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學古代史博士候選人 何彥霄
《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沈衛榮、姚霜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76頁，128.00元
這無疑不是一個對語文學友好的時代。今年6月，普林斯頓大學古典系決定取消本科生古典學專業中對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要求。鑑於普林斯頓古典系在學界的重要地位，這一舉動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美國和中國都引起了激烈反響。當然，對中國而言，由於翻譯和文化誤讀等原因，國內過於誇大地將這一政策理解為一種自殺行動。美國大學本科強調通識教育，“專業”在美國本科的意義並沒有在國內大學那麼重要。同時，對有志於本科畢業後申請古典學博士的本科生，他們也會自覺將希臘語、拉丁語學到博士錄取所需要的程度。與此說這是古典學的自殺，不如說這背後反映的是美國大學人文學科焦慮下古典學的自救。
筆者再舉一個類似的例子，2018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決定在本科專業中開商業經濟學（Business Economics）方向，與其他傳統的經濟學專業不同，這一方向不要求本科生修習數學。對已經完全定量化的經濟學而言，不修習數學可以說不可思議。但這一方向僅為本科畢業後希望立馬工作的學生而設，希望在經濟學領域繼續深造的學生無疑會學大量數學，甚至會把數學作為雙專業。
與芝大經濟系類似，普林斯頓古典系的舉措是為了吸引更多本科生來修古典學專業。特別是美國大學允許本科生修雙學位，普林斯頓這樣可以大大降低修古典學雙學位的門檻，對修數學、經濟、工程等專業的學生，就可以以較低成本來修一個古典學雙學位，為自己的學歷錦上添花。當然，如果經濟學是芝大本科生中最受歡迎的專業，芝大經濟系開設商業經濟學方向僅僅是進一步擴大主修經濟學專業學生的數量的話，普林斯頓古典系的舉動反映的則是美國人文學科系對自己“合法性”的不安感。不僅以古典學為專業的本科生屈指可數，僅僅作為滿足通識教育要求去上人文課，學生也許更願意去上東亞電影課，而不是來上希臘史詩課。對這一狀況，Netflix最近熱播的電視劇《英文系主任》（The Chair）有生動反映。一位亞裔女教授成為美國某精英學府英語系的系主任，她上任伊始，文理學院院長給她的一大任務是，如何讓系裡的老學究們退休，因為選修他們課的本科生屈指可數。當然，這並不一定是英語系本身的危機，而是英語系裡傳統研究方向的危機。對此，劇情裡有生動反映，學生們對英語系黑人年輕女教授開設的“性別與小說”課趨之若鶩，而教中古英語文學的白人老太太無論怎樣強調以喬叟為代表的中古文學如何重要，學生們都無動於衷。
《英文系主任》裡教中古英語文學的教授將學生對自己的“差評”教學評估檔案燒掉
無論是普林斯頓古典系的教學改革，還是《英文系主任》裡的劇情，都觸及語文學在美國學術文化生態下的尷尬處境。人文學科如果需要生存，就需要拋棄語文學。當然，西方不亮東方亮。就在語文學於美國節節敗退時，這幾年在中國卻有了較大發展，從事研究各種文明的古代和中古文字的學者都日趨增多。清華大學藏學家沈衛榮先生是其中的代表，他不僅僅是實踐中的藏傳佛教語文學家，還提綱挈領，從比較的角度對語文學進行了反思，出版了《迴歸語文學》一書，以闡釋自己的語文學理念。當然，對“迴歸語文學”這一說法，對受到後現代洗禮的學者而言，也不禁也會有疑惑：如果迴歸語文學的話，是否意味著應該拋棄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西方學術的所有理論進展，回到十九世紀的歐陸語文學？對此，最近沈衛榮先生和清華大學姚霜博士主持編譯的《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一書似乎給出了答案。
這本書是一部譯文集，收錄了十九篇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反思語文學的文章。儘管兩位主編並沒有給這些文章進一步劃分，但根據文章類別，這十九篇文章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到六篇和第十二篇是西方語文學的反思，第七到到十一篇是東方語文學的反思，第十三到第十九篇是對語文學本身的反思。
這本書的名字直接來自書裡的第一篇論文“何謂語文學”，作者茨奧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1988年在哈佛大學組織舉辦了“何謂語文學”的會議，而該文則是對這場會議的綜述。儘管這場會議是二十多年前舉辦的，根據這一綜述，裡面提到的許多問題到現在也並沒有過時，特別是語文學和理論之間的張力問題。作者根據自己的中世紀研究專長，特別有洞見地指出這一張力類似於中世紀時文法和辯證法之間的張力。同時，這是一場跨學科的會議，與會者既有荷馬專家格里高利·納吉（Gregony Nagy），也有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還有印歐語專家凱爾瓦特·威特金斯（Calvert Watkins）。可以說，《何謂語文學》繼承了這一工作，將對不同區域的語文學的反思集中起來。接下來貢布萊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的“何謂語文學的力量”取自作者同名著作的導論，作者以羅曼語文學家的視角，對語文學背後的工作（識別殘篇、編輯文字、歷史評註和對文字歷史化）進行了文學理論反思。而接下來四篇文章都是對古典語文學歷史的介紹和反思，門馬晴子、特納（James Turner）、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是從非古典學家的角度、從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視角對古典學歷史的不同層面進行概括。而理查德·托馬斯（Richard Thomas）則是從古典學家（更確切說，拉丁詩歌專家）的視角，反思了古典語文學。托馬斯的文章特別提到了兩點：當時的各種文學理論都有對古典學做貢獻的潛力；新出土材料在不斷拓展古典語文學研究範圍。可以說，托馬斯的這兩個展望都已成為現實。托馬斯提到的新歷史主義在八十年代剛剛在英語系裡成為潮流，如今已是古典語文學（尤其希臘文學）的主流方法之一；而新出土的紙草和銘文的確也在不斷擴充套件古典語文學的文字研究範圍。如果說托馬斯的文章表現出古典學家對語文學的自信，薛愛華（Edward Schafer）的“何為漢學，如何漢學？”則表現了作者作為以語文學為基礎的傳統漢學家對二戰後美國時興的社科取向的“中國研究”的擔憂。回過頭來看這篇源自1982年的演講文章，作者的擔憂完全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現在以語文學為取向的傳統漢學研究的確在美國東亞系框架下成了小眾方向。在此之外，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和諾曼（K. R. Norman）的文章則分別對梵文語文學和佛教語文學進行了基本介紹。作為補充，卡貝松（Jose I. Cabezon）的文章則是方法論反思。這篇文章對不同路子的佛教研究各打五十大板，比如認為北美佛教學者語文學功底不夠，喜歡用理論代替材料；而歐陸和日本學者則過於語文學，限制了文字的解讀活力。儘管卡貝松僅僅是對佛教研究進行反思，他對不同學術傳統得失的評論，基本可以概括歐陸和北美人文學科的不同學術趣味。諾伊維爾特（Angelika Neuwirth）的文章則從語文學的角度，對《聖經》與《古蘭經》的互文性進行了分析，從語文學的角度闡釋了作者對伊斯蘭興起這一重要思想史事件的思考。而孔妮格（Christoph Koenig）的文章則是透過對里爾克的一首詩的分析實踐，闡發作者對語文學的理論思考。這兩篇文章都是以小見大，從文字分析角度引申到大的思想史和理論問題。接下來的兩篇同名文章，德曼（Paul de Man）和薩義德（Edward Said）的“迴歸語文學”都是從批評理論家的角度對語文學進行反思。如果說德曼更是從文學研究本身的角度強調語文學的重要性話，薩義德則是從文學的政治性、社會性角度強調細讀文字的重要。接下來哈芬（Geoffrey Harpham）與麥思林（Markus Messling）則是在德曼和薩義德的“迴歸語文學”的命題下，從語文學歷史的角度對語文學背後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特別是十九世紀語文學背後的種族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哈芬很好地闡釋了“迴歸語文學”命題所揭示的語文學背後的力量，強調語文學表面的枯燥乏味背後是一強大的批判力量，是對宏大敘事權威的構建。最後的三篇文章則是波洛克以印度學家的角度對語文學進行的理論反思。“未來語文學？——一個硬世界中的軟科學之命運”直接表現了作者作為語文學家對語文學在現代技術化世界裡處境的擔憂。從純學術的角度，作者在歐亞文藝復興的史學觀念影響下，對早期近代歐洲、印度和中國同時出現的語文學早期研究進行了介紹，可以對之前的文章進行補充。同時，波洛克也回應了德曼與薩義德的迴歸命題，認為他們僅僅是從文學批評家的角度強調文字細讀，並沒有真正進入語文學家的世界。“語文學的三個維度”裡則揭示了語文學內部的張力，歷史主義和人文主義路徑；而“語文學與自由”一文則更從意義的角度強調了語文學究竟為什麼還需要在二十一世紀存在，能給人類未來帶來什麼。
保羅·德曼
可以說，總體上，這本不算特別厚的書在論文選擇上兼顧了西方語文學和東方語文學，兼顧了實踐和理論，也兼顧了古代和現代語文研究。當然，在論文選擇上，也不可避免包含了兩名編者自己的趣味，西方方面佔大頭的是古典學，東方方面佔大頭的是佛教研究和印度學。在近東和中東方面，只選擇了一篇關於古蘭經的研究。儘管該文章涉及了聖經研究，但這本書並沒有選擇關於聖經研究方面專門的介紹與反思文章。在西方語文學歷史上，聖經研究的重要性不亞於古典學，尤其是亞述學和閃米特語文學都是直接從聖經研究中產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與此同時，書中文章對古典學歷史的介紹則是依循希臘化和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這一傳統線性敘事方式，忽略了東方敘利亞基督教和阿拉伯語文學對希臘古典傳承的重要作用。而對此，國內已經有不少介紹。因此，該書儘管選擇了關於古蘭經的討論，卻忽略了古蘭經之外的阿拉伯語文學傳統，這也是一個遺憾。當然，對古典學、印度學、漢學的同時涵蓋已經使該書能超越市面上其它僅限於介紹西方語文學傳統的書籍。
最值得注意的是，兩位編者選擇的作者都屬於當代學者，其中薛愛華、保羅·德曼、薩義德雖然已經作古，他們的學術實踐和理論對當代學術仍然有很大影響。因此沈先生強調的迴歸語文學，其旨趣應該是和德曼與薩義德一樣，並不是拒絕二十世紀以來的學術理論進展，強調對語文學一種鄉愁式的復古，而是從當代學術的角度，強調語文學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門基礎學科。正如兩名編者在導言結束時所指出的，語文學和理論不應該是對立的關係，而應該是分工，語文學是基礎，而理論需要在紮實的文字基礎上升華。
對此，德曼在耶魯大學的學生格蘭·莫斯特（Glenn Most）也許可以表明這一點。他在耶魯比較文學專業博士畢業後，又去德國圖賓根大學讀了古典語文學的博士，完成了關於品達的博士論文。後來，在海德堡大學擔任古典語文學教授時，他又組織會議對語文學實踐進行反思（對此，貢布萊希特和波洛克在書中的文章都有所提及），可以說踐行了德曼的“迴歸語文學”。
在此之外，筆者還可以想到一位學者的學術實踐可以闡發理論和語文學的互補關係。哥倫比亞大學的希臘化史專家John Ma雖然主要領域是古代史，但他也是一位優秀的語文學家，尤其是古希臘銘文學家。他在1994年在《劍橋古典雜誌》（The Cambridge Classical Journal）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黑色獵手各樣”（Black Hunter Variations）。這篇文章對羅馬時期希臘作家普魯塔克的《客蒙傳》記載的一個公元前1世紀的逸聞進行了解讀。這篇文章不同尋常之處在於，第一部分是用法語寫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則是用英語寫的。法語寫的部分是從法國結構主義角度對這一故事背後的文化內涵進行解讀，可以算是後現代的帶有理論旨趣的研究；而英語寫的第二部分則是對這一部分的希臘語文字進行了註疏，算是傳統的古典語文學工作。在最後部分，作者則進行了理論反思，強調面對古典學裡的不同路子時，究竟僅僅是選擇站隊去嘲笑另外一方（理論方認為語文學方沒有思想而語文學方認為理論方只是賣弄概念）還是可以進行綜合？作者用這篇文章表明，這兩種路子並不矛盾，可以共存。
後來，John Ma的學術實踐繼續沿著這一綜合的道路。在他出版於2000年的《安提奧庫斯三世與小亞細亞西部的希臘城市》（Antiochos III and the Cities of Western Asia Minor）裡，從公元前三世紀末希臘化的著名國王安提奧庫斯三世與小亞細亞西部的希臘城市互動的角度，對帝國與城邦這一希臘化史的重要問題進行了探討。這本書第一和第二章是傳統的政治史敘事，探討了公元前三世紀塞琉古帝國在小亞細亞地區的勢力進退；第三和第四章則運用了奧斯丁(J. L. Austin)的話語分析理論，對與安提奧庫斯三世相關的小亞細亞西部希臘城市的銘文進行了解讀，從話語實踐中反思希臘化帝國是什麼，這可以說是非常後現代和理論趣味佔主導的研究。但是，最後有一長長的附錄，作者對所有用到的銘文進行了整理、翻譯和註釋，這又是非常傳統的語文學工作。因此，作者的理論趣味和關懷並沒有與更加枯燥的銘文整理工作衝突，兩者反而相得益彰。
《安提奧庫斯三世與小亞細亞西部的希臘城市》，牛津大學出版社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電視劇《系主任》，儘管裡面有意展現老派學術與新派學術在北美人文學科的張力，但現實也不一定像劇中展現的那樣涇渭分明。《何謂語文學》中第四篇文章的作者理查德·托馬斯是一位老派的拉丁語文學學者，主要工作是對拉丁詩歌進行註疏，是非常傳統的語文學工作。但是，在2017年，他出版了《鮑勃·迪倫為什麼重要》（Why Bob Dylan Matters）一書，對美國著名流行歌手鮑勃·迪倫的歌詞進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說，老派古典學家成了當代流行樂評論人。托馬斯在哈佛大學也長期給本科生開設關於迪倫的課。在美國，流行文化研究是一個非常成熟的領域，學界共識是，對優秀的流行歌詞，是完全可以運用分析經典文學作品的方法去分析。因此，托馬斯實際是運用他分析拉丁詩歌的專長去分析迪倫的歌詞。托馬斯特別強調，迪倫之於戰後美國如同奧古斯都詩人之於早期羅馬帝國。在此之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當代日韓問題的社會學家John Lie在2015年出版了《韓流：韓國的流行音樂、文化遺忘與經濟創新》（K-Pop: Popular Music, Cultural Amnesia,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in South Korea）一書。這本書裡，作者分析K-Pop到底是什麼時，有句非常有趣的話：“語文學已經過時。但這也是從事任何研究一個不壞的出發點。”後來，筆者在與Lie教授郵件交流中才得知，他是一位古典學功底非常深厚的社科學者，一直以來有保持閱讀希臘拉丁文原典的習慣，他對語文學傳統的喪失也是持批判態度。
《鮑勃·迪倫為什麼重要》，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因此，如果不做深入瞭解，人們不會想到一位老派古典學家也可以是優秀的當代流行音樂研究者，也不會想到一位研究韓流的社科學者會有非常深厚的語文學功底。而這又來源於學科內部不同分支和學科之間長久以來存在的偏見和刻板印象。因此，就回歸語文學而言，除了需要有一批學者從事制度化、技術性的語文學學科時，更應該強調的是一種語文學精神。而對語文學精神的強調，除了為後現代的人文學術提供一個紮實基礎外，更應該讓語文學為文科提供一個對話平臺。如果有古典語文學家認為用分析古典作品的方法去分析當代流行歌詞是在褻瀆古典學的話，這恰恰是在限制語文學方法的潛在活力，即認為語文學方法只適合去研究精英作品，不適合去研究層次更“低”的流行作品。而在此觀念背後又是長期佔據古代研究的好古主義、精英主義思潮。在這樣的觀念下，古典學家很有可能不經意間忘記了自己和當代流行藝人一樣，是共處於同樣社會文化生態維度和政治經濟背景下的二十一世紀的人，而認為自己是古代希臘羅馬精英的一分子。這樣的做法只會產生惡性迴圈，外界會越發認為語文學不可救藥，而自己會越發認為自己是最後的精神貴族，是守護某種“高等”文化的“祭司”。如果強調語文學是一門文科中擁有科學主義精神的嚴謹學科的話，這種好古主義、精英主義態度恰恰是干擾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客觀與中立的非理性因素。因此，迴歸語文學也許可以理解為是語文學的一次自我革新，是在對人文學科後現代反思的基礎上，將伴隨傳統語文學的好古主義、精英主義等意識形態去除，同時為文科研究提供一個紮實的基礎和跨學科對話平臺。正如茨奧科夫斯基1988年在哈佛大學組織的會議所展示的，是語文學讓哈佛大學的人文學者們有了一次難得的大規模的對話機會。
最後，我們要注意，沈衛榮先生和姚霜博士都是以藏學家的身份對語文學進行反思，一道組織編譯了這樣一本值得任何研究古代和中古文明和文字研究的學者一讀的好書。即使在語文學領域內，藏學在西方學界可以說是一門比較“小眾”的學科。比較小眾的學科往往是某種學科思潮的接收者，而並非某種思潮的開創者。比如，在美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古典學是學術思潮變動的起源和指向，需要一段時間古典學裡的思潮可能才會影響到漢學、印度學、亞述學等東方語文學科（波洛克可以算例外）。而在中國，按照季羨林先生的定義，藏學是屬於“大國學”的範疇。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內語境下，是藏學家而非古典學家對語文學家進行了這樣系統的反思和介紹，並以開闊的視野編譯了《何謂語文學》這本包含不同語文學傳統和理論反思的書。如果按照兩位編者的願景，語文學應該是理論研究的基礎話，也許我們可以期待，藏學實踐在中國的語境下可以為中國未來原創性人文思考和研究提供一個獨特的語文學基礎。
責任編輯：於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