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只有汽車使用和修理業。
從1903年中國引進第一輛汽車,到汽車工業的完善,中國人用了近百年的歷史程序。而中國汽車工業的產生,源於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誕生。
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率團訪問蘇聯,剛到莫斯科不久,就參觀了蘇聯斯大林汽車廠,當隨著一輛輛汽車從生產線上走下來時,毛主席也十分肯定的說:
“我們也要有這樣的大工廠。”
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時,第一汽車製造廠就是156個重點工業專案之一。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誕生
籌建第一汽車製造廠,理所當然地選擇到了距離蘇聯較近的東北。
時任吉林省委常委的饒斌自告奮勇去當了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廠長。
新中國是建立在舊中國的廢墟之上,汽車工業在當時是一窮二白,我們一沒有技術,二不具備管理經驗,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在籌建之初,便遇到了重重困難。尤其是和蘇聯方面也產生了一定分歧。
考慮到要提高產量、增加投資、還要縮短時間,從原來計劃的4年縮短至3年,第一機械工業部認為該任務困難,於是向中央報告:
“4年完成就有困難,3年完成更無把握;但是如果不這樣亦有若干需要考慮之處,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
1953年6月,毛主席召集中央領導人開會,就第一機械部的報告進行討論,一致決定,調動全國的力量來支援建設長春汽車製造廠(以下簡稱一汽)。
鄧小平也出席了這次中央會議,並在會上贊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關於三年建成一汽的發言。
6月9日,毛澤東主席簽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力爭三年建設長春汽車廠的指示》, 造汽車成為我國首批重點工程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
"由於我們技術落後和沒有經驗,要在三年內建成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工程,不論在施工力量上的組織、施工的技術、國內裝置的供應以及生產準備等方面,都將會有很大的困難。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通報全國,責成各有關部門對長春汽車廠的建設予以最大的支援,力爭三年建成。"
也就此,鄧小平與一汽結下了不解之緣。
從1953年7月15日到1956年7月14日,一汽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順利地建造起來,並生產出第一批12輛載重4噸的的卡車。
當時的一汽,擁有員工3萬餘人,技術人員數千名,還有從蘇聯來的專家。
1958年2月,毛主席視察一汽時,對身邊的饒斌說:“什麼時候我能坐上我們自己生產的轎車呀。”
為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汽在這年4月份組建了轎車生產突擊隊,開始整車組裝的最後衝刺。
5月12日,一汽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輛東風牌小轎車,打破了中國不能生產轎車的歷史,當時新聞報道里有這樣一句話: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職工們,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試製成功了東風牌小汽車,經過檢驗,一切都合乎設計要求,職工們熱烈慶祝自己新產品的誕生,隨後就要去向毛主席、黨中央報喜。”
“東風”是出自毛主席的一句話“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取名東風,代表了中國人必勝的信念。
1958年5月21日,東風牌小轎車駛入中南海,圍繞草坪轉了兩圈後,穩穩地停了下來,車門開啟後,毛主席滿面春風的從車裡走了出來,高興的說:
“好啊,坐上我們自己的小轎車了。”
一汽加緊籌措研發,並於同年8月生產了中國第一輛CA72型紅旗牌高階轎車。
同年8月,鄧小平在北京參加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便到了東北,除了宣傳黨中央的政策方針外,還準備參觀一下長春一汽。
當時作為重工業基地的東北,不僅要完成自己的生產任務,還要完成支援全國建設的重要任務。
“只要不燒茅臺就行”
1958年9月19日,鄧小平一行人走進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
剛進入會客廳,迎面而來的就是掛在牆上的產品圖,鄧小平好奇地問了一句:“這是什麼產品?”
一旁的一汽廠長饒斌回答:“這是我們新近開發的產品。”
“好、好、好。”鄧小平眼前一亮。
饒斌詳細的為鄧小平介紹了一汽自1956年出車以後生產情況、新品研發情況、質量水平狀況以及幹部隊伍建設情況,鄧小平聽得非常認真,一邊問,一邊拿著小本子記錄。
“現在我們國家正處在經濟發展時期,國家要進行大規模生產建設,載重車今後用量會很大,你們要挖掘潛力多搞一些。聽說你們將來的產量要向10萬、20萬、30萬輛水平發展,這很好。發展汽車工業,就得要大批次,只有生產批次上去了,價格才會降下來。”
鄧小平詳細的詢問了紅旗牌高階轎車生產研發情況,還興致勃勃的參觀了轎車裝配車間,看著生產線上工人的忙碌,鄧小平不禁有些心潮澎湃。
“紅旗車比伏爾加怎麼樣?”
“比伏爾加高階。”
“比吉姆呢?”
“比吉姆也高階。”
鄧小平聽後十分高興:“比吉姆還高階,那可以多生產幾輛。”
伏爾加、吉姆、吉斯都是當時在國內的外國品牌車,伏爾加是俄羅斯高爾基汽車廠的一個汽車品牌,是當時國內比較普遍的公務用車。
而吉姆和吉斯則不同,他們屬於省部級領導以上的配車,而吉斯是屬於國家級領導人的專用車,從1945年到1959年,前蘇聯生產這種車也不過只有2000多輛,新中國建立之初,蘇聯贈送給中國6輛吉斯轎車作為禮物。
不過即便是能生產出汽車,對當時中國來說,還不算太難,最難的是缺油。
中國初期曾因沒有大型的油田,而被定義為貧油國,這幾乎也堵死了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程序。
至少是在大慶油田、勝利油田出現之前,中國還沒能力摘掉這頂貧油國的帽子。
沒有石油,也就沒有汽油和柴油,這是汽車的兩樣重要燃料。
五十年代初,北京的公交車燒的是煤氣,每個公交車的車頂上都頂著一個黑乎乎的煤氣包,甚至還有燒木炭的,汽油柴油只能供給政府部門以及軍隊使用。
談到燃油緊張問題時,鄧小平關切地問道:
“現在石油很緊張,能不能用其他的什麼東西來代替?你們可以大膽地研究。我們國家現在紅薯產量很高,它可以做酒精,可不可以燒酒精?只要不燒茅臺就行。”
話雖然幽默,可也深刻地揭示了當時中國面臨困窘的局面。
不過命運還是眷顧著中國人。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曾接觸過石油,根據古籍記載,中國在內陸深處的克拉瑪依發現了石油存在的痕跡,李四光依據此提出了陸生石油的理論,最終為發現大慶油田、勝利油田奠定了基礎,也讓中國人順利摘掉了貧油國的帽子。
當然這也就是後話了。
總而言之,汽車工業是中國工業建設的一個縮影,幾代的中國人為此不懈努力,開創出嶄新的局面。
鄧小平視察一汽期間,對每一道工序瞭解的都非常仔細,一汽也有不少新的工業技術,是自主創新而來,鄧小平對此十分感興趣,在細心的看過工人表演後,鄧小平指著機床說:
“機械加工是個很複雜的過程,許多東西都是由簡單到複雜,由複雜到簡單的。德國現在有許多機床就很簡單,但能解決大問題。”
鄧小平總結了一汽生產管理的經驗,總結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驗,並向黨中央毛主席做了彙報。
離開時,鄧小平對一汽提出了許多要求,並希望他們再創輝煌,只是沒想到的是,才僅僅過去幾年,一汽便又有了不一樣的進步。
1964年7月10日下午,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長春市市長吳德的陪同下,鄧小平第二次視察了一汽。
一汽副廠長郭力、孟少農引鄧小平步入接待室,時隔多年,鄧小平再次來到這個地方,一進門他就注意到了牆上掛著兩幅黑白照片,一副是解放牌卡車圖,一副是一汽開發的新的軍用越野車圖。
鄧小平迫不及待的詢問:“這種越野車的產品效能怎麼樣?產能有多少?”
事實上就在鄧小平到一汽視察時,一汽開發的CA30A越野車已經正式投產,而生產的紅旗牌轎車,也打入了國際市場,並多次在國際展示會亮相。
工作人員告訴鄧小平:
“越野車已經投產半年多,工人們正在加緊製造,準備在國慶15週年慶典時拿出300輛向國家獻禮。”
“好啊,一汽的變化不小。”
鄧小平興致勃勃的參觀了一汽發動機廠和裝配工廠,並親切的詢問了一線工人的生產生活學習等情況,
一汽對紅旗轎車前後進行了十幾次的改進,生產出了大小兩排座和大小三排座的紅旗轎車,還生產了專供國家領導人乘坐的紅旗防彈車。
自鄧小平換乘紅旗轎車以後,就一直乘坐,並與紅旗轎車結下了不解之緣。
1984年6月,一汽接到任務,為出席國慶35週年閱兵式的軍委主席鄧小平生產紅旗防彈檢閱車。
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一汽的工人們拿出熱情,組織了攻關隊,終於在國慶前夕生產出兩輛可供使用的紅旗牌防彈檢閱車,經過實地測試確保無誤後,9月30日晚,該紅旗檢閱車開進了中南海。
11月3日,鄧小平和國慶首都閱兵總指揮秦基偉專程給一氣發去了嘉獎令和慰問信,以表彰他們做出的特殊貢獻。
新時代,新變化
1984年國慶35週年時,一汽接到生產紅旗防彈檢閱車的任務,可以說是險之又險。
一汽接任務時,轎車生產已經停滯多年,而且受過去影響,一汽的生產經營也相當的困難,急需改革發展。
中國的工業水平在當時落後世界水平一大截,尤其是在汽車生產一項上,就有很大的差距。
1977年10月,中方人員赴日考察,按照慣例需要使用自己的汽車,並在車前懸掛中國國旗。
有一次,日方安排中方人員前往新日鐵的八幡廠考察,結果中方的車一開上路,怎麼也追不上日方的汽車。
一路上走走停停,中方人員有些難堪,也害怕丟面子,於是司機加大馬力想要追上去,結果一聲巨響,汽車拋錨在半路上。
最後不得已,還是坐日方人員的汽車才趕到目的地,而我們自己的車,被日方清障車給拖走了。
參加訪日代表團的原東北冶金工業部副部長葉志強後來回憶稱:
“我們心裡真不是滋味啊,大使館用的車時我們最好的轎車,面板用的是熱軋鋼板,既厚又重還要生鏽,塗漆以後光潔度也不好,而日本用的是冷軋板,酸洗、鍍鋅、電烤漆,輕盈、透亮……”
不過汽車行業的改革究竟該如何走,在當時還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因為思維的侷限,當時的中國只是想到,利用引進的外資和技術,幫助本國發展生產。
1978年10月,在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談重型汽車專案的引進時,時任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湯姆斯.墨菲向中方提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只談引進技術,而不談合資經營。”
合資經營在七十年代末,還是一個比較新穎的人提法。
負責談合作的李嵐清在時隔多年以後回憶稱:
儘管我們懂得一些英語,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擔”,“venture”是“風險”,連在一起似乎應當是“共擔風險”,但對它的確切含義並不清楚。於是墨菲就讓他手下的一位經理,向我們詳細介紹了“joint venture”的含義:就是我們雙方共同投資,“合資經營”企業。這位經理還向我們介紹了合資經營企業的好處,怎樣搞合資經營,以及他們與南斯拉夫建立合資經營企業的經驗,等等。
這種新穎的提法,確實是讓國人大開眼界。
當時儘管有人對這種合作方式非常感興趣,可侷限於時代認識,很多人不敢開這個先例。
有人說,這不是我們共產黨人和外國人“結婚”了嗎?大家成了“一家人”,這是走資本主義路子?還是走社會主義的路子呢?這是一種“洋奴哲學”,“賣國主義”的做法。
當時有規定,比較重要的談判專案,一律要向國務院引進辦公室寫簡報,只是沒想到的是,這份簡報送上去以後,很快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
1978年11月9日,鄧小平在簡報上批示:“合資經營可以辦”
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就轎車專案向鄧小平請示時,鄧小平明確表示:
“不僅小轎車可以搞,重型汽車也可以搞合資經營。”
有了鄧小平的幫助,合資專案得以順利推進。
1984年,北京汽車工業公司和克萊斯勒共同投資的轎車生產企業誕生。是中國境內第一家整車製造合資公司。
有了鄧小平的支援,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饒斌提出,合資專案可以由上海承擔。一機部向向美國的通用、福特、日本的豐田、日產,法國的雷諾、雪鐵龍,德國的賓士、大眾等著名企業發出邀請電。
當時大多數企業都認為,中國工業基礎太差,難以合作,豐田、賓士相繼解決,唯獨美國通用、福特以及德國大眾表示很感興趣。
經過六年多的談判,最終與德國大眾達成一致協議,大眾提供1982年最新款的桑塔納新車。
一開始上汽與大眾的合作確實遭遇到重重阻力,不僅僅是我們,就連德國大眾總部也對此合作產生相當大的質疑。
為促成這個專案,中德雙方都付出了不小的心血。
1985年2月16日,上海大眾正式建立。
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視察在他關注下新建的上海大眾汽車公司,看著現代化廠房和流水線,老人感慨萬千:
“閉關鎖國是不行的。”
“如果不是開放,我們生產汽車還會像過去一樣用錘子敲敲打打,現在大不相同了,這是質的變化。質的變化反映在各個領域,不只是汽車這個行業。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也正因為當初有那麼一大批人,敢為人先,開創性的提出發展建議,才有了今天汽車工業的發展壯大。
中國汽車工業,從無到有的過程中,藉助著西方的技術,並不斷改善自身的發展,如今國產汽車的品牌也日益增多,並逐漸的打入到國際市場中,隨著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中國汽車的品質有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