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9日,當時的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的兩位總經理在駕駛著十二架飛機起飛之後,向全國通電起義,進入了新中國的懷抱。這次起義正經中外,周總理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更是對兩人的起義盛讚到:“‘兩航’人員回到人民懷抱,其意義、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可與200萬大軍相媲美,這對於解放中國西南意義重大。”
“兩航起義”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當時的國民黨首腦蔣介石聽到這個訊息之後,破口大罵:娘希匹。下令,在全國懸賞十萬大洋,要投誠起義兩個人的首級。這件事情為何會引起如此大的震動?今天來一起了解這件壯烈的著名行動。新來的朋友別忘了點點關注,既能回顧往期影片,又不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
兩航飛行員心繫人民,一腔熱血只為報國
在1946年的盛夏,當時的國民黨空軍5位飛行員正走進南京新街口的一家水果店,發現了旁邊桌子上的兩人有些許眼熟。一個飛行員說道:“這不是周恩來先生和鄧穎超女士嗎?”這些飛行員對於一向主張和平民主的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十分敬佩,今天沒想到在這裡見到了周恩來,於是便選出了一位名字叫做林雨水的飛行員一同前往面見周恩來。
林雨水走到周恩來面前說道:“周先生,你好,我們都是華僑,本是打算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打日本人的,現在日本人投降了,可是國民黨要卻要發動內戰,讓中國人打中國人,這是我們都不願意看見的事情。”
周恩來聽罷客氣地給他們讓座,說道:“為了實現中國將來的民主共和,我們共產黨人正在竭盡最大努力同國民黨之間進行談判。你們這些年輕的華僑,是愛國的青年,在我們的解放區,有許多像你們這樣優秀的愛國青年,希望你們有時間的話,可以去解放區看看。”
周恩來和這些飛行員交流的很愉快,之後雙方臨別之際,五個飛行員相同周恩來進行簽名紀念,但是當時五位飛行員卻沒有帶筆記本,只好從口袋裡面拿出來五張500元的法幣,請求周恩來給他們簽字,周恩來欣然答應,掏出筆在法幣之上寫上了“周恩來”三個字。
周恩來總理與妻子鄧穎超
正是這次偶遇使得這幾位飛行員們瞭解了共產黨的和平民主主張,使得他們加強了自己追求進步的決心。因此在國民黨發動內戰後的第二年之後,這幾位飛行員就脫離了國民黨空軍。正是在這批飛行員之中,有位林雨水進入了中央航空公司工作,之後在1949年的11月9日,發動兩行起義的過程中他駕駛著525號客機參與了起義。
和廣大的飛行員一樣,當時的“中航”、“央航”總經理劉敬宜、陳卓林兩個人,也對於國民黨發動內戰抗拒,對於國民黨的統治感到十分失望。但是對於保留住偌大的中國航空產業,對於中國的發展十分重要,因此兩個人一直對於進行起義十分慎重。那麼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究竟是什麼情況呢?
中國航空公司成立於1930年8月1日,由國民政府的交通部同美商中國飛運公司簽訂了合約運營,總價值為1000萬美元,其中中方的股份佔比55%,美方的股份佔比為45%。之後在1933年4月飛運公司將自己的股份轉讓給美泛美航空公司。
時間到了抗戰結束之後,在1945年12月的統計資料中,中方持股份達80%,美方為20%。之後在1947年之後劉敬宜開始擔任總經理。在中航成立的二十年間,國民政府給予了大量的支援,因此在技術和裝置上遠超其他的航空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前身為歐亞航空有限公司,成立於1931年2月份,由當時的國民政府交通部和德國漢莎航空公司一同創辦,當時的總價值為國幣300萬元。二戰爆發之後,國民政府同德國斷絕了外交關係,將中央航空公司改為國營。1943年,陳卓林被任命為中央航空公司總經理。
中央定兩航起義政策,陳毅粟裕親自解釋
1949年4月,經過解放軍的渡江戰役之後,上海解放已經處於解放前夕。此時的“兩航”收到了蔣介石的指令,將隊伍搬遷到香港,在上海,僅僅留下一部分的人員和裝置。1949年5月,此時的上海即將解放,時任華野的司令員陳毅開始關注著“兩航”問題。陳毅明白,在接管各類交通部門企業之中,能夠讓上海交通暢通無阻十分重要。
陳毅臺上講話
“中航”作為當時的大型國營企業,被陳毅列入了重點解決的事情議程之上。陳毅派遣了蔣天然開始接管“兩航”在上海的資產和人員。蔣天然到達上海之後,立即同上海地下黨成員吳克堅取得聯絡,對他們說道:“對於國民黨的航空工業人員,只要他們肯站在人民的一邊,就要團結他們,一視同仁。”
這句話基本表達了當時中央的意見,其實早在1947年起義的10月份,毛主席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起草了政治宣言,在其中提到:“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蔣天然開始在上海進行“兩航”的接收工作,在接收“中航”的時候,從“中航”留守人員的手中得到了一封劉敬宜留下的信。在這封信中,劉敬宜表達了自己對“中航”資產裝置的處理意見:妥善交給新政權。
蔣天然讀罷之後,立即明白了劉敬宜同其他的國民黨企業負責人的態度不同,對於新政權沒有敵意,似乎在起義的十字路口。此時的蔣天然開始在心中想:“劉敬宜是什麼樣的人?也許可以爭取他領‘中航’起義。”在當時,“央航”的總經理陳卓林已經同共產黨保持了聯絡,正在準備策劃起義,如果能夠策劃“兩航起義”,那麼就可以大大促進中國的解放戰爭程序。
於是蔣天然很快將情況彙報給了陳毅、粟裕,陳毅、粟裕立即同意了爭取“兩航起義”的計劃。之後在陳毅、粟裕的授意之下,起草了“爭取兩航起義”的方案,直接上報了中央。這個方案得到了陳毅、粟裕的首肯,但是在當時卻有不同的聲音。
一些人認為“兩航”起義之後屬於半官半民的資產性質,因此回來之後應當將資產沒收。甚至一些人認為,爭取“兩航”起義本身就是錯的,因為沒必要,解放戰爭的形勢決定,他們沒有退路,最後還是我們的。
針對方案的不同意見,粟裕親自主持之下,進行了多次協商。當爭取“兩航起義”的方案到達周總理的案頭時,此時全國的解放戰爭尚未結束,國民黨在中國的西南地區依舊盤踞大量的勢力,正在同當地的土匪勢力相互勾結,負隅頑抗,圖謀捲土重來。蔣介石竭盡全力開始向西南地區國民黨軍隊投放補給,甚至蔣介石還開闢了空中航線,命令“兩航”給國民黨部隊補充武器彈藥。
蔣介石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能爭取切斷西南地區的國民黨空中補給,那麼對於結束西南戰事大有裨益。於是不久之後,周總理便同意陳毅、粟裕的爭取“兩航起義”方案,同時讓“特工之王”李克農率領中央情報處前往上海,協助陳毅、粟裕的工作。
劉、陳宣佈起義,一片愛國之心勇舉義旗
1949年8月24日,中央代表呂明等人到達了香港,同香港的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絡。之後根據中央的指示,開始佈置了策劃“兩航起義”的計劃。之後香港的地下黨組織開始對“兩航”的中下層人員開始了策動工作。
在“中航”之上,起義的中心是做好劉敬宜的工作和中層人員的工作,透過行政渠道合法的執行任務,同時避免了工作的暴露。最後經過一番的爭取之後,“中航”的中層力量被地下黨所爭取,這位最後劉敬宜起義起到了促進作用。
而“央航”的方式則不同,是上層和下層一起推動中層,最後形成合力,成功促進起義的。呂明等人到達香港後,當天就秘密會見了“央航”總經理陳卓林。陳卓林以試問的口氣,向公司員工表達了起義的想法,但是沒想到遭遇了阻力。之後,陳卓林召開了骨幹會議,爭取了上層的支援,之後不斷地團結下層。經過陳卓林的努力,陳卓林終於把上、中、下三層的力量團結在一起,為之後發動起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之後劉敬宜、陳卓林不斷召集核心成員,同呂明和當地地下黨代表開始進行計劃研討,經過一番嚴密的部署之後,“兩航”開始進行起飛的一切準備。
對於“兩航”員工的起義工作,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周總理多次召集中央領導召開會議,研究“兩航起義”問題,一直持續到10月底,周總理和聶榮臻、粟裕、李克農、劉亞樓、蔣天然一起進過商討,最後確定了“兩航”起義的具體時間、地點;飛行計劃,機場停靠,之後的“兩航”經理接待工作;到京之後釋出“兩航”起義的訊息;之後的航空經營方式的事務。
11月5日,呂明等中央代表向劉敬宜、陳卓林公佈了起義的計劃,並且成立了起義指揮部。11月7日,“中航”參加起義的42名骨幹人員一起宣讀了起義宣言並簽了字,表達了起義的決心。之後呂明拿著簽了字的宣言到了劉敬宜的地方,宣佈迅速行動,進行起義。
1949年11月9日,凌晨4時,天沒有放亮的時候,“中航”和“央航”便開始了起義行動。不久之後,機組駕駛人員和起義人員便登上了飛機。6時,12架飛機陸續從香港的啟德機場順利起飛。“中國航空公司”10架飛機,“中央航空公司”2架飛機開始朝著北方飛去。
終於到了12時15分的時候,一架CV-240型(空中行宮)XT-610號飛機順利到達了北京西郊機場,在飛機上有當時的“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央航”總經理陳卓林一行人,緩緩走下了飛機,而當時的空軍司令劉亞樓將軍、李克農部長等人,就已經在早早恭候。另外11架飛機,則在陳達禮的率領之下,於當日順利達到了天津,之後“兩航”2000餘名人員宣佈起義。
兩航起義,震驚中外的愛國行動
11月9日晚上,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宴請了劉敬宜、陳卓林一行人。三天之後毛主席發電慶賀了“兩航”起義,讚揚了他們的愛國壯舉。
之後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了《歡迎兩航空公司起義》的社論:“‘兩航’的到來,對於中國人民的航空事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信心。”11月15日,周總理再次面見了參與“兩航起義”的相關人員,對他們說道:“對‘兩航’回到了人民的懷抱,這對於中國人民的航空事業具有重大意義。”
“兩航起義”是一場壯舉,是一場震驚中外的愛國行動。毛主席稱之為“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愛國行動。”周總理則稱之為“具有無限前途的中國人民民航事業起點。”“兩航起義”是我黨領導的一場壯舉,是中國民航發展的重要轉折,在黨的領導之下,使得一大批愛國人士投入了人民的懷抱,充分發揚了愛國精神,將被中國人民所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