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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年來，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造就了中國自成一體的大一統傳統和中華文明富有韌性的延續性。但自張騫鑿空西域 開始，歷朝歷代都有層出不窮的使者、僧侶、商人懷著不同的使命和目的，從中國出發，或穿越西部高山戈壁，或遠渡重洋，一路向西探索中土以外更廣闊的世界，他們帶回來的物質和思想也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世界。絲綢之路由此誕生。
中國地處東亞大陸，地理上西有高山大漠，東有汪洋大海，形成了天然屏障。這些屏障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國腹地的農業文明地域能夠得到保護，從而早早誕生了大一統的國家形態。另一方面，這一優越的地理形態也侷限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渠道，使得中國對外交流大致只能經過西部聯通中亞的陸路，以及東部沿海的海路，前者即絲綢之路，後者即所謂“海上絲綢之路”，二者疊加大體上就是今天所提的“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地區。郭建龍所著的《絲綢之路大歷史》即以這一東一西兩條路線切入，講述了一部古代中華帝國的對外交流史。書中根據時代主要特點，將絲綢之路的歷史分為若干階段，依次展開。
絲綢之路最初進入中央帝國的視野，是西漢時期。為了打擊匈奴的戰略需要，漢武帝劉徹派遣使節前往西域，試圖聯合當地國家夾擊匈奴。很快，這裡的36國被野心勃勃的漢武帝納入了征服的視野。之後，漢朝一再對西域用兵，迫使當地國家臣服，並設立了西域都護府，對西域進行管制。但到西漢末年，隨著漢朝國力下滑，不足以支援對西域大規模用兵，西漢對西域的控制以失敗告終。同時，在南方，漢武帝出兵征伐南越，將這裡納入了中央管轄，為日後從海路聯通西域奠定了基礎。
東漢建立後，到漢明帝時期，作為一個有抱負的君主，他決定對西域採取更為進取的政策。一方面，漢軍北擊匈奴，勒石燕然，一方面，派出使團，溝通西域諸國。之後，東漢對西域時而經營，時而退出，政策多次反覆。到東漢末年，隨著漢室衰微，西域再度丟失。
可以說，技術和財政的限制，制約了中央帝國的擴張能力和擴張範圍，使得其無法完成對西域領地的佔領和整合。當統一的漢朝瓦解，中國本土陷入分裂，以軍政需求為主要目標的征服時代也宣告結束。
帝國政府在西域缺席的同時，大量佛教僧人如晉之法顯，唐之玄奘等，為了朝聖或是求法，不顧嚴峻的自然條件，憑著信仰歷經艱難，經西域或是南海道前往印度。他們記錄了沿途風土人情，擴充套件了中國對絲綢之路上的國家和地理的瞭解。這一時期被歸為信仰時代。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完全放棄了對西域的擴張。唐朝強盛時，設立了安西都護府和北廷都護府，但阿拉伯帝國此時也向東擴張，雙方在中亞相遇，唐軍在怛羅斯之戰中慘敗，唐朝由此喪失了向中亞擴張的可能，這使得唐朝大體控制範圍未能超出今天的中國西部邊界。
唐代海上貿易已經非常發達，泉州等港口城市形成了繁榮的景象。大量外國人經海陸來華。宋朝丟失了與西域的聯絡後，進一步將對外聯絡重心放在了南海道，對海外也有了進一步瞭解，福建路市舶提舉趙汝適留下的資料記錄了海外58個國家。由於這一時期中國對外交往以貿易為主要內容，宋代又被稱為貿易時代。
蒙古人建立了橫跨亞歐大陸的世界帝國，這使得人們穿越絲綢之路更為容易，推動了東西方的貿易和相互瞭解。這一時期被稱為帝國時代，但也是在元代，西歐開始發力超車，逐漸開始超越東方。
明清時期依然固守中央帝國的觀念，鄭和航海已是宋元航海成就的一次餘暉，中國越發內斂。但西方的地理大發現已經掀起了一股聯通全球的力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先後來到東方，展開貿易和殖民。儘管這一時期歐洲還不具有壓倒性優勢，在與中國的幾次軍事衝突中沒有佔據優勢，但後面的歷史我們已經都知道。到19世紀中葉，閉關鎖國的清王朝最終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敲開了國門。
本書書名中的“大歷史”一詞，意味著這是一部宏觀的通史性作品，注重歷史發展脈絡，涉及軍事、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而對具體歷史事件著墨不多。比較有新意的是書中擺脫了中國中心主義視角和傳統朝貢體系的描述，將中國作為世界諸國中的一員，講述了與周邊國家乃至遙遠的西方國度的交往，以及這些國家的歷史變遷。如對東南亞緬甸、越南、泰國等國與中國以及他們彼此間歷史的勾連的描述，令人感受到歷史上複雜的因果互動。本書在歷史寫作上還秉持了科學態度，注重比較中外多方史料，在此基礎上做到了客觀分析，揚棄舊說。如對鄭和下西洋過程中剿滅陳祖義等數次衝突的分析，不全憑中國史書記載，而是結合當時情況作出更為合理的解釋。對乾嘉時期的中外交往，更是綜合比較雙方記載，對實際情況作出辨析。作者對地理的熟悉也使得他在講述中外交流時別具優勢，如對古代進入印度道路的描述，對位於今天新疆的西域諸國地理位置的分析，等等，使得對相關史事的分析更具說服力。
對於讀者來說，絲綢之路涉及國家和地區眾多，並且古今名稱變化頗大，所幸書中提供了許多圖表，使得閱讀清晰了很多。書後還附有絲綢之路大事年表，穿插著中外史事，讓人更好地感受到絲路千年的變遷。
《絲綢之路大歷史》概述了中國人海外探索的過程，認為中國古代地理單元的特點使中國人具有保守性，忽視了周邊的探索，並強調“開放”的重要性。但如同許多“大歷史”類作品，這一結論也過於簡單，甚至與文中幾十萬字的描述相矛盾。就從書中內容來看，歷史上的中原王朝在強盛時都試圖在各個方向進行擴張，明朝即便政府實施海禁，東南沿海的民間對外貿易也從未禁絕，美洲的白銀因此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市場。至於清朝，更是在西部鞏固了中央政權的統治，而西北、西南的屢次用兵，反過來也說明了傳統農業政權的擴張極限所致。反觀西方，哈布斯堡家族建立的西班牙帝國曾經統治了歐洲一半以上領土，但囿於物質和技術條件，帝國無法有效直接管控，只能實行地方自治，龐大的帝國最終土崩瓦解。兩相比較，傳統中原王朝傾向內斂的政策未始不是明智之舉。這更多是現實主義的考慮，而非文化心理所致。至於認為中國陷入王朝迴圈，每個朝代與前朝大同小異，缺乏經濟和技術進步，也與中國歷史上吸收外來文化和歷朝制度變革的事實不符，譬如內藤湖南就提出“唐宋變革論”，認為唐宋之間並非簡單地改朝換代，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鉅變。因此，對書中有關史論，讀者可能基於自己的認識，見仁見智。
總體來說，《絲綢之路大歷史》細緻梳理了從張騫通西域到鴉片戰爭為止的古代中國對外交流史，講述了古代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以及絲路沿線國家與中國的互動，再現了絲路之上的中外千年文明交融，普通讀者如要了解這段歷史，值得一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