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如何迅速消除國家的戰爭創傷，努力搞好建設，以儘快改變其貧窮落後的面貌，將其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的社會主國家的問題，擺到了黨中央的重要議事日程上。
作為共和國的掌舵人，開國領袖毛主席立足國家的實際情況，根據紛繁多變的國內外形勢，適時地主持制定、調整變化著新中國初創時期的建設方針、路線。
工作中的毛主席（影象）
1950年6月6日至9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主席在大會上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確立了新中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行動綱領。
這就是，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範圍內完成土地改革、調整工商業、大量節減國家機構的費用，實現國家財經狀況的基本好轉，然後轉入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的時期。
可是不久，我們的近鄰朝鮮爆發了戰爭。而且，美帝國主義很快參與到了戰爭之中。在國家主權和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黨中央、毛主席思之再三，最終決定，派出志願軍，入朝作戰。
如此一來，七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和平建設的行動綱領還能不能落實？如何落實？
在對當時的世界局勢進行了鞭辟入裡地分析後，毛主席認為，作為境外戰爭的朝鮮戰爭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不一樣。
抗美援朝場景（影象）
因而，國家的社會生活及其經濟執行是不會完全受其影響的，也不必轉入戰時經濟體制。
鑑於此，毛主席在研判多方因素，整合各種情況後，提出了“邊打邊穩邊建”的國家建設之戰略方針。
“打”、“穩”、“建”三者之間是密切聯絡不可分割的整體。“打”——抗美援朝是第一位的。沒有戰爭的勝利，其他就無從談起。
“穩”——市場的穩定擺在第二位。我國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本就很薄弱，一旦出現物價波動，財政、金融、貿易的運轉就會紊亂失序。
如果那樣，廣大人民群眾及工商界就會對政府不滿，容易引起政局的不穩，進而影響到抗美援朝戰爭的順利進行。
因此，穩定市場物價，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毛主席提出“邊打邊穩邊建”戰略（圖）
與此同時，毛主席還鄭重地強調指出，在“打”與“穩”的基礎上，經濟、文化建設也要佔據一定的地位，也要積極努力地發展，此之謂“建”。
在那樣一個特殊時期，新生的中國能把這三項重大任務一起承擔起來嗎？對此，不僅當時的一些民主人士，就連黨內的許多高階幹部都心存疑慮。
那麼，在內部薄弱，外部戰火擾亂的特定條件下，國家的經濟、文化該如何發展呢？
1951年2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客觀、明確地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戰略思想。
“三年準備”，是指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的準備。其中，相對重要的則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三大任務。一旦完成“準備”，就相機轉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軌道。
毛主席在作報告（影象）
這一戰略思想的提出，是對七屆三中全會初步設想的進一步深化；對於我黨當時的各項工作的開展，及以後一個時期工作重點的循序轉移，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會上，毛主席提請黨的高階幹部注意：不要因為當前正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就忽視或者忘記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的目標任務。
同時，他強調指出：在“三年準備”之後，我們要將黨的工作重心不失時機地由革命轉入建設，不能延宕實現中國工業化的程序。
這樣一來，黨的高階幹部有了比較明確的努力方向和比較切近的工作目標，從而更自覺地把所擔負的各方面工作，與即將到來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聯絡在一起。
與會的黨的高階幹部們（影象）
截止1952年底，儘管朝鮮戰爭還在繼續，但已經勝利在望。
此時，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土地改革已經完成，社會秩序日益穩定。同時，國民經濟不但得到了恢復，並且有了較大的發展。
就經費投入來說，1950年到1952年，軍費開支雖然由28億元增加到了57億元，但是，經濟建設費用由17億元增至76億元；文教費用也由7億元增至22億元。
就經濟建設成果來說，農業方面：1952年的總產值為461億元，比1949年增加41.4%。1952的糧食產量年為3278.3億斤，比1949年增加1014.7億斤。
農業大豐收（影象）
工業方面：電力、煤炭和鋼鐵等重工業建設擺到了重要地位。1952年的工業總產值為349億元，比1949年增長149.3%。
隨著工農業的恢復與發展，國家的財政狀況明顯好轉。
1951年起，實現了收支平衡，略有結餘。1950年至1952年，財政收入由65.2億元增至183.7億元；財政支出由68.1億元增至176億元。
由此可見，在抗美援朝戰爭最為緊張、關鍵的時期，我國的財政執行狀況良好。
就後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看，毛主席提出的“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戰略思想，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主要參考文獻：《毛澤東智慧》、《中國統計年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