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玲
2018年的8月15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3週年日子，也是我朱姓家族值得記憶的日子，我三爺爺朱伯庸烈士的遺骸終於移葬泗洪烈士陵園。這一刻，我和妹妹朱紫芊給這位只是聽說、從未見過，但卻給家族命運帶來極大影響的三爺爺敬獻了鮮花。我的淚水隨著奔湧的思緒奪眶而出，這其中有委屈、有不平、有感激，更有完成使命、放下重負的輕鬆……
一、救國救民 書生上戰場
我三爺爺朱伯庸，原名朱聯芬，又名朱榷，化名阿林，1912年1月15日（舊曆辛亥年十一月廿七，生肖屬豬）出生於四川省廣安市嶽池縣齊福鄉朱家灣（現大堰灘村）的一個地主家庭。1939年8月29日犧牲，時年27歲。
三爺爺朱伯庸共有兄弟5人，他排行老三。我的爺爺朱同九排行老大，二爺爺早年夭折，四爺爺朱聯青，五爺爺朱聯莪。我的祖爺爺（曾祖父）朱炳江，曾任四川嘉陵道尹，是早期就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的同盟會會員。
鄧小平同志的胞弟鄧墾寫的證明中記載了三爺爺年輕時的情況：“朱伯庸和我在廣安初中同過學，三十年代在上海很熟悉，經常有來往。就我所知，朱伯庸是一個進步的革命青年，愛好文藝，寫過一些進步的文藝作品，比如《黃麗》（黃麗是當時革命隊伍裡的一個有名的婦女幹部）等，另外還組織過一些革命團體，參加過一些革命的群眾活動。他在上海參加過新組成的抗日遊擊隊，後因國民黨破壞，這個游擊隊的活動無法開展，他就轉到安徽去繼續搞抗戰活動……”
三爺爺朱伯庸自幼聰明好學，接觸革命思潮較早，1931年在廣安中學讀書時就經同學陳伯村介紹加入了共青團。1932年在上海受共青團江蘇省委巡視員李幹成的領導。
1937年8月，淞滬會戰前夕，三爺爺受時任上海浦東區委書記林一心派遣，利用與國民政府泗縣縣長黎純一同為四川老鄉的關係，來到合作抗日基礎較好的皖東北，擔任了泗縣政訓處主任，任務是為抗戰培訓武裝力量。隨後，上海黨組織又派來幾位同志，其中的戴紀亢（原名戴季康）擔任了政訓處副主任。政訓處先後招募培訓青年學生200多人，其他抗日武裝人員1500餘人，並派共產黨員分任縣5個常備大隊指導員。
1938年1月3日，日軍第十三師團一部400餘人侵佔盱眙縣城，朱伯庸同黎純一、戴紀亢親率常備第三大隊配合盱眙縣武裝，向日軍發起攻擊，收復盱眙縣城。為此，縣長黎純一受到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的嘉獎。
1938年10月和11月，朱伯庸先後兩次親率由青訓班學員組成的常備隊員共計50多人到魯南抱犢崮，將武裝部隊交給山東分局統戰部部長郭子化。
1938年底，黎純一升任靈宿行署主任，朱伯庸任行署秘書，戴紀亢任行署政治工作隊隊長。朱、戴協助黎純一重建了3個大隊地方武裝，並於1939年2月收復時村。
為加強皖東北地區黨的領導，1939年2月中旬，朱伯庸受共產黨皖東北特別支部書記江上青派遣穿越敵偽封鎖線，到山東分局駐地沂水縣大王莊，接淄博特委組織部長楊純和婦女部長江彤到皖東北領導抗戰。
1939年8月下旬，遵照張愛萍的指示，為了調解國民政府皖六區專員盛子瑾和地方實力派靈璧縣長許志遠之間的矛盾共同抗日，江上青和朱伯庸隨盛子瑾帶一連警衛隊赴靈北張大路與許志遠商談。29日，當盛子瑾一行結束會談返回駐地，途經泗縣東北小灣村時，突遭當地反動地主武裝的埋伏襲擊。騎馬走在前邊的江上青中彈落馬，朱伯庸一邊叫警衛連長組織衛隊還擊，一邊跑上前去搶救江上青，二人不幸犧牲。同時遇難的還有國民黨的幾位進步人士。
與三爺爺一同遇難的江上青烈士（1911-1939.8.29）
小灣事件後，中共皖東北特委為江上青烈士召開了追悼會。但當時因為和我三爺爺朱伯庸並肩戰鬥的戴紀亢同志被錯誤地認為是“託派分子”，致使我三爺爺受到了牽連，成了懷疑物件，就沒有被確認為革命烈士。
二、備嘗艱辛 家人要正名
1940年，我五爺爺朱聯莪收到一封從安徽泗縣退回來的書信，這是他寫給哥哥朱伯庸的，信封上標註此人已故。噩耗傳來，全家親人異常悲痛，卻又不願相信這是真的，便四處寫信打聽我三爺爺的生死，最終從三爺爺好友陳慧仁的回信中確認了三爺爺已故。家人再次陷入悲痛之中，祖奶奶更是整日以淚洗面。
1945年9月13日，我五爺爺朱聯莪的兒子在四川省嶽池縣齊福鄉朱家灣村出生。祖奶奶長期思念尚未婚配、無後而逝的三兒子，就做主將剛剛出生的孫子過繼給了已逝的三兒子續後，取名朱百林——取朱伯庸名字中“伯”的諧音“百”和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所用化名“阿林”之“林”字，以示紀念。
全國解放後，1950-1951年四爺爺朱聯青、爺爺朱同九相繼去世。曾經做過地下工作的五爺爺朱聯莪因找不到單線聯絡的聯絡人，也就失去組織關係，解放後無法證明身份，1953年還曾被勞改，直到三十年後才平反。當時，朱家的婦孺老幼幾十人戴著地主成份的帽子，在一波一波的政治運動中膽戰心驚地艱難度日。後來，為了躲避政治風雨，陸續遷往地廣人稀的新疆謀生。但遠走他鄉的朱家人一直在關注我三爺爺朱伯庸的有關訊息。
1981年7月，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戴季亢同志被平反昭雪，追認為烈士；1982年，與三爺爺一起犧牲的江上青烈士遺骨由崔集村遷入了江蘇泗洪烈士陵園。五爺爺朱聯莪注意到了報紙上的這些訊息。
一個偶然的機會，五爺爺朱聯莪又找到了1979年8月29日的《新華日報》。報紙上說，1979年8月29日是江上青烈士犧牲40週年，同時還發表了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二機部副部長劉玉柱和衛生部副部長楊純三位同志撰寫的《懷念江上青同志》一文，同時刊載了烈士之弟揚州市政協副主席江樹峰的《滿江紅》詞。
我五爺爺清楚地記得，哥哥朱伯庸在世時曾提到過和他一起戰鬥過的戰友江上青和楊純。哥哥是和江上青烈士在同一場戰鬥中犧牲的，可是從來沒有人提到過朱伯庸，這讓五爺爺感到很不公平。如果哥哥的烈士身份早就得以確認，我們整個家族也許就不用背井離鄉，遠赴新疆了，境遇應該比現在好得多。五爺爺想為他的哥哥朱伯庸正名。
五爺爺曾經聽三爺爺說過，他住在表姐姚錫卿家裡寫中篇小說《黃麗》的事情，也知道三爺爺和這位表姐一家關係密切。五爺爺就給住在北京的表姐姚錫卿（我稱她姑奶奶）寫信，求姚錫卿去找一找當時身居高位的楊純副部長，問一下楊純是否知道朱伯庸這個人。
當時，錫卿奶奶已經71歲高齡了，她託人打聽到楊純的家，去了兩次才見到楊純。問起朱伯庸，楊說她不但知道，而且是生死與共的戰友。錫卿姑奶奶立即把這個訊息告訴了五爺爺，同時告訴他楊純的地址和電話。
五爺爺給楊純的信很快有了迴音，楊純親筆給五爺爺寫了有關朱伯庸問題的證明。
五爺爺馬上就把楊純的證明交到我們老家嶽池縣委、縣政府去，這作為朱伯庸申訴書的證明材料應當是很過硬的。所以，追認朱伯庸為烈士，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接著我五爺爺就寫信給安徽泗縣、北京的陳伯村和武漢的鄧墾，希望他們能夠提供朱伯庸的有關情況。五爺爺寫給安徽泗縣的十幾封信沒有一點回音，寫給鄧墾的信也不見回信，只有陳伯村副部長有回信來，
1984年10月份，我五爺爺見到了陳伯村副部長，也在嶽池縣民政局見到了他為三爺爺寫的證明材料。證明中除了證明他介紹朱伯庸入團的事實以外，還寫道：朱榷同志是一位好同志，他是黨員，他是為黨的工作為革命事業犧牲了，應當追認為烈士，對他的家屬應加以優撫。
到了1984年的11月份，嶽池縣民政局先後收到楊純和鄧墾寄來的關於朱伯庸的證明材料。
1985年春節過後，民政局把五爺爺朱聯莪叫到縣城，說我們上報追認朱伯庸同志為烈士的報告縣政府批下來了。
五爺爺看到批文的批准日期是1985年1月5日。他捧著這份批文，激情難抑，眼含熱淚久久地凝望著，彷彿見到了日思夜想的三哥哥朱伯庸。然而，激動的心情平復之後的五爺爺卻沒有領到烈士證。
五爺爺被告知，他不是烈士家屬，所以烈士證不能發給他。民政局的人說，所謂家屬，按規定是指父母、配偶、子女。沒有兄弟姊妹這一項。五爺爺激動地爭辯：“朱伯庸19歲離家，一生為革命奔走，未能成家何來配偶子女？我們兄弟沒有分家，朱伯庸離家後，母親由我贍養，有時還要給朱伯庸寄點錢去。難道我們就不是家屬嗎？”
“按規定，兄弟是不行的。”民政局官員咬住規定不放。
“就算兄弟不行，他犧牲的時候我們的母親還健在，一直活到1960年才去世。如果早些年追認朱伯庸為烈士，烈士證明發到我母親的手上，現在不也是在我手上嗎？”
我五爺爺說：“本來朱伯庸已經犧牲了46年才定為烈士，這件事情已經夠痛心的了。請你們按照中央首長及鄧墾同志的意見把烈士證給我，並把我家按照烈屬對待。”
不知道嶽池縣的官員們是教條主義的死心眼兒，還是有別的想法。總之，五爺爺在民政局鬧得“天昏地暗”，還是沒有拿到三爺爺朱伯庸的烈士證。
我們家人的想法很簡單：朱伯庸為國家獻出了生命，政府也認定他是烈士，不管怎樣也要給家人留個念想，家族的後人不要忘記我們家中曾有前輩為革命做過貢獻。
2000年初，88歲高齡的錫卿奶奶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老人家臨終前還不忘囑咐兒女別忘了三爺爺烈士證的事。錫卿奶奶的兒子湯撲勝教授（重慶師範學院數學系退休教師）決定去一趟嶽池，把事情弄個明白。
從五爺爺朱聯莪在嶽池縣民政局見到縣政府的批文至2000年時，已過去了15年，民政局的工作人員都換了，問誰都說是不瞭解。這件事情真就是一件怪事了，明明1985年時嶽池縣民政局打了報告，縣政府也批准了，五爺爺朱聯莪也見到批文了，而且還為了烈士證的事情在民政局大鬧一場，怎麼會沒了呢？
2002年8月，湯撲勝教授考慮再三，和妹妹湯撲安聯名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了一封信，由在北京工作的湯撲安去請求楊純同志轉交給總書記。9月23日，湯撲安接到中組部幹部監督局二處的電話，約她25日在中組部見面。中組部的同志仔細詢問了事件的來龍去脈。
這年的10月24日晚上，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歷史紀錄片《新四軍》中首次提到了江上青和朱伯庸犧牲的事情。
2003年8月，中組部幹部監督局二處在電話中告訴湯撲安，他們已經把信件等有關資料轉交給民政部，後續事情由民政部負責辦理。
到了2005年1月19日，湯撲安接到國家民政部的電話，說是朱伯庸的烈士證批下來了，他的烈士名錄在安徽泗縣，因為那裡是他和江上青同志的犧牲地。不過國家民政部多次與嶽池縣民政局聯絡不上，也不知道朱伯庸的親屬現在何處。他們希望湯撲安能告訴朱百林的地址和電話，他們要把朱伯庸的烈士證親自發給他。
由於湯撲勝教授沒有朱百林（過繼給三爺爺做兒子的五爺爺朱聯莪的孩子）在新疆的住址和聯絡方式，此時我們朱家所有人，全然不知湯撲勝教授為三爺爺烈士身份所做的努力和結果。
2007年湯撲勝教授因病在重慶去世，去世前在網際網路上留下了《尋找朱伯庸》的珍貴材料，正是這份文稿讓我們在為三爺爺正名的路上看到了希望。
三 、接力尋親 吾輩訪故地
2017年3月28日，清明節前，我陪父母和叔嬸前去四川嶽池縣齊福鄉朱家灣村祭祖掃墓。此間，78歲的父親告知我三爺爺的革命事蹟，說三爺爺在安徽泗縣烈士陵園，如果有機會也想去看看。
回北京後的4月2日，我致電三爺爺犧牲地泗縣烈士陵園，瞭解情況準備去祭掃，方知泗縣境內所有烈士陵園都沒有三爺爺的墓。我接著致電安徽泗縣民政局、四川嶽池縣民政局、民政部優撫司查詢朱伯庸的烈士證，均說沒有，且沒有三爺爺的任何材料。
我頓時陷入了困境，三爺爺犧牲78年了，從記事起我也只是零星聽到關於三爺爺的一點訊息:第一件事是1997年大妹妹朱紫芊在《家庭之友》雜誌上發現一篇紀念江上青的文章裡多處提到三爺爺朱伯庸，大妹特意從烏魯木齊把《家庭之友》送回到家中讓我們看，父親還激動地寫信告訴大姑媽朱曉光；第二件事是2002年媽媽的乾女婿在看新四軍紀錄片時發現提到了三爺爺朱伯庸的事蹟，特意跑回家告訴了父親；第三件事是1997年收到大姑媽朱曉光的來信，說她要來北京上訪關於對三爺爺不公正的待遇，我當時還給中組部寫了一封信，但沒有迴音。後來大姑媽也沒來上訪，我也沒多想，此事就放下了。
當我得知三爺爺沒有烈士證，連墓都不知在何處時，非常震驚，難過萬分。當時就將此訊息公佈在朱家親戚微信群，呼籲大家重視起來，號召大家全力尋找三爺爺朱伯庸的墓碑，併為三爺爺正名。
我立馬上網搜尋“烈士朱伯庸”，感謝有百度，感謝有湯撲勝教授在天涯社群和凱迪社群留下了與三爺爺有關的材料。我在搜尋的過程中，生怕錯過任何有關資訊，找到了大量江上青烈士與三爺爺的相關材料。
從湯撲勝教授遺留的材料裡得知三爺爺的烈士證已經批下來了，於是就打電話到民政部，無奈民政部電話打不進去，就託同學在民政部優撫司查詢三爺爺的烈士證。結果是沒有找到三爺爺的烈士證，需要重新遞交申請才能補辦證件。
2017年10月29日，我在五河縣友人張道海、陳林文、李如超的陪同下，前往安徽泗縣烈士陵園尋找三爺爺的墓。我們仔細地看完所有的墓碑，也沒有找到，但在陵園入口的文字介紹裡有朱伯庸相關的資訊，內容是：“1937年上海地下黨派朱伯庸來泗縣……”
從泗縣烈士陵園出來後，我們接著去了泗縣轄區的“江上青烈士陵園”尋找三爺爺的墓。江上青烈士陵園內的紀念館大門緊閉，在烈士陵園裡也找不到一個工作人員，我只好來到三爺爺和江上青烈士遇難的亭子下。
泗縣小灣村朱伯庸和江上青殉難處舊址。左為老濉河，右為“江上青烈士殉難處紀念碑亭”
陽光灑在亭前，一派安靜祥和的景象，難以想象78年前在這裡曾發生過“小灣事件”，有那麼多人為國捐軀。我鞠了三個躬，跪在了亭旁的濉河邊，注視著將三爺爺遺體衝到青陽鎮的河水，想到三爺爺為了革命、為了抗日遠離故鄉，犧牲在這個地方，又被濉河水沖走。如今親人們找到這裡，卻不知三爺爺身埋何處，我頓時悲痛萬分，淚如雨下，向濉河跪下磕了三個頭，心裡期盼三爺爺為我指明尋找他的方向，起身決定去泗縣民政局問個明白。
泗縣民政局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們，她說，不知道朱伯庸烈士，也不知道他的墓，叫我留下聯絡方式，等查到後電話通知我。她因馬上要開會，我們只好離開。
在民政局沒有找到任何有關三爺爺的線索，我們只好再次返回到泗縣烈士陵園去問個究竟。陵園一位工作了幾十年的女同志接待了我們。我向她說明了來意，她說可以帶我們去陵園裡江上青紀念館找資訊。在館內江上青烈士的材料裡有朱伯庸為抗日為黨工作的事蹟，她電話請示新調來的陵園主任如何處理我的訴求。
陵園主任振振有詞的說了一大堆話，核心意思是要我拿出朱伯庸侄孫女的身份證明。我拿出身份證，他說不行。我問：“朱伯庸是不是烈士?”他說：“他是烈士。”“是在泗縣犧牲的嗎？”“是”。“犧牲了埋到哪裡去了？” “不知道，你們在泗縣的烈士陵園沒找到，就是沒有。”我說只想知道三爺爺的墓在哪裡，告知我就可。他們怕我繼續“糾纏”，推辭說：若沒法證明我是朱伯庸的侄孫女的身份，就不能告知我。我一時無法證明自己，就僵持在了那裡。最後工作人員讓我留下聯絡方式，等領導回來商量出結果再通知我，之後就再無訊息了。
走出泗縣烈士陵園，我將希望寄託在“青陽鎮”，那是爺爺犧牲後遺體被濉河水衝到的地方。手機百度“青陽鎮”就是現在的江蘇省泗洪縣，離安徽泗縣70裡。泗洪於1949年4月建縣，縣域大部在此前屬安徽省泗縣管轄。
我們在泗洪烈士陵園仔細查看了所有的墓碑，仍沒有三爺爺的墓。但在陵園裡的江上青紀念館裡，我們找到了較多的有關三爺爺的資訊。我向紀念館裡的工作人員詢問朱伯庸墓的事，以及有關三爺爺的歷史資料。令人驚喜的是這位同志打了電話後，說帶我們去見新四軍研究會李松科同志，他了解朱伯庸的情況。隨後我們就去了新四軍研究會，正值午休時間，我們沒有見到李老，只好抓住這唯一的有效線索又回到烈士陵園。
這次烈士陵園的李雷訓主任接待了我們，並告知泗洪縣新四軍研究會李松科先生是他的師傅，對朱伯庸的歷史有所研究。當問起三爺爺的墓碑時，李主任說，你三爺爺的墓有可能還在，並給了我李老的手機號碼和他的名片。發自肺腑地感謝李主任，感謝泗洪這個尊重烈士的地方。握手道別後，我就趕往宿遷高鐵站返回北京，原先極度失望的心情一掃而空。但回來路上手機滑掉地下摔的打不開了，無法與外界聯絡，我好著急。
2017年11月8日，終於看到李老在微信裡留言：“喂，你是朱曉玲同志嗎，我是泗洪的李松科，我看到你這條訊息，我心裡很高興，因為朱伯庸是我們這裡與江上青齊名的英雄、烈士，我對朱伯庸烈士的材料瞭解還是比較多的。在2002年10月31日，北京中組部曾來人調查朱伯庸的有關情況，並在泗洪縣委組織部召開了座談會，當時我也參加了，我的日記中有記錄……”我在微信裡跟李老約好晚上8點電話交流。
晚上8點整，當我拿起電話時，李老的電話竟然打過來了，我們交流了一個多小時。李老談到三爺爺是第一批被上海地下黨派到皖東北、帶兵打日本鬼子、多次去山東找黨組織、是皖東北著名烈士，也是皖東北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對皖東北抗戰作出重要貢獻。李老安慰我，說他們會盡最大努力找到三爺爺的墓。這是78年來我們朱家人聽到的最溫暖人心的話！
放下電話，我躲在臥室嚎啕大哭：哭三爺爺正當年輕力壯時就犧牲了，如今不知身在何處；哭祖奶奶白髮人送黑髮人，祖奶奶因思念我三爺爺哭瞎了眼，在1960年時餓死了；我哭五爺爺為了三爺爺的烈士身份，不顧彎腰駝背90度的身軀，走40裡山路去嶽池縣組織部申訴，四處寫信，至死也沒有看到三爺爺的烈士證書；哭湯撲勝教授一家兩代人堅持不懈地為爺爺申訴，直到他們去世還是沒有看到三爺爺的烈士證；哭朱家親人背井離鄉，擔驚受怕幾十年；哭自己無知，遲遲未重視此事，三爺爺朱伯庸犧牲78年了至今才來找他……更多的是被史學工作者李松科同志的話感動得哭了。這次無論如何、不管多難，也要找到三爺爺，我們也要找到磕頭燒香紀念他的地方！
四 、歷盡波折 忠骨入陵園
2017年11月21日，在泗洪縣新四軍研究會周鳳東會長的帶領下，我終於在崔集村的墓冢裡找到了三爺爺朱伯庸的墓。26日，周鳳東、許乃宏、陳波、李松科等4人和崔集村黨支部書記趙鳳凱一同陪我前往三爺爺的墓地，我們給三爺爺敬獻了花籃。
原來，1939年8月，三爺爺與江上青一起犧牲後，二人均葬於崔集。泗洪建縣後，青陽鎮和崔集村均屬其管轄。1982年，江的遺骸遷葬泗洪烈士陵園，而三爺爺仍長眠在崔集村。
整個尋找三爺爺的墓和祭掃過程中，我被泗洪縣新四軍研究會的同志們感動著，是他們對歷史的尊重、對烈士的崇敬，才這麼不計回報地幫我、幫我朱家找到了三爺爺。
我與李松科老師、周鳳東會長（2018.4.14）
12月28日，泗洪新四軍研究會向國家民政部遞交了《關於補發朱伯庸烈士證書的報告》。民政部收到後，給江蘇省民政廳和泗洪民政局回覆，按照相關政策規定，此事應該向安徽省泗縣民政局打報告。
本來以為接下來的事應該能順利辦妥了，然而，根本想不到的麻煩還在等著我們。2018年3月1日，我向三爺爺生前工作所在地泗縣民政局遞交《關於請求為朱伯庸烈士正名並解決烈士證書的申請報告》。泗縣民政局分管此事的副局長讓我找泗洪縣民政局，我說相關政策規定要在犧牲地或出生地辦理這樣的事。就這樣反覆多次溝通，沒有結果、也沒有進展。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朱伯庸的相關材料。而且他們認為：當年犧牲時沒有追認烈士，就說明有問題，你們以前沒申請成功現在也是不可能的；其次是他的組織關係複雜，你們要找來足夠的事實來證明朱伯庸是烈士。幾十年過去了，我一個普通人去哪裡找三爺爺的歷史證明？我再次落入絕望之中。
在泗洪縣李雷訓主任、周風來會長和李松科老人的鼓勵下，4月8日，我們再次帶著申報材料前往泗縣民政局，還是那位副局長接待了我們。他先是擺出一大堆困難和問題，說這事應該找泗洪來辦。我再次跟他解釋相關政策，他說這個過程很難，他認為辦不成。他還說“你們不就是想把你三爺爺墓遷到烈士陵園嗎？我們泗縣有很多個烈士陵園，還有一個無名烈士陵園，遷進去不就行了。”我們說沒有烈士證行嗎？他說他問後再說。我們堅持請求從他這裡遞交烈士申請報告，他讓我們填寫了《革命烈士審批表》。我們迫不及待地說下午送來。
我們立馬找到了李老打過招呼的泗縣新四軍研究會，在泗縣新四軍研究會舒家宏會長及幾位同志的積極幫助下，我們終於在下午上班前，經查詢材料，填寫完畢《革命烈士審批表》。中午舒會長還請我們吃了便飯，一上午在泗縣民政局的憋屈心理，此時才有了點舒緩。
下午上班前，我和三妹妹朱曉華早早就等在辦公室門外，給這位局長打了電話。他來到辦公室看了我們填寫的《革命烈士審批表》，指著工作單位和職務這一欄說我們填寫的泗縣縣政府政訓處主任（因無從知道三爺爺在黨內的具體單位和職務，只能這樣填），是國民黨的組織，申請材料通不過，朱伯庸歷史問題複雜，泗縣的烈士陵園不能遷入。讓我們去找泗縣縣政府，明確告訴我們他們民政部門辦不了此事。想起多年前五爺爺朱聯莪在四川嶽池縣為三爺爺的革命烈士身份所受的氣和白眼，想必再求這位局長也沒什麼意義了，只好極度絕望地回了北京。
79年過去了，當年在上海地下黨和我三爺爺一起工作過的林一心、鍾民、鄭伯克、李幹成同志，在皖東北負責黨政領導工作的張愛萍、金明、楊純、江彤、張勁夫等領導已逝世，當事人、知情人及健在的人越來越少，烈士證書的申請難度就會越來越大，下一步我們該怎麼辦？
就在我幾近徹底絕望的時候，事情出現了轉機。2018年4月10日，我有幸聯絡到了新四軍的後代劉延淮和鄧淮生長輩。第二天，我見到了延淮媽媽。她見到我第一句話：“我知道朱伯庸是冒著生命危險把我母親和楊純阿姨接到皖東北領導抗戰的。當時她們還女扮男裝挑著擔到了管鎮……”聽完我的彙報，延淮媽媽拿起電話就向民政部和泗洪縣的相關領導溝通關於朱伯庸的情況和現行的烈士政策。
在他們的關懷指導下，在我先生的老師、同學們的幫助下，2018年5月16日，終於在中組部和安徽省民政廳查到了安徽省民政廳檔案（民優字［2003］3號）《關於追認朱伯庸同志為革命烈士的通知》。通知是下達給泗縣人民政府的，同時抄報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安徽省委組織部，抄送宿州市人民政府、四川省嶽池縣人民政府，印製時間是2003年1月15日。
原來，在2002年8月，湯撲勝、湯撲安兄妹給江總書記的信件發出後，中組部隨即著手調查，並於10月31日在泗洪縣委組織部召開了座談會……。三爺爺烈士身份的確認，在第二年就已經有了結論。
三爺爺朱伯庸犧牲64年後的2003年被追認為烈士，又過了15年，他的親人們歷經波折才看到這份通知。同時，也正是有了這份通知，2018年8月15日，三爺爺的遺骸也得以順利移葬於泗洪烈士陵園。
回想起在尋找、確認三爺爺烈士身份和遷移其墓冢的過程中所遇波折，所嘗艱辛，真的是感慨萬千，心緒難平……
正所謂，正英名尋遺骨歷盡艱辛，入陵園慰忠魂終償夙願。作為朱家後人，我衷心地感謝多年來給予我們幫助的人們，感謝那些沒有忘記革命先烈的人們！（20018.10.12）
文原載於2018年第2期《湖畔風雷》雜誌，現略有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