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張愛萍晚年時曾說過：“彭德懷教我做人，周恩來教我做事。”
張愛萍
周恩來是張愛萍衷心敬仰、終生擁戴的良師益友和卓越領導人，他們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有著長達40多年的友誼，周恩來博大的革命情懷、高超的領導藝術及嚴謹的自律品質，深深地影響了張愛萍。
1910年，張愛萍出生於四川達縣，1925年，他考入了達縣中學，在校期間便開始參加革命活動，並在192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張愛萍從老家四川來到了上海，從事地下黨工作。1930年，他被黨中央派去紅14軍，擔任大隊長。
張愛萍所在的部隊是一支農民暴動組建的隊伍，戰鬥力不強。在一次戰鬥中，張愛萍的左手腕被打斷，中共江蘇省委於是派地下黨秘密把他送到上海治傷。
青年時的張愛萍
張愛萍傷愈以後，請求繼續回到江西蘇區參加武裝鬥爭，但上級考慮到他的手受過重傷，不宜再當紅軍，建議他留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對此張愛萍表示：“我的傷已經好了。再說，受傷的是左手，即使左手斷了，還有右手，不妨礙打槍作戰。”
上級只好向當時在上海任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報告，最後周恩來同意了張愛萍的意見，並祝他一路順風，這讓他深受感動。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以後，張愛萍被調到軍委騎兵團任政委，1936年初夏的一天，張愛萍帶領騎兵團回瓦窯堡休整，在途中和一夥土匪作戰，把土匪打得大敗，逃之夭夭。
張愛萍
但張愛萍犯了輕敵的毛病，繼續下令追趕，並端了遊匪的老窩，但在回來的路上遭到了遊匪們的埋伏，部隊損失很大，張愛萍自己也在戰鬥中負了傷。
此事在紅軍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張愛萍也受到了撤職查辦的處分，這讓他感到有些不服，他認為勝敗乃兵家常事，上級對自己的處分有些重了。
周恩來知道以後，主動找到他說：“這支部隊的基礎是陝北紅軍，而你則是中央派去的幹部，我們對中央的幹部必須更嚴格地要求，處分你這麼重也是從政治上考慮。你要從這件事上主動吸取教訓，增長才幹。”
紅軍時的周恩來
周恩來的一番話既指出了張愛萍的問題，又循循善誘，這讓張愛萍受益匪淺，這件事也讓他牢記終身，在以後的工作中時時刻刻警醒自己。
1936年，張愛萍進入紅軍大學學習，抗戰全面爆發後，他和許多學員一樣，都給學校和總政治部寫信，要求到前線去。
但毛澤東知道以後，卻出人意料地宣佈：“凡寫信要求離開的全部留下，沒有寫信的可以分配到前線部隊。”張愛萍就這樣被留在學校當了教員。
但過了一個月以後，毛澤東突然找到張愛萍，告訴他中央打算讓他到上海擔任江浙省委軍委書記，於是幾天後，張愛萍帶著新的使命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延安，踏上了新的征程。
張愛萍
當時周恩來正在南京與國民黨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張愛萍路經南京時，首先去拜會了周恩來，周恩來專門告誡他說：“上海吃緊，一定要注意安全。”
1937年12月，張愛萍又調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再次在周恩來手下工作，他發現周恩來的鬍鬚已經全部刮掉了，頭髮也剃得精光，這足以證明周恩來工作繁忙，無暇顧及這些生活之事。
理了光頭的周恩來
周恩來給張愛萍分配了任務：“你就在參謀處工作，為少將高階參謀。葉劍英同志是你的直接領導，他是參謀處的參謀長。”
張愛萍感到十分困惑：“我從來就沒聽說過紅軍裡有什麼將軍！”
周恩來解釋說：“現在是八路軍了嘛，還要和國民黨的軍隊打交道，定個少將有什麼了不起？根據工作情況，對方是個中將，以後也給你箇中將！”
就這樣，張愛萍正式成為了周恩來的助手。
張愛萍和妻子
1938年3月初，日軍在津浦鐵路北段大舉增兵，企圖南下徐州。周恩來一直在密切關注著徐州的局勢，他認為想要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必須在徐州打一個大勝仗。
當時坐鎮徐州的是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他是國民黨高階將領中的主戰派，他也想積極對日作戰，但他一直與蔣介石存在矛盾，這導致他所負責的第五戰區部隊成分複雜，不便駕馭，裝備又差，對於該不該在徐州和日軍決戰，他一直顧慮重重。
於是周恩來決定派張愛萍前往徐州，去做李宗仁的工作，張愛萍見到李宗仁後說：“此戰雖然可能會付出較大代價，但其勝利必定也是輝煌的。如果勝利，不但能給日軍以重創，給敵侵華銳氣以迎頭痛擊，還將大大提高桂系軍隊在全國民眾心中的地位，特別是提高貴軍在國民黨軍隊中的聲譽。”
李宗仁
李宗仁看張愛萍不過二十七八歲，但卻有如此超凡的見識，不禁感到非常佩服。
張愛萍又給李宗仁分析了我軍能夠勝利的幾點優勢：
一是日軍自從佔領濟南以後，一路上沒有遇到什麼像樣的抵抗，非常驕橫，而且孤軍深入，有利於我軍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二是魯南山區的地形極其複雜，而日軍並不熟悉，我們完全可以在這裡打殲滅戰；
三是八路軍也會在戰鬥中配合國軍作戰，在正面和敵後的互相配合下，日軍必然顧此失彼。
李宗仁聽完以後，不禁感嘆說：“今方知後生可畏也！”他表示一定精心策劃，打好這一仗。
後來李宗仁按照周恩來和張愛萍提出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作戰方針，在臺兒莊與日軍血戰，再加上中共領導的地方游擊隊的配合，最終取得了殲敵2萬餘人的“臺兒莊大捷”。
臺兒莊大捷
1956年，毛澤東提出要搞“兩彈”，並將此重任放在周恩來肩上，此時張愛萍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他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開始了新的征程。
在這以後，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64年秋，中央終於準備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在試驗前夕，周恩來專門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等負責同志，在這裡開最後一次專委會議，專題研究核試驗的保密問題。
周恩來在會上嚴肅地說：“主席已經同意10月進行核試驗，時間在一天天地逼近。保密問題非同小可，捅出去了人家來炸我們，就要壞大事。希望你們回家後也不說，不要一高興就說出去。鄧穎超同志我的妻子，也是老黨員、中央委員，但她也不知道我們要搞核試驗，不該說的我就是不說，任何人不該知道的都不要知道。”
周恩來
會議結束前，張愛萍向周恩來告假，說當晚外交部安排了一個重要的外事活動，他要提前離會去參加。正當他準備離開時，周恩來突然站起來問他：“愛萍，你帶核試驗的檔案了嗎？”
張愛萍說：“沒有。”
但周恩來仍然堅持說：“請檢查一下你的衣服兜裡有沒有寫字的紙條，要掏出來！”
張愛萍只能在周恩來的監督下，把所有口袋全部掏了出來，確實連一張紙條都沒有，周恩來這才滿意地點點頭，但他還是說了句：“從明天開始，愛萍和賀老總都不要參加外事活動！”
1964年10月16日14時30分，一切工作終於全部準備就緒，作為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總指揮的張愛萍正式向周恩來報告：“完成實驗前各項工作，一切正常。”
張愛萍向周恩來報告
15時，張愛萍在試驗現場用電話向週報告：“蘑菇雲已經升起，原子彈試驗成功！”
周恩來激動地回答說：“國家為你們驕傲，人民感謝你們，請代表黨中央毛主席，祝賀大家，慰問同志們！”
但過了幾分鐘以後，一向謹慎的周恩來再次詢問張愛萍：“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是外國不相信怎麼辦？”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
於是張愛萍再次仔細進行確認，兩個多小時以後，他簽發了一份經多方專家檢測並認定的報告，再次確認了原子彈爆炸的真實性，中央於當日晚上22時透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世界宣佈了這一喜訊。
對此，張愛萍的理解是:“原子彈不是武器，可能永遠都不會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種精神，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
“文革”爆發後，張愛萍也遭受了嚴重的迫害，周恩來一直想方設法保護他。1972年11月，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專門說：“你們這幾年還沒把張愛萍的問題搞清楚嗎？據我所知，他不是特務嘛，中國共產黨內有那麼多的叛徒特務，我們今天還能在這開會嗎？”
晚年的周恩來
正是有了周恩來的仗義執言，張愛萍終於在1975年3月復出，並擔任國防科委主任，開始對國防科技領域進行了新的整頓。
1976年1月8日早上，張愛萍剛起床，就在廣播裡聽到了周恩來去世的訊息，他不禁悲痛欲絕，而且險些跌倒，護士給他送來的早飯他也一口都沒吃下……
後來張愛萍為了悼念周恩來，含淚寫下了一首《滿江紅·痛悼周恩來總理》：
愁霧彌天，江海水、怒號翻滾。舉世慟，追思勳業，馬列開逡。為國為民孺子牛，任勞任怨絕代尹。艱難繼、大任系安危，何駕雲！
驚雷震，天地忿，朔風烈，淚雨淋。四十六年前，重軍路引。難忘少年諄教誨，常憶征途親指領。提勁旅、打破核壟斷，攀萬仞。
晚年的張愛萍
張愛萍晚年回憶自己的軍旅生涯時，曾感激地說：“如果沒有總理的關懷，我肯定不會在軍隊工作，更談不上成為一名上將了。”
2003年7月5日20時35分，張愛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