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輝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先鋒戲劇”的旗幟。質疑者時有，但“敞篷車並不理會路邊的聲音”，出現批判孟京輝“不先鋒”“偽先鋒”的聲音同時也意味著，人們不僅把他看作實驗戲劇的旗幟，他更已經成為中國當代主流戲劇的旗幟。《戀愛的犀牛》《兩隻狗的生活意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等作非凡的商業成功，“黑貓劇團”“空花組”等劇組繁忙的全國巡迴演出，蜂巢劇場、烏鎮戲劇節、北京國際青年戲劇節、杭州戲劇節、深圳當代戲劇雙年展、阿那亞戲劇節等國內前沿當代戲劇陣地，孟京輝在國內當代戲劇領域就是“唯一”並不可取代的。
由此，“孟京輝”也成為形容詞。“這戲太孟京輝了”，評價彷彿從來不曾改變，一如孟京輝本人也似乎從來不曾改變。“孟氏美學”究竟作何定義？雖然，很多戲劇愛好者都是從《戀愛的犀牛》起步，他們腦中自然都有一套獨屬於“孟京輝”的畫面——可這些畫面是20世紀初的孟京輝，還是現在的孟京輝嗎？
《戀愛的犀牛》劇照
以1999年《戀愛的犀牛》首演創造商業奇蹟和2008年為《戀愛的犀牛》駐演建立北京蜂巢劇場為兩個時間節點，“孟京輝”的位置是不同的。1999年之前，他是中國90年代先鋒實驗戲劇的主將，但也是“之一”；《戀愛的犀牛》之後，他是中國商業成績上最為成功的戲劇導演，獲取了主流的聲名。2008年後，他真正成為中國當代戲劇的旗幟，作品持續輸出，同時為中國當代戲劇打下無數陣地，蒙蔭了一代代青年戲劇人。
而更重要的，蜂巢劇場這一“主場”的建立，讓老作品有條件被重製，甚至多次復排。《戀愛的犀牛》不論演員迭代，單論導演形式就可分出4-5版；《臭蟲》如今已經是第三次復排的版本，“孟氏美學”由此在歷屆劇組成員的復排和重組中，奢侈地“多點試錯”，悄無聲息地進化升級。小劇場做實驗，大劇場收穫成果，十幾年來，在那些不變的“孟京輝”的同時，敏銳的觀眾必然能夠感受到一種舞臺語彙的更迭。
10月15日，第八屆烏鎮戲劇節開幕大戲，孟京輝導演《紅與黑》首演，這是2018年飽受關注也備具爭議的《茶館》，2021年阿那亞戲劇節首演的《傷心咖啡館之歌》後，孟京輝最新一部大劇場巡演作品。顯然，歷經了《茶館》演出時評論界的暴風驟雨，《紅與黑》引發的波瀾平靜很多；某種“疲倦”蔓延在觀眾與評論者的心頭——“沒驚喜沒有改變”，還更加“冒犯”了。
《茶館》劇照
毋需再與《茶館》這樣完整的既存形式做什麼殊死對決，自由綻放“孟氏美學”的《紅與黑》，不出預料地展現了純粹的作者風格，和這幾年來孟京輝所有的小劇場作品無異，宛若一種美學示威：如果“孟氏美學”確實歷經過蛻變和轉化，而《紅與黑》就是在迷茫和探索歷程之後，最熱烈和堅定的一種確信。
01
“孟氏美學”，有無數種解釋
孟京輝在中央戲劇學院的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是《論梅耶荷德的導演藝術》，過往研究者認為“孟京輝美學風格”是對梅耶荷德導演風格三個方面的繼承：一，對舞臺假定性的堅持和發揚；二、文字上辛辣的嘲諷與批判性；三、演員形體表達的“有機造型術”（薛堅，《論孟京輝對梅耶荷德戲劇理論的接受與超越》）。這三點概括了觀眾對孟京輝作品的基本印象：完全脫離現實主義實景的概念式舞臺，所有場景都立足於概念隱喻和角色的假定性；解構、戲仿、拼貼、荒誕、出格、放肆、顛覆並喜鬧劇化的文字呈現；大吼大叫，集體舞，蹦迪，病態扭曲的演員形體表達，“群魔亂舞”式的歌隊和舞臺氛圍——伴隨這些直觀的“孟氏畫面”，同樣會被經常提及的語彙，叫“粗糲”，或者是“生猛”。
這種粗糲，是20世紀90年代商品經濟大潮洶湧的混亂的粗糲，是固定美學標準被擊碎的粗糲，是城市化程序過渡階段的粗糲。這種粗糲根本接近於所謂“先鋒精神”的存續：完整性和統一性是場幻夢，破壞之後的不完滿和無所皈依才是反抗的底色。
《傷心咖啡館之歌》劇照
顯然，近十年來“孟氏美學”的顯著變化，就是這種“粗糲”的不復再得。孟京輝如今作品在美學上的“精緻”，則是他被指責“背離先鋒”的根源。
如今的孟京輝顯然有所皈依：以新興城市為創作基地，不斷湧入的新鮮血液湧動城市的呼吸，在不斷的復排中，他的作品已是盡善盡美的“城市化”範本，是當代城市生活狀態中後現代性的放大書寫。伴隨對個人美學追求的商業化運作，孟京輝的舞臺在越發接近舞臺演出的前沿，不斷跨越邊界的同時，內在裡徹底擁抱了城市化——他不再僅是一個北京導演，而更是一個屬於城市的導演：他作品中根植北京地域，脫胎於“首都”的元素逐漸泛化了。
這種“城市化”演變，從表面上看首先意味著“有錢了”：《他有兩把左輪手槍和黑白相間的眼睛》滿舞臺的醫院病床，《茶館》驚天的鋼鐵巨輪，《紅與黑》中近乎粗暴而野蠻的鋼鐵支架空間，《傷心咖啡館之歌》中巨大的手指雕塑……同時，燈光設計務求精緻唯美，高規格的多媒體、實時影像等技術手段，都是作品商業吸引力的一部分。
《紅與黑》劇照
現在孟京輝一以貫之的非現實假定性舞臺，不再滿足於簡單、寫意，他的舞臺設計合作者張武更愛好用鋼筋水泥、恢弘巨物等崇高元素，使舞臺“多就是多”，以填滿一切空間為目的，創造前所未有的壓迫感。舞臺本身即成為隱喻生髮的世界，舞臺假定性的貫徹不再是“一個空間有無數種解釋”，而趨向“無數空間組成無數種解釋”的多元混沌。
演員脫下日常生活中的常服，也逐漸遠離光怪陸離的當代時尚，而是貫徹了一套帶有強烈個人審美正規化的，現代卻又很難說是當代的造型風格：無論作品的時代背景，演員永遠身著設計繁複、新歌特風格的大碼深色西裝外套，配以白襯衫或白色連衣裙，時刻保持朋克底色的緊身褲與黑色皮靴；過往常見的“鄉村蹦迪”和“集體舞”，被黑貓劇團、張紫淇劇組帶來的一系列“沉浸式”作品所運用的現代舞和當代肢體劇場內容取代，昔日接地氣的“群魔亂舞”，演化為來自美術館白空間的肢體探索和被雕琢過後的身體語言。
02
不是被觀眾選擇，而是選擇觀眾
但“有錢了”，更加“精緻”的舞臺，更加細膩的演員訓練，更深層次的商業開發，絕非孟京輝“城市化”的全部。最令觀眾直觀感受到的，是孟京輝的演員們在舞臺上的越發瘋狂，是演員表達的越發極端和自我消耗——不加掩飾、拒絕治療的“現代都市病”。
演員的臺詞表達全部變為“嘶吼”，演員連排成一隊、保持靜態進行唸白的機會都不再多得。被蔓延全場、永不止息的演員“嘶吼”嚇退的觀眾在《太陽與太陽穴》的豆瓣頁面怒斥“孟京輝是不是瘋了，全場都在吼”，《茶館》第一幕所有演員故意不戴耳麥大聲嘶吼臺詞，甚至引發第二天演員被觀眾看到去藥房購買潤喉藥的趣聞。
“嘶吼”的大行其道，意味著導演對演員的指揮走向“情動”的極端，“嘶吼”只是演員情緒時刻處於極端崩潰狀態的表象，文字的消逝和情緒的主導才是背後的深層次邏輯：任何戲碼都在排練中被歸結為扭曲的極端情緒，每一行臺詞都被解讀為情緒找不到傾瀉出口的絕望，每一個角色都染上無可救藥的“現代都市病”並沉醉其中。
搖滾樂和電子音樂的進一步介入，相比於曾經《戀愛的犀牛》中張廣天的那幾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更佔據主導地位：《傷心咖啡館之歌》如果沒有音樂將不能想象，而以《四川好人》為代表，演員的“歌唱”降格為一件樂器和情緒化的表達，沒有人關心歌詞——一如很少再有人關心孟京輝劇作的文字。
《四川好人》劇照
這並不意味著文字孱弱：實際上，孟京輝正在涉足更嚴肅的話題，挑戰深刻的文學名著，劇作文字在外來的文字構作（如來自德國的戲劇構作塞巴斯蒂安·凱撒）加持下，越發具備哲學意味和明確的人生態度——一切對孟京輝“不深刻”“膚淺”“流於表面”的評價是未加考慮的。
然而這些評價又是合理的：畢竟，演員“嘶吼”中都聽不清檯詞，臺詞也不按照正常的情節邏輯和人物情緒來表現，大段的獨白與構作進來的外來文字打斷敘事，音樂、肢體、儀式持續地對文字進攻，劇作的文字被模糊，敘事成分被多維度地取消，令觀眾往往只能對“表面”的東西產生印象，文字的機巧被放入了小徑分叉的花園，只有做好準備的觀眾才能夠拾取；直接被情緒化的舞臺呈現抓走的觀眾，則陷入了一輪又一輪的感官刺激旋渦，在非理性的狂潮中或沉迷，或厭惡，或不理解——
觀眾反過來被選擇了：如果觀眾不選擇主動融入，那麼觀眾就會被放棄。孟京輝的目標觀眾在這十多年裡，也隨著孟京輝的“城市化”而改變，城市白領和中產階級逐漸佔據了本屬於文藝青年的領地。這種潛意識裡對觀眾的選擇，意味著“孟氏美學”看清了最終的方向：不僅擁抱城市化，並且也不再猶疑，不再眷戀過去——那種始終蔓延在作品中的以情感為載體的理想主義苦悶，終於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
03
“極端”，是藝術家的一種幸福
烏鎮上演《紅與黑》（包括在阿那亞戲劇節首演的《傷心咖啡館之歌》）可能是“城市化孟氏美學”定型的標誌性事件：過往《活著》《臨川四夢》《茶館》等大劇場作品，還時刻在勾連“孟京輝戲劇宇宙”，展現過往經典作品的成功痕跡，試圖“求全”，在個人風格與普遍觀感中尋找平衡，還在前城市化與城市化之間徘徊、迷茫、試圖兩者都要，而《紅與黑》，純粹是一部孟京輝城市化語彙的作品。
此次負責演出《紅與黑》的孟京輝的《空中花園謀殺案》劇組將大劇場看作一次小劇場的日常實驗，平時“空花組”在小劇場幹什麼，那麼在大劇場和經典名著文字面前依然做什麼——面對一本充滿歷史實證主義意味的“1830年紀事”，孟京輝無所顧忌地將其納入到純粹自我的“情慾主義”讀解中，不再如以往般諱言自己是在將“孟氏美學”進行流水線般的工業生產；在同齡創作者逐漸陷入技巧重複和表達單一的困境中時，孟京輝能夠繼續在技術和風格上精進往前——哪怕方向是極端，極端，越發極端。
《空中花園謀殺案》劇照
方法與目標如此明確，流水線了又如何？
張弌鋮飾演的於連最終熱烈地選擇以生命換取情慾的滿足，孟京輝則用一個大劇場作品確證了“孟氏美學”“城市化”成熟後的篤信。孟京輝已經是中國當代戲劇的“代名詞”，“孟氏美學”同樣已是當代城市美學的代名詞。他可能不再那麼“粗糲”了，也不再“實驗”了，但它成熟了，它具有說服力，它無比堅定，它不再遲疑。
“極端”對於藝術家是一種幸福。也許孟京輝在《紅與黑》裡，在找到司湯達筆下的“殘酷的真實”的同時，也遇到了那“屬於少數人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