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研究者來說，要經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別把你寫的東西看得多麼神聖、多麼重要、多麼不可動搖。

這句話，來自於北大歷史系教授羅新。

羅新，湖北隨縣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代表作有《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從大都到上都》《有所不為的反叛者》等。

他是當代中國歷史學者裡，比較為公眾熟知的一位，時常參與到各類社會議題當中。

2019年5月，他的歷史學術隨筆集《有所不為的反叛者》出版，引起了許多人關注。他在書中提出的，歷史學家應具有三種美德，更為人稱道。

時至今日，在豆瓣上，這本書仍排在「熱門中國史圖書TOP10」榜單的第五位。而與之並列的。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大家作品：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張蔭麟先生的《中國史綱》還有呂思勉先生的《中國通史》等。

然而，對羅新而言，更加在意的，或許是自己的書能與恩師田餘慶先生的名作《東晉門閥政治》處於同一榜單。

畢竟，他曾說：

我猜想，如果沒有碰到田先生，我的人生會非常不同——我不敢說更好或更糟，但肯定會非常不同。

01

踏上歷史學者之路

羅新是俗稱的「三北人」，本科、碩士、博士都在北京大學就讀。

但他本科所學的並非歷史，而是文學。

與眾多文學專業的學生一樣，羅新那時候想當作家，業餘時間愛看小說，看駁雜的文史社科書目。用羅新的話來說，他那時候也讀歷史，正史、筆記都讀，但沒感覺歷史書與小說有什麼區別，似乎都是在看故事。

不過，託北大課程設定的福，中文系、圖書館系與歷史系的通史課在一起上，羅新由此認識了——田先生還沒有登場，先出場的是另一位歷史系教授，祝總斌先生。

祝總斌，江蘇蘇州人，北京大學教授、歷史學家，代表作有《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材不材齋史學叢稿》等。

圖片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祝先生課講得好，羅新對歷史的興趣日益濃厚，生髮了到歷史系讀碩士的念頭，於是他給祝先生寫了一封信，詢問對方研究生招什麼方向。

祝先生回信說，他跟田餘慶先生一起招生，魏晉南北朝方向。

羅新尚處於聽說過田先生的大名，可不知道究竟是誰的階段。不過，既然祝先生說招魏晉南北朝，羅新也沒多管田先生是誰，就下定決心報考魏晉南北朝。

研究生入學後，羅新終於見到了田先生，不過見面頻率並不高，一年只有那麼一兩次。經常與他交流的，仍是祝先生。

田餘慶，湖南湘陰人，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代表作有《東晉門閥政治》《秦漢魏晉史探微》《拓跋史探》等。

圖片來源：搜狐

他幾乎每週都與祝先生一起，一邊在祝先生家讀《資治通鑑》，一邊上制度史的課程。

此時，羅新才明白，歷史與文學的不同。讀歷史書不是在書裡找故事看，而是要發現一些背後的東西。祝先生的史學史、法制史、官制史等課，都令羅新受益匪淺。

祝先生另一處感染羅新的地方，是如何對待學生。

有著「菩薩心腸」的祝先生，總為學生著想。一些如果在田先生及其他標準嚴格的老師那裡，不會招、不能畢業、可能被中途淘汰的學生，祝先生都不會輕易放棄他們。他會覺得學生只要是想學習、真心願意學習，那麼就要想辦法給予幫助。

這種性格與態度，對羅新影響很大。

不過，等到研究生三年級，準備寫碩士論文時，田先生希望指導羅新，另一位同學則跟隨祝先生。就此，羅新與祝先生的交流慢慢減少，而與田先生的接觸開始增多。

羅新碩士期間，讀了田先生的一些論文和《東晉門閥政治》，開始崇拜田先生。據他自己說，他的碩士論文起初就是模仿田先生的風格撰寫的。

《東晉門閥政治》以豐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證分析，對中國中古歷史中的門閥政治問題作了再探索，認為中外學者習稱的魏晉南北朝門閥政治，實際上只存在於東晉一朝，門閥政治是皇權政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變態，具有暫時性和過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門閥士族與皇權的共治。

但如田先生所言「泥我者死」，每一個田先生的學生都想學習他的寫作風格，卻沒有一個成功的。羅新很快就意識到這一點，選擇了放棄，轉而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寫自己的東西。

羅新說，田先生對他的影響，除了學術寫作外，更多的是對待學術與人生的態度。

田先生送給他的《尚書·洪範》中，有「有猷有為有守」六個字，意為有理想、有作為、有堅守，用孔子的話說就是「中行」，有所為，有所不為。

羅新從田先生那裡，及自己日後的經歷中，深刻領會了這一點。

也由此，逐漸形成了他在日後提出的，歷史學者應具有的三種美德。

02

為什麼需要美德？

批判、懷疑和想象力。

這是羅新在《有所不為的反叛者》一書中，提出的歷史學者的三種美德。

乍一看好像有些令人詫異，三點中沒有一點與通常認為的歷史學者最應「求真」有關。

然而，羅新提出，求真並非美德，而是本性。沒有任何人會在講述歷史時表示他在編造歷史，所有人使用歷史時都深信或至少宣稱，歷史是真實的。

當然，肯定會有人對此表示反對。不過，這大概是由於人們對一個隱含問題的定義不同，那就是：什麼是歷史？

羅新給出的答案是：

歷史是人類精神的基本構造，是人類的思維形式，離開了歷史就不會有人類的思維。

……

歷史是對過去的講述，無比巨大、混沌一團的過去中被賦予了秩序和意義並且被講述出來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們所說的歷史。

「歷史」與「過去」並不等同。

過去是客觀的、已經發生的、唯一而確定無疑的，可歷史不是。

歷史是對過去的講述和詮釋。雖然講述時，理應遵循真實的過去，忠於事實，但講述出來的歷史終究與過去不再相同。複雜的過去，無數方向與無數線索，會被簡化成歷史的有限方向和有限線索，無數個體被簡化為少數精英，人群中出現了主要人物，目的與意義也隨之誕生。

不過，「歷史」並不是終點，「歷史學」位居其後。

從過去中選擇原料、組織模型並生產歷史，這些是人類最古老、最基本的智力活動。在此基礎上，對歷史生成、演變、發展和應用的過程進行考察的學科，是歷史學，從事這類工作的人，是歷史學者。

所以，對歷史學者來講，「求真」是一切的根基，它並非一種美德，而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本性，幾乎可以等同於歷史學本身。

羅新不是一個單純的書齋學者。2016年夏天，53歲的他花了15天時間，從北京健德門一路徒步走到內蒙古錫林郭勒，並將沿途的所思所感記錄下來，撰寫了《從大都到上都》一書。圖為羅新（左一）在024縣級公路上。

圖片來源：搜狐

但你可能會問，即便求真不是歷史學者的美德，那麼批判、懷疑和想象力為什麼是？

答案並不複雜。羅新認為，這三點關乎歷史學家的職責。

歷史學家的職責是什麼？

是對歷史本身進行考察，確保歷史知識的準確無誤，適當使用而非濫用或錯用歷史，以保證人類的精神健康與心智發育。

事實上，我們瞭解到的歷史，並不都是正確的，偽史、被篡改的歷史、被錯用的歷史，時常出現在人們面前。一代又一代的人們，總是會出於當下需要，選擇和組織素材，賦予目的和意義，將「唯一的過去」改寫為「多種歷史」。而這些歷史知識，從古至今積累起來，形成了海量的知識庫。

面對這些舊有的歷史知識庫，不能像有的歷史學者那樣，直接拿來用，而是要保持必要的批判和懷疑。

已有歷史中，毫無疑問包含著大量神話與偽史，其中，有些是可以被戳穿，正本清源的，有些則因史料匱乏而難以證明或證偽。

這時，懷疑與批判的美德就顯得尤為重要，它們幫助歷史哲學勇於揭破那些可以證偽的神話、創造新知，並對那些暫時難以撼動的神話保持警惕。

透過講座授課的羅新。
圖片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英國學者阿諾德（John H. Arnold）在《歷史之源》中曾表示：歷史是一個過程，一種論辯。

這與羅新的態度基本相同，他也說：

歷史本質上是一種論辯，一種對已有論述的質疑、糾正、提升或抗爭，是在過去的混沌中重新發現或發明關聯、模式、意義與秩序。如果沉浸在已有論述中不加懷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舊歷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選擇的能力。

史料並非如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客觀、透明而無辜的，它們都是在某些情況下，由作者因某種目的寫下的，因而歷史學者需要藉助批判和懷疑的品德來質疑陳說，提出論辯，試著撥開迷霧。

而在批判與懷疑外，想象力是另一必不可少的美德。有一句流行語說：

你在歷史書上隨手劃的一句話，有可能就是一個人的一生。

這就是一種想象。通過歷史，人們在想象中體會前人的經歷。

歷史學者更是如此。他們抵達過往，研究很多古人的一生，想象他們的一生，觀察他們，透過研究他們的經歷，認識到某些共有的東西，增進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在這一過程中，想象力舉足輕重。

更重要的是，這種想象力可以影響到當下和未來。

羅新講過一個相關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他剛在北大教書時，擔任新生班主任，給本班同學創辦的雜誌《南山石》投了一篇稿件，名為《夢見昌平園落雪》。

文章主要談的是，這個冬天會不會下雪，以及下不下雪與我們的主觀努力究竟有什麼關係。

這一主題看似有點不靠譜，畢竟下不下雪是自然氣候，好像跟人的主觀努力無關。

然而，羅新說，人可以做什麼呢？去年、前年和再之前的年份，同時期是否下過雪，當然有助於人們預測今年是否會下雪，但這些歷史不能決定現在。人更無法決定下不下雪，但起碼可以有立場、有期望、有偏向。

這樣期望是有意義的，因為人們是否期待下雪，意味著人們是否參與到促成下雪的過程之中。他寫道：

未來也許並不完全是我們所期望的那個樣子，但是如果沒有我們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這未來就會是另一個樣子，是我們更加無法接受的樣子。

是的，關於未來。

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並不只是為了滿足個人興趣，更是肩負著沉重的責任，是為了確保社會能走向期待中的未來，而回到過去，看清人們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從而為現在走到未來的道路，提供借鑑。

為此，歷史學者的三大美德：批判、懷疑和想象力，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