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閏六月初十，這一天正是1911年8月4日，星期五。
是夜，深藏在資中、仁壽、威遠三縣交界的群峰峽谷中的千年古鎮羅泉，褪去了市聲鼎沸、馬嘶騾鳴的喧鬧，又恢復了寧靜和安謐。
在這座中西合璧的福音堂裡，一群神秘的人物正聚在橘紅色的柔輝前，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這次會議表面上看是全川哥老會首領的“攢堂大會”，實質上是同盟會把保路運動由和平請願轉入武裝鬥爭的準備會和動員會，史稱“羅泉會議”。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讓中華大地被瓜分豆剖，古老的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的民族危機。
西方列強為了進一步奴役中國人民和掠奪中國財富，開始爭奪中國鐵路的修築權。粵漢、川漢鐵路是溝通南北和深入內地的兩條重要幹線，因而成為帝國主義爭奪的目標。這時，廣東、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為了奪回這兩條鐵路的自辦權，採用徵集“民股”的辦法，籌集築路的資金。
四川是天府之國,物產豐富,但交通不便，自古就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之說。那時，四川盆地北道之難不可越，南路之險殊難行，惟靠一條長江在與外界聯絡，四川人民迫切期盼修建一條出川的鐵路。
1903年7月，一份來自四川的奏摺擺在了清光緒皇帝的案頭。這份奏摺由四川總督錫良擬就。此前一個月，錫良由直隸正定府去四川赴任，行抵宜昌後舍舟而陸，對入川路途的險惡深有感觸。在這份奏摺裡，錫良奏請朝廷批准川人自籌資金修建川漢鐵路，光緒皇帝欣然批准。次年初，川漢鐵路總公司在成都設立。
此時，川人“人人營路事若家事”，籌資修路的熱情非常高。從1905年至1910年，川漢鐵路總公司靠發行股票募集了1670餘萬兩白銀，全川7000萬人無論貧富貴賤，人人都成了川漢鐵路的“原始股民”。
1909年12月10日，川漢鐵路開工典禮在宜昌舉行，那天的成都萬人空巷，市民們在極其快樂的氛圍中聚會慶祝。
可是好景不長。帝國主義不肯讓中國自己修成鐵路，迫使清政府訂立了鐵路借款合同。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宣佈將四省人民集股商辦的粵漢、川漢鐵路收歸國有，以出賣給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至此，川漢鐵路築路權落入外國列強之手。
清政府這一賣國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指導之下，一個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爆發了。
鐵路收歸國有對四川是非常不公平的。當時規定，而原來四川人民的集資款概不退現款，只換髮國家鐵路股票，這引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不滿。所以，在這次保路運動中，四川人民走在了最前面，其規模之大，行動之迅猛，大大震驚了清王朝。
二
保路運動最初是由清王朝中的立憲派發動和組織的。立憲派是資產階級上層及其政治代表所組成的政治派別，是既反對清朝統治的現狀，要求改革，也反對革命，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在保路運動中，他們主張的是“文明爭路”，採取的是抱著光緒的牌位“哭訴” “乞求”的辦法，要求清政府“俯順民情”，收回成命，維持商辦原案。
6月17日，由立憲派紳商在成都發起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號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約保路”。全川各地聞風響應，紛紛成立保路分會和協會，會員眾至數十萬，從而形成以成都為中樞的全川反帝愛國聯合陣線。但是，對這種軟弱的乞求，清政府根本無動於衷，而是採取高壓政策，以致保路運動走到了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此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政治綱領的中國同盟會員，覺得這是個大好時機，走到了歷史的前臺。他們聯合在四川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反清會黨——哥老會，外以保路為名，內行革命之實，積極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積蓄力量，準備進行推翻清政府的鬥爭。
同盟會之所以把哥老會作為聯絡、聯合的物件，是因為哥老會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其反清思想與同盟會的政治綱領殊途同歸。且這支民間秘密社團，其成員多為“驃悍之徒”，內部組織嚴密，不僅有極嚴格的堂規，還有秘密的暗號、隱語作為聯絡手段，可以一呼百應，千百立集。
所以，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孫中山即派人來川與四川的哥老會結成了革命聯合陣線。保路同志軍首領王天傑、秦載賡等就是身兼會黨首領的同盟會員，他們是四川同志軍起義的骨幹力量。
三
6月13日，清政府與四國銀行團簽訂的"借款合同"寄達成都，清政府奪路、奪款、賣路、賣國的原形畢露，當訊息傳到四川便群情激憤，星火一觸即發。
7月中旬，新津九個哥老會聯合成立的“九成團體”的總舵把子侯保齋，藉口為自己慶祝六十壽辰，召集“四方同志百餘人”聚會新津，舉行緊急會議，醞釀武裝起義。同盟會員、華陽縣哥老會首領秦載賡也應邀參加。會議通過了“各回本屬，預備相機應召，一致進行。”的決議。對起義步驟作了周密計劃:“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則先據川東南，扼富庶之區，再窺進取。”這次會議強調了同盟會與哥老會的聯絡，為羅泉會議召開創造了有利條件。
新津會議後，同盟會員龍鳴劍與秦載賡於7月底在羅泉的胡範渠書樓碰頭，認為起義時機已較成熟，不能錯過，決定由秦載賡出面，用雞毛文書通知全川哥老會首領，以“攢堂大會”的名義到羅泉參加秘密會議，共商起義大事。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一個會議會在偏遠的羅泉召開呢？這是因為羅泉佔據天時、地利、人和幾個方面的條件。
一是天時。當時羅泉鹽商及群眾對修建川漢鐵路集股數額較大，清政府將路權賣給外國人，直接損害了其的利益，他們反應異常強烈，把保路運動作為維護自身利益的訴求運動，相繼開展了抗爭，並多次集會聲討，甚至組團去成都請願。
二是地利。羅泉深藏在資中、仁壽、威遠三縣交界的崇山峻嶺之中，素以產鹽而著名。這裡有鹽茶古道，商賈聚集，舟緝穿梭,馬嘶騾鳴，熱鬧非凡，到會人員借經商為名不易引起注意和懷疑。
三是人和。羅泉是武術之鄉，是老子武術“活化石”盤破門的最後遺存地。俠肝義膽的羅泉人非常講信義。此次羅泉會議的召集人龍鳴劍，是羅泉團總鍾嶽靈在成都法政學堂讀書時的老師。龍鳴劍每年由成都回老家榮縣，都要取道羅泉，借宿在鍾嶽靈家，與當地胡範渠等革命人士有較多的接觸。胡範渠是當地的富紳，羅泉的哥老會首領，可以為會議提供後勤保障；鍾嶽靈擁有地方武裝，可以保證會議期間的安全。
1911年8月4日，各路袍哥首領雲集羅泉。當天上午，在胡範渠家召開了預備會。深夜，在胡範渠家對面福音堂舉行了正式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同盟會員龍鳴劍、陳孔伯；同盟會員兼哥老會首領秦載賡、張達三、羅子舟、王天傑，哥老會首領胡重義、胡郎和、孫澤沛、侯國治等。侯寶齋和各地未到會的哥老會首領也派代表或管事參加。
會議商定了武裝起義方略。決定將保路同志會更名為保路同志軍，由秦載庚、侯寶齋主持川東、川南的起義工作，張達三、侯國治等人負責川西和川北的起義事宜。會議還統一了起義的指揮和行動，為武裝起義做了思想和組織準備。這次會議，就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羅泉會議”。
羅泉會議以後，龍鳴劍回到成都召開秘密會，通報情況，並往來於成都與各地間，親自或分派同盟會員督促起義。
四
羅泉會議以星火之勢，將起義的烈火燒遍了全川，也點燃了武昌起義引信，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
會議結束後第二天（8月5日），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在成都召開，衝破立憲派"文明爭路"的束縛，鬥爭日趨激烈。
9月7日，這一天，是舊時的萬靈節，是閻王爺關鬼門關的日子。剛剛接任四川總督兩個月的趙爾豐，卻親手打開了鬼門關的大門。在成都誘捕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等保路鬥爭的領導人，並令槍殺手無寸鐵的請願群眾，當場打死32人，受傷者不計其數，這在老成都人的心中有如刀劈斧砍。“成都血案”震驚全國。
當反動派把刺刀提上日程，早有準備的四川保路同志軍按羅泉會議制定的策略很快一呼而起。成都血案發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軍紛紛揭竿而起，猛撲成都。保路風潮就由同志會的文明爭路迅速演變成全川同志軍的武裝大起義。
同盟會員用木片製成“水電報”，投入錦江，傳警各地。成都附近十餘州縣的同志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皆呼號而起”，從四面八方把成都圍住，形成連營40裡30多萬人的隊伍。同志軍圍攻成都，表明四川保路運動已由立憲派領導的文明爭路發展為同盟會領導的武裝革命。
從此，起義的烈火燃遍了巴山蜀水，布及一百四十餘州縣。吳玉章、龍鳴劍在榮縣發動武裝起義， 9月25日榮縣宣告獨立，建立起了全國第一個縣級革命政權——榮縣軍政府。隨後，重慶、長壽、涪陵、南川、江津、合江等地在同盟會策動下也相繼宣佈獨立。
五
保路同志軍發起的武裝起義，令四川全域性風雲突變，清政府空前恐慌。為挽救搖搖欲墜的清朝政權，清政府急令在武漢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帶兵入川鎮壓四川人民的武裝起義。不料顧此失彼，端方帶著武昌的部隊離開武昌後,導致武昌防務空虛，客觀上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鄂軍中的革命黨人乘機發動了武昌起義。
1911年11月18曰端方帶來的部隊來到資中，駐在縣城大東街。此時，由於川內蔓延武裝起義，端方所部已經處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這個時候，鄂軍內部的革命黨人開始策劃暴動，11月27日入川鄂軍中的革命黨人陳鎮藩、曾廣大、田智亮在縣城東嶽廟議定，“從皆書押，剪去發辨，毀戶章、袖綴白布，以表明決心反正”。當晚，在資中縣城天上宮起義士兵將端方斬殺，宣佈起義。端方伏誅，大長了軍民計程車氣，大滅了清王朝的威風。
當時，清政府在四川的勢力就像一根扁擔，一頭是成都，一頭是重慶，資中處於中間。資中發生起義，好像從中間砍斷了這根扁擔，反革命勢力內部失去平衡，加快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在四川的迅速土崩瓦解。
資中起義的鄂軍與重慶軍政府配合，率部直逼重慶。重慶知府在革命勢力的震懾下，在朝天門剪掉辮子，繳出印信，重慶宣佈獨立。
成都的反動勢力聽說端方在資中被困，自知末日來臨，在端方被殺的當日，趙爾豐被迫把政權交給蒲殿俊。四川宣佈獨立。
羅泉會議和殺端方這兩件重大歷史事件，在四川保路同志軍起義和辛亥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為資中這個歷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彩。
六
羅泉會議是中國民主革命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我國辛亥革命史與保路運動史專家、原四川大學副校長、四川文史館館長隗瀛濤教授說：“羅泉會議在四川辛亥革命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是應該載入史冊的重大事件。
羅泉會議吹響了反帝反封建的統治進軍號。會議表面上是“攢堂大會”，實質上是武裝起義的準備會和動員會。羅泉會議的舉行，標誌著在川的同盟會員正式決定利用保路運動，尋找機會進行武裝起義，吹響了全川人民推翻清王朝腐朽統治的進軍號角。從此，同盟會就開始掌握了武裝起義反對清朝的領導權。
羅泉會議是保路運動的一個轉折點。它的召開，為四川武裝起義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和組織準備。會上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決定，不僅在最短時間內改變了保路運動的鬥爭方式，更從根本意義上改變了其鬥爭的性質及目標。保路運動由遊行示威、和平請願發展到罷市、罷課、抗捐抗稅，並迅速轉入武裝鬥爭，由爭取路權的運動轉變為奪取政權的革命運動。這是中國同盟會把保路運動轉變為武裝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的第一個具體步驟和重要里程碑。
羅泉會議點燃了全四川武裝鬥爭的燎原之火，並得以迅速鋪展開來，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索。由於有了羅泉會議做的準備，所以當成都血案發生後，全川人民能迅速組織起來進行反清武裝鬥爭。清廷不得不派端方帶湖北新軍入川鎮壓，造成武昌空虛，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義奠定了基礎，加快了武裝起義的程序，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所以，孫中山先生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推遲一年半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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