲棍”給周建人看（時周福清已年逾花甲），沒有一絲一毫所謂大家長的威嚴和古板，完全是一幅古典中國的祖孫怡樂圖。

最明顯的差異是，祖父周福清幾乎從未在魯迅筆下出現，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筆下，祖父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生動豐富的形象。

那麼，魯迅和祖父周福清之間，多少帶有“敵意”的狀態，原因是什麼呢？

周建人在他的文章裡，對魯迅何以跟祖父關係不好，作了幾點分析。

他認為首先是思想的差異。

魯迅與其祖父思想的差異，是自不待言的事。思想的差異，當然有可能造成關係的隔膜和疏遠，但卻不必然造成感情的對立和敵意。魯迅去南京學堂讀書，是靠了叔祖周慶蕃的關係，但這位叔祖，卻是一位思想頗為落後——據周作人後來的記述，此人道德好像也有問題——的人士。正是這位叔祖，幫魯迅改名為周樹人，名字改得不錯，但改名的理由，卻有些可笑，他認為進洋學堂不是件光彩的事，不宜用族譜上的正式名字。後來，這位叔祖因為魯迅愛看維新派的書籍，擔心魯迅思想出問題，就要魯迅抄寫守舊大臣許應騤（許廣平祖父）的奏章。但魯迅對這位叔祖，雖曾有過微詞，感情上卻似乎沒有什麼敵意。

相比於叔祖周慶蕃，魯迅自己的祖父周福清在思想上倒要算是開明和先進的，當然，其中過時的東西也不少，尤其是孝道。

魯迅與祖父的思想差異，也許肯定在兩人的關係中，起了作用，但這種作用的程度，不應被過分想象和誇大。

周建人所說的第二個原因，是祖父的好罵人。“祖父極喜歡罵人，……魯迅聽了也不大舒服，這些也就是不大喜歡祖父的原因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很現實、也很直接的原因，不管你有怎樣的地位和高見，如果每天總是喋喋不休以罵人的方式來傳道施教，那任何人都只有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乃至心懷怨恨。

周建人所說的第三個原因，聽上去有點特別：納妾。據說周福清前後有過三房妾室。周福清1894年回家，又帶回一位與其小女年齡相若的潘氏。魯迅為何對祖父的納妾特別反感，這多少有點讓人好奇（也許跟他對蔣氏祖母的感情有關）。焚燒祖父日記時，魯迅就特別強調了姨太太。魯迅日後所寫雜文及其他作品中，有多處攻擊中國男人納妾的文字，給人印象深刻。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魯迅對於祖父帶回來的妾室潘氏，像對其祖父一樣，從未在筆下，乃至口頭提到過，但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書中，對潘氏卻留下了頗為細緻而生動的敘述，並被塑造為一種值得同情的形象。周作人在數十年後還給她寫過幾行詩，周建人則始終尊敬地稱她為“泮（潘）庶祖母”。三兄弟唯一的叔父伯升，是周福清另一位湖北籍妾室所生，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筆下，不約而同地呈現為一位風流倜儻、非常鮮亮、非常聰明、極有魅力的人物，他的身世和舉止，很難讓人不為之心生感慨。周作人和周建人，都跟這位年齡相近的小叔，建立了真摯的超越一般叔侄關係的情誼，並在其所著中清晰流露。而魯迅對於這位小叔，迄今為止留下的全部筆跡，是《魯迅日記》裡的三句話——前兩次是“得升叔信，九江發”，最後一次是“三弟來信，言升叔歿於南京。”還有就是在得知周伯升死訊後，《致許壽裳》（1918年3月10日）書信裡的幾句：

家叔（案即周伯升）曠達，自由行動數十年而逝，僕殊羨其福氣。至於善後，則殆無從措手。既須謀食，更不遐清理糾葛，徜復紛紜，會當犧牲老屋，率眷屬拱手讓之耳。（後面幾句，我不敢十分肯定是否與周伯升之死有關）

跟他兩位兄弟相比，魯迅對小叔伯升的態度，很難說不跟魯迅對於祖父納妾的心理有關。

除此之外，魯迅跟祖父之間的情感狀態，呈現出負面性的一面，是否還跟其它有關呢？

1925年5月28日攝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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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場案

由於祖父犯下的科場賄賂案，給魯迅整個家庭，乃至家族帶來的影響，已是一件廣為人知的事，這是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一個關鍵和重要原因，而且是源頭性的原因。對於這件事情，當時人和後來人，基本持了一種大致相近的看法。華人學者房兆楹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所以周福清圖賄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罰才可怪。”（《關於周福清的史料》，原載1957年12月31日臺灣出版的《大陸雜誌》，轉見於《魯迅研究資料》7），這其實基本反映了一種歷來的公論。周福清從犯案到案發，從歷史情境的角度看，更像是一樁“擊鼓傳花”遊戲和俄羅斯輪盤賭的結果。然而雖說如此，作為與事無涉的旁觀者，容易持客觀、平允之論，表以同情心，但作為案件利害直接相關人，尤其是對年方青少、正值敏感之時的魯迅來說，此事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就真是不足為他人道也！這也跟魯迅的個性緊密相聯，共同作用。周作人曾在文中說：“我因為年紀不夠，不曾感覺著什麼，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據他後來說：曾在那裡被人稱作‘討飯’，即是說乞丐。……這個刺激的影響很不輕。”（《魯迅的青年時代·避難》）

驟然遭遇家庭變故的人很多，但造成魯迅式效果的，卻很罕見。也許魯迅在平靜、理性的心情下，也能達到像一般人對於祖父的理解和同情，但此事給他個人帶來的刺激和傷痛（魯迅父親的死，也與此有關），卻是長久難以彌平的。周福清因為這件事情，不幸成為周氏家族史上的梁武帝和唐玄宗，所謂成敗皆由一人。一時的榮耀，給偌大的家庭帶來恆久的創痛和毀滅。所以假如說此事在魯迅與祖父之間，刻下了什麼隱隱的裂痕，那並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

如果還要在魯迅與其祖父的對立之間，尋找其他原因的話，我聯想到的，是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所著《神譜》中，寫到的克洛諾斯與宙斯的弒父故事，以及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所闡發的理論。在魯迅的家族中，唯一能對日後成為一代文豪的魯迅構成超越性障礙的，無疑就是翰林祖父周福清了。翰林，在漫長的科舉時代，幾乎是文人學士所能達到的屬於官方體制內的巔峰。當然，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個所謂的原因，顯然不具有太充分的獨立性和顯豁性，它就像“殺父娶母”的隱喻一樣幽微難言，需要跟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才能尋覓到它的蹤影。

正如魯迅身上眾多事情都有兩面性一樣，魯迅與祖父周福清的關係，也肯定不止只有對立的一面。事實上，魯迅與祖父的關係，密切而複雜，且影響深遠，曾有一位學人說過：

完全可以說，周福清是整個周氏家族中，特別是直系親屬中，給予魯迅影響最大最多的一個人。

那麼，周福清對於魯迅有過怎樣的影響？

魯迅在南京讀書期間，曾經手抄過祖父的詩作《桐華閣詩鈔》和屬於家訓性質的《恆訓》。這其中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一個微妙、但肯定存在的事實。別的不說，僅《恆訓》中所極力強調的實際和務實傾向，在魯迅身上就有顯著的存在和表現。

魯迅手抄祖父治家格言《恆訓》

戊戌年間，周福清在杭州監獄中，寄了一本《唐宋詩醇》回家給孫輩閱讀，並在書中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初學先誦白居易詩，取其明白易曉，味淡而永；再誦陸游詩，志高詞壯，且多越事；再誦蘇詩，筆力雄健，辭足達意；再誦李白詩，思致清逸，如杜之艱深，韓之奇崛，不能學亦不必學也。示樟壽諸孫。

這是一段相當不錯的簡明詩話，簡潔而明確，是一位翰林的水準，反映出沈葆楨在參劾他的奏書中所說的“文理尚優”的特點。雖然與日後魯迅的詩歌理念不盡吻合，但如果說它對少年魯迅的詩歌思維產生過某種影響，應該不是太離譜的想象。

但這些，只能算是普通一般的關係材料，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周建人曾在文章中這樣說：

然而他（魯迅）的性情，有些地方，還是很像祖父的。……這種心情，與祖父有些相像的。（《魯迅去世已經十年了》）

魯迅與周福清之間，有哪些相像呢？

首先，最容易想到的，是罵人。這也是祖父讓魯迅反感的地方之一，前面幾個例子已能說明。周福清的罵人，絕不僅僅限於在自家臺門裡揚威，他是連慈禧、光緒，都毫不“避諱”地痛罵為“昏太后”“呆皇帝”。可知當年章太炎的“載湉小丑”，吳稚暉在東京的“罵老太婆”之類，洵非孤軍奮戰。

罵，現在幾乎成了魯迅的標籤之一。

魯迅與祖父周福清相像的第二個方面，要數到敢作敢為的反抗精神。關於魯迅這方面的敘述，已經夠多了，對周福清的這一面，知之者要少得多。周福清在江西金溪任知縣，不但跟頂頭上司知府關係搞不好，甚至跟江西巡撫也不對付，這也許就是沈葆楨奏摺中所說“辦事顢頇”的一部分。後來在杭州監獄坐牢，受到獄卒勒索，周福清二話不說，操起一根門閂，滿堂追逐、痛揍勒索的獄卒，讓人不由想起魯迅的一句名言：“叫人神旺”！

語言刻薄，算得上週福清、魯迅祖孫二人的另一項共同點。說起魯迅語言的刻薄，我立馬會想到顧頡剛先生。而周福清的語言刻薄，極端性地表現在他稱自己的繼室夫人，魯迅的蔣氏祖母為“長毛嫂嫂”！原因是太平天國戰亂期間，蔣氏曾失散於太平軍中，周氏遂以為她貞潔不保，故出此奇語。

魯迅刻薄之時極盡刻薄，隨和之處，又慨然隨和，最讓人難忘的，莫過於為馮省三修皮鞋的奇聞逸事了（這件事的真實性頗有人存疑，但我想，如果是真的，倒也符合魯迅所說的某種魏晉風度）。而乃祖也有這等異人之舉。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中講述過一個故事，說周福清在金溪做知縣時，有個女傭是自他從小就僱用的，也帶到金溪任上，幫周福清做飯。周福清乳名為“福”，老女傭就稱呼周福清為“福官”，到了吃飯時節，不管三七二十一，女傭跑進周福清的知縣“簽押房”（辦公場所），總是大叫一聲：“福官吃飯者”，“稍微遲延，還要再來一聲‘毫燥’（紹諺：作‘趕快’解），他也不以為忤”。

周福清身為翰林，魯迅成名之後，始終是普通人的心態與習慣，毫無做作裝樣子與端架子的惡俗習氣，讓人印象尤深。

周冠五在書說：“介孚公（周福清）經常具有一幅神聖不可侵犯的姿態，沒和他接近過的，總不免望而生畏，實在他卻是色嚴而不厲。”

魯迅曾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自述：“他（海嬰）只怕男一個人，但又說，男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魯迅書信·致母親》1936年1月8日）

不懂此處者，不足與言魯迅。

魯迅與周福清對死亡一事的坦然態度和遺囑中的務實告誡，也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有意思的是，魯迅與其祖父相似的特徵，一度曾為胡適所捕捉：

去看啟明，久談，在他家吃飯；飯後，豫才回來，又久談。周氏弟兄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鑑力與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鑑力雖佳，創作較少。啟明說，他的祖父是一個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談及一個忘恩的朋友，說他死後忽然夢中來見，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對他說：“今生不能報答你了，只好來生再圖報答。”他接著談下去：“我自從那回夢中見他以後，每回吃肉，總有點疑心。”這種滑稽，確有點像豫才。（胡適1922年8月11日《日記》）

“滑稽似豫才”，這句話其實是不可以輕易放過的。

魯迅與周福清的相似之處，還有一點，也容易讓人產生聯想，這就是他們對於自己妻室的奇異態度。周福清對於繼室夫人蔣氏，似乎一直都不太好，太平軍之事恐怕只是原因之一，或乾脆就是藉口。據周冠五書中說，周福清在金溪任知縣，蔣氏也隨同在任，有一回卻發生了所謂“聽窗事件”，並且從此以後，“介孚公和蔣老太太的惡感愈深，以致終其身而不交談”。

周作人在《魯迅小說裡的人物》一書，也有一節寫道蔣氏祖母的事：

但是造成祖母的不幸生活的還有一個原因，……這即她的被遺棄。……她的生活是很有光榮的，她是“翰林太太”，也到知縣衙門去上任過，可是後來遺棄在家，介孚公做著京官，前後蓄妾好些人，末後帶了回去，終年的咒罵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魯迅小說裡的人物》，121頁）

魯迅和朱安婚姻的最大特徵之一，也是沒有話說，以至於朱安抱怨說：“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

這裡要補充說一下，周福清對於蔣氏夫人的遺棄，很有可能是魯迅對祖父反感，乃至對立情緒的一項主要原因，這一原因是與反對納妾互為表裡的。魯迅對於蔣氏祖母的感情，可以從小說《孤獨者》得到證實。關於這篇小說的真實背景，可參看周作人《魯迅小說裡的人物》中，《孤獨者》和《祖母》兩節。然而讓人感嘆的是，魯迅自己後來在婚姻上的命運，竟然有些重演了祖父的故事。

周福清和魯迅從本質上說，都是那種極重規矩和理念的人，他們也非常執著於自己的理念和規矩，然而他倆又都是那種會在突然之際，打破理念和規矩的人。這種執著與破壞的突然轉換，形成了周家祖孫二人身上特有的某種張力。

在這種對於理念和規矩看重執著的背後，是一種準清教性質的東西。周福清對於道德，顯然有一種即使在臺門人士看來，也已經過時的守衛，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盤絲洞”的故事了。周福清對於子侄輩抽菸、喝酒的痛恨與告戒，除去現實原因外，多少都含有道德的因素在其中，當然，道德與現實本身在此也並不完全可分。魯迅對於道德，給人更多、更強烈的印象，似乎在於衝破舊的道德上，其實這仍然是以道德為軸心的反向運動，一種反向折射，其背後，正是要樹立新道德的精神與努力。祖孫二人雖然所維護與破壞的道德內容，或許適正相反，但其表現精神之內在結構與力度，卻是一致的，相似的。

說到周氏家族的道德話題，也許不應該忽略一個名字：周敦頤。年少的魯迅曾有詩句曰：“好向濂溪稱淨植，莫隨殘葉墮寒塘！”（《蓮蓬人》，作於1900年），濂溪即周敦頤。周福清和魯迅身上那種近乎嚴厲的反墮落傾向，根源之一，或即在此。

如果我們像之前比較魯迅三兄弟與祖父的情感關係一樣，再來作一番比較，我們會很容易發現，兄弟三人中，惟魯迅與祖父周福清最為相像，在周作人和周建人身上，找不出像魯迅與祖父如此多的相似之處，尤其是在一些足以表現出一個人的主要特徵的地方，即使有，也是隱曲暗通，不像魯迅與祖父之間具有那種一眼即可辨識的明顯特徵。

那麼，這份相像是怎麼來的？

要說清楚兩個人的相像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在此之前，先得說明解釋一下，所謂兩個人的相像，決不是說像一個人站在鏡子面前那樣。兩個人的相像，指的是其有相像之處，但不管能找出多少相像之處，兩人身上的差異，肯定要大於他們的相像。因此，所謂相像一詞所表達的，並不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意思。

要探尋周福清和魯迅二人，之所以有諸多看上去相像的原因，除了俗語所謂“隔代遺傳”之外，——但同為隔代祖孫，周作人與周建人身上，何以相像之處遠不及魯迅？——我們首先要注意到，他們兩人在家庭和家族中的位置，即長子地位。周福清是他父親苓年公的唯一男嗣，所謂“獨子”（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第30頁），而苓年公本身又是長子（同上，第31頁），因此，周福清在周氏臺門裡，“他（周福清）輩分高，年紀老，在本臺門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裡要算是最長輩了。”（《知堂回想錄·祖父之喪》）

而魯迅“是智房派下的長子長孫”（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第56頁）。周福清一生育有二子，長子即魯迅的父親周伯宜，次子即與魯迅同年的伯升。周伯宜育有四子，椿壽早夭，魯迅為長子。

在以家族為主要生產、生活單位的年代，尤其是在有嫡長子傳統的漢族社會里，長子無論在現實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佔據著特殊的位置。這種地位上的男子，通常會有一種更強烈的道德意識和現實承擔。這一點，在周福清和魯迅祖孫二人身上，尤其是魯迅身上，有令人難忘的印象。八道灣的生活史，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然而，長子心態，從某種角度說，只是一個基礎和前提，它還須與現實和真實的人格結合，才會產生有實際意義的結果。那麼，在周福清和魯迅身上，能看到一種什麼樣的人格特徵，足以使二人產生為他人所沒有的相似性？這就是兩人共有的強烈寄望心。周福清和魯迅，都屬於那種對自己，也對他人有著強烈寄望心的人物。這一點，跟長子地位也是相關聯的。周建人書中，寫周福清從北京回到紹興臺門後，持八角銅錘在庭院中追打沉溺於鴉片和酒精中的侄子四七，周建人分析道：

但我祖父獨獨對四七特別痛恨，想必因為他當年帶四七去過江西，期望越高，失望也更深的緣故吧！（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

魯迅則因為譯書的緣故，曾經對周作人揮以老拳。

大概我那時候很是懶惰，住在伍舍裡與魯迅兩個人，白天逼在一間六席的房子裡，氣悶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與魯迅起過沖突，他老催促我譯書，我卻只是沉默的消極對付，有一天他忽然憤激起來，揮起他的老拳，在我頭上打了幾下，便由許季茀趕來拉開了。（《知堂回想錄》（上），《鄔波尼沙陀》，安徽教育出版社，第154頁）

魯迅在《墳·寫在〈墳〉後面》中，坦承自己性格“時而很峻急”。為何峻急？其中之一，就是寄望心太重，寄望太深。他不僅對周作人這樣，對自己，甚至對自己身處的這個民族，也是這樣。

就像周福清揮舞八角銅錘追打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