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和家人在上海
在父親陳毅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有許多與上海聯絡在一起的往事。黃浦江也許是一位有權威的見證人，它保留著不少從20世紀20年代以前到60年代中期關於父親在上海的記憶。夜深人靜時到上海灘漫步，你會聽到黃浦江深情的訴說······
一
父親是四川省樂至縣人。他1901年8月26日出生，是20世紀的同齡人。將滿18歲那年，他在成都考取官費留法的資格，因而跨出夔門東遊上海，又從這裡開始了面向世界的人生之旅。
1919年的七八月間，五四運動的風暴剛剛席捲古老的神州，上海正激盪著各式各樣的新舊思潮。父親和他的同學們住在徐家彙南洋公學的校舍裡，每天投身於萬花筒式的大都會生活中，用心地體驗中國歷史進步的艱難。
內地青年初到上海，免不了會有新奇的感受，父親處世嚴謹又富於熱情。一方面，他對當時上海社會的醜惡現象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曾勸告自己的同學不要在花花世界裡陷入深淵；另一方面，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銳感覺向上海那些與現代文明聯絡在一起的進步事物靠攏，很快就成為民主與科學新思潮的擁護者。他本來最傾心於中國傳統的詩歌文化，一旦接觸到剛剛興起的白話詩，他就向自己的同學聲言：今後再也不想寫舊體詩詞了。這當然只是一時的偏激之辭，實際上他後來仍寫出了許多出色的舊體詩詞作品，但他確實也開始學寫白話詩，從他的聲言中我們可以想象到，他受新文化觸動之強烈。他當時已開始注意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在上海的傳播，但是還來不及作出肯定的選擇。
和許多先進青年一樣，父親在上海灘目睹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嚴酷現實，從內心深處激發出救國救民的崇高願望，這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了他一生前進的方向。他的這種愛國主義的激情並不是盲目地敵視西方文化，相反，他渴望著置身於外面的世界，到陌生的文化環境中去學習和研究、探求時代的真理，為自己古老衰弱的祖國找到前進的出路。
1919年8月12日，父親和同學數十人一起登上法國輪船“麥浪”號，由於天氣不好，8月14日方才啟航。他們告別了黃浦江，投入太平洋的懷抱。這一去海天茫茫，一個更加新奇卻遠不是那樣理想的世界在他們面前展開了。
1919年8月，陳毅赴法勤工儉學前在上海
二
兩年以後，父親和一百零幾位留法勤工儉學同學在被強制的情況下返回上海。這是因為他們在法國參加愛國學生運動。這個運動的目標，一是反對中國北洋政府以部分主權為抵押向法國政府借款，這樣就觸怒了一貫標榜自由民主的法國政府，也惹惱了挾洋人之威以自重的賣國的北洋政府；二是爭取廣大勤工儉學同學進入在法國創辦的中法大學學習的權利，他們認為這所大學是法國政府用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創辦並以發展法中文化交流為宗旨，理應向在法的中國留學生一視同仁地開放，這是涉及貴族化或平民化的階級教育之爭。中法兩國政府採取聯合行動，先是把這些學生扣押在里昂附近的兵營中，然後於1921年10月13日動用軍警把他們押解上馬賽的輪船。大約在11月20日左右，他們從黃浦江外灘碼頭進入國門。這一次，他們要在這裡對中國未來的革命道路進行慎重的選擇。
重返祖國，父親在政治思想上已經趨於成熟。他對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本質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他看到法國社會內部存在著森嚴的階級的壁壘，中國作為被壓迫民族，只有在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者中間才能找到同情與支援。他還看到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帝國主義列強絕不會對貧窮落後的東方大國講什麼平等，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獲得更多的殖民地，佔據更大的勢力範圍。兩年前，在巴黎和會上，他們就曾犧牲中國的權益去滿足日本的貪慾，進而建立當時以公理為標榜的國際新秩序；現在，帝國主義政府對中國的愛國學生採取武力壓迫，不過是其強權政治的又一次表演而已。這些嚴峻的事實，使父親剛到法國時對資產階級文明曾經產生過的一點幻想破滅了，他轉而對當時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熱烈的嚮往。由馬賽到上海的歸途之中，他寫了一組白話詩，其中就真實地表達了他的情緒。對歐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資產階級文明的表演，他發出詰問：“六年來弄的把戲/你看了悲不悲傷/你這葡萄色的文明/究造出什麼佳釀?”而對社會主義的蘇聯，他寄予無限的希望：“快看快看/西北的半天已紅/願這隻火把/溫熱了你全身的冷凍！”
在上海，父親被同學們推舉為發言人，在20多天裡，他為爭取全體留法勤工儉學同學的權益開展了緊張的社會活動。在上海的《民國日報》上，保留著他當時寫的說帖、文告等等。有一件逸聞：租界當局派人到同學們住的旅館來查驗護照，父親對法籍巡捕說：我們的護照被法國當局扣押在里昂市政廳，你們如果認為我們入境是不合法的，可以再用船把我們押回法國去。
一起回國的同學中，蔡和森、李立三等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找父親談話。父親表示，既受同學們的信託，要為大家的權益作進一步的鬥爭，暫時不考慮更長遠的出路問題，但答應回四川以後幫助發行黨的報刊。12月中旬，他受川籍同學的委派回家鄉向地方當局請願，再次乘船離開上海。他寫了《贈勤工儉學同人》一詩表達自己的願望：在改造舊中國的事業中，同學們“分頭進行卻能精神統一”。他當然知道，在這一年的夏天（1921年7月），一個代表了新的希望的革命家的戰鬥組織—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上海宣告成立。他雖然暫時還未拿定主意參加進來，但他已經傾心於黨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很快地他就將走入這個戰鬥組織的行列，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奮鬥。
1920年，陳毅（後排右一）與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學合影
三
又過了八年，父親第三次來到上海。這八年中，他在北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職業革命家；在合川和武漢參加北伐和中央軍校工作，成為革命軍人；在南昌起義和井岡山斗爭中參加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鬥爭，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
1929年夏，父親應當時在上海處於地下工作狀態的中共中央之召，代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前委前往彙報工作，並參與討論同紅軍發展有關的重大問題。那時上海的革命鬥爭環境極端嚴酷，8月30日，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人被反動派捕殺，其中顏昌頤是父親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父親恰在這個時刻趕來上海參加黨的會議，是冒著極大風險的，而在那個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的時代堅持革命鬥爭，需要更大的勇氣和覺悟。列寧說得好：革命者不是那種在革命高潮到來時才成為革命者的人，而是那種在反動勢力最猖獗、民主派和自由派最動搖的時候堅持革命原則的人。在中央蘇區堅持戰鬥的毛澤東、朱德，在上海堅持地下鬥爭的周恩來、李立三，還有在他們中間充當過一次信使的父親等，他們都用英勇的行為證明了自己是合格的革命者和優秀的革命家。
當時父親面對的嚴峻考驗不僅僅是對敵鬥爭的艱苦與危險。紅四軍在其最初的兩年奮鬥中取得很大勝利，但其內部也發生過嚴重分歧。在1929年5月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領導核心中產生激烈爭論，父親作為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對兩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的意見分歧採取了調和的立場。他的出發點是想造成團結對敵的局面，在客觀上則形成對毛澤東正確領導的削弱。恰在此時，他又取代了毛澤東在紅四軍前委中的領導職務。不久，他就應召去上海。有人以為他趕到中央開會是為了告毛澤東的狀，是為了鞏固他自己在紅四軍取得的領導地位，而實際情況不是這樣。他一到中央，即向周恩來等領導全面而詳盡地彙報了紅四軍的武裝鬥爭經驗；在人事問題上，則以坦然真誠的態度說明自己擔任前委書記只是充當“過渡內閣的主持者”，紅四軍仍然應該由毛澤東擔任主要領導人而以朱德輔助之。他在人事問題上的這一認識固然是接受中央指示的結果，同時，也是因為他本人具備革命者的高風亮節，一切以革命的大局為重而不計個人的升沉榮辱。周恩來盛讚他所提供的紅四軍經驗報告，委託他起草中央對紅四軍的指示信，並交付他帶往閩西蘇區，這就是有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據說父親在上海停留期間，中央組織部曾從人事關係出發考慮把他調往別的地區工作，而父親卻說：我要回閩西蘇區去完成把毛澤東請回紅四軍的使命，以後則隨時聽從中央的調遣，到哪裡工作都行。古田會議之後，他把這一情況如實地向回到紅四軍前委的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說：你哪裡也不要去，就留在我這裡工作。他們在艱苦的戰爭環境和健康的黨內鬥爭中取得了真誠的理解和友誼，這在中國工農紅軍發展的歷史上產生相當重要的影響。
四
此後20年間，他本人沒有再來上海，但上海人越來越多地聽到陳毅這個名字，因為在漫長的革命戰爭的考驗中，他已經成長為優秀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指揮的新四軍和華東、中原人民解放軍不斷地把勝利的捷報送到上海灘。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程序，父親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第三野戰軍於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父親擔任了上海市軍管會主任及市長。這一次，他要和自己的同志們一起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有能力治理上海這個東方最大的城市，並且把它引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從1949年夏到1958年春，父親一直擔任上海市市長職務。在頭幾年，他還兼任華東軍區司令員，有時常駐南京。受制於當時黨內鬥爭的影響，他一度並不經常過問上海的政務。後來，在1954年9月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實際上不再主持上海市工作。他曾要求辭去上海市市長職務，但中央沒有同意。這也許是因為剛剛處理過高饒事件，為穩定華東，需要他兼任市長。在1958年2月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決定由他兼任外交部長。他又一次向中央提請辭去市長職務。3月初，毛澤東主席親筆覆信表示同意他不再兼上海市長。
說明上述情況，並不是想造成一種印象：似乎父親在上海沒有做許多工作。事實上，作為一個熱忱為人民服務的市長，父親在最困難的時刻與上海人民共同奮鬥，為社會主義新上海的建設奠定了基礎。
上海解放的頭一年是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而頑強拼搏的艱難歲月，父親在市長的崗位上為揭開上海歷史上新的一頁而竭盡辛勞。從三野前委在江蘇丹陽召開準備接管上海的會議起，他就和鄧小平一起定下了我軍要在上海“軍政雙勝”的規劃，強調以最嚴明的紀律給上海人民送一個新時代的“見面禮”。後來接管政權，清除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戰勝美帝國主義及妄圖捲土重來的反動勢力的武裝封鎖，運用有組織的力量使上海的工商經濟恢復並發展，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建設人民自己的新上海—這些都是極為繁難的課題，他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都一一妥善而有成效地解決了。那一段時期，父親每個月都要親自起草給黨中央的工作報告，他努力用上海出色的工作成績來支援新中國開創時期的事業。同時，他也從黨中央那裡獲得有力的指示，並且從全國的恢復與建設中取得各種可貴的支援。這一年的緊張工作，最雄辯地向上海、中國乃至世界人民證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確實能夠掌握歷史前進的方向，引領著新中國的巨輪在新時代的凱歌中起航。父親在這一年中可以說是日理萬機，席不暇暖，忙碌到了極點，但他同時也體驗到創造歷史的偉大光榮。多年之後，當外國朋友問他生平最感到愉快的是哪一段時期，他回答：是上海解放初的那一年。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之後，父親主要坐鎮南京主持華東軍區工作，來上海的次數相應減少。但他作為上海市的主要領導人仍很關注上海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1952年到上海主持“五反”運動。他曾在全市廣播大會上發表動員講話，號召全市人民團結起來與當時不法資本家危害新中國利益的行為作鬥爭。這場鬥爭的意義是向人民指出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直接前景，有人曾把它比喻為“上海的早晨”，確實有一定道理。沿著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大都會，全世界比比皆是，但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把人民組織起來自己當家作主建設社會主義的大都會，全世界卻找不出幾個。父親硬是依靠上海的共產黨員和廣大工人階級進行了艱難的首創。
當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時，父親已不再主持上海的工作，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八辦”主任，主管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他專程來上海進行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工商業者和職工同志的意見，併為此專門向中央寫過報告。父親有理由感到欣慰，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對整個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這本身也意味著對他擔任上海市長以來的辛勤勞作給予了肯定性的評價，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終於在他的任內由他們這一代人的努力奮鬥而宣告誕生。
陳毅等人在慶祝上海解放大會上
五
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因為這是父親生平最重要的事業之一，有必要在這裡多寫幾句。父親是參加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高階領導人，他親自聆聽過毛澤東的講話，他非常忠實地實踐著毛澤東的論斷：“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父親熱心於上海市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惦記著儘快發展現代化的大工業，為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作貢獻，同時也改善上海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在戰勝建國初期嚴峻的困難之後，他參與規劃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上海的建設。他曾領導肇嘉浜的改造和曹楊新村的建立。很顯然，那時候國家財政與上海市財政的狀況都很窘困，無法與現在的富足相比，所以，他那時只能為以後大規模的開發與建設揭開一個序幕而已。
父親熱心於上海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他盼望著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各項事業，使上海人民的精神生活也變得富足。新中國成立初期，必然要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文化進行改造，但同時，也要注意保護進步文化遺產和團結廣大的文化藝術工作者。直到現在上海的文藝界人士還忘不了父親當年對交響樂團、圖書館、博物館、藝術劇院、電影製片廠以及工人俱樂部、少年宮、各級學校、科學研究機關的關心和愛護。父親不但是專業藝術工作者的知音，而且是群眾文化和體育事業的積極參與者、提倡者。他也很注意和廣大科學教育界人士交朋友。即使後來他離開上海多年，仍然關心著上海文化教育科學界的朋友，每次來上海都要和他們見面談談，是他們忠實的“啦啦隊員”。
在上海工作期間，父親帶頭遵守社會主義道德準則與黨的紀律，不搞特殊化。解放初期，有一些親友找到上海，請他在求職方面給予照顧，他都耐心地進行開導，他特別說明新中國應該有新風尚，人人都應靠自己奮鬥的精神向社會作出證明，而不能指望市長給予特別的照顧。當他看到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並且煥發出偉大的創造力的時候，他的內心深處充滿了由衷的喜悅。1958年12月，他陪朝鮮金日成首相訪問上海建設機械廠時，寫過一首題為《參觀螞蟻啃骨頭》的白話長詩。詩中轉述金首相的話：“別人不幹也許可以過活，朝鮮和中國都窮，不幹可不行。”然後，父親說：“我歡呼，首相同志，你揭露了問題的本質。”在父親看來，社會主義是靠乾的，只有埋頭苦幹，國家才能富強，民族才能昌盛，城市才能發展，人民才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父親熱愛上海市人民，無論走到哪裡見到上海人總是感到親切。1956年他率中央代表團赴西藏，在邊疆見到不少由上海支援當地建設的青年，他總是鼓勵他們創業，為新中國的建設效力。他風趣地說：古人云“西出陽關無故人”，而我的感覺完全不同，西出陽關到處都是來自華東和上海的故人。
六
黃浦江不會忘記1965年7月29日這一天。父親陪外賓訪問上海，應主人之邀，乘船暢遊黃浦江，然後在長江口游泳。當天晚上，他寫了《長江游泳》詩：
平生江海志，今日得稍抒。
一片大空闊，海洋艮無殊。
萬眾竟遊躍，吾道誠不孤。
自強到彼岸，何必欲乘桴。
人民事業盛，高潮永不枯。
這首詩，是父親為自己與上海市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關係，作了一個激越昂揚的總結。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革命亦即面向世界改造中國的事業，而上海是他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一個工作基地。他多麼盼望能更長久地與上海人民在一起繼續奮鬥啊！當他開始感到衰老和力不從心的時候，把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身上，企盼著中國革命的高潮將永不枯竭地奔騰前進。而他作為一個老戰士，則期待著征途的終結會有一個輝煌的高潮。
這並不是父親最後一次到上海。1965年冬和1966年春，他還兩次前來參加中央在此召開的會議。父親作為一個忠誠正直的共產黨人和熱忱為人民服務的市長留在上海人民中間的巨大影響，“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父親的詩意在他自己身上得到完全的體現，他期待自己生命的結尾有一個輝煌高潮的願望也得到美滿的實現。
如今的上海，建設的規模與發展程度都遠遠超越了父親擔任市長的那個年代。如果父親英靈有知，他會加倍地感到欣喜和欣慰。我們相信，後來的人們，包括所有的上海人民，尤其是上海青年，能夠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事業推向新的勝利。（作者陳昊蘇為陳毅長子，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原會長）
編輯：衛中
*本文經過中共黨史出版社公號（ccphistory）授權釋出，原標題“陳毅在上海”，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