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點
那些通向格拉斯哥的前塵往事
1824年,56歲的法國物理學家傅立葉首次發現了溫室效應現象,但是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以為這是純科學範疇的事,並沒有在意。
155年後,美國國家科學院釋出了最早的氣候變化評估科學報告,指出了二氧化碳(CO₂)濃度與19世紀以來氣候變化的直接關係,並預測“如果CO₂濃度加倍的話,大氣溫度將上升3±1.5℃。”
別說3±1.5℃,只要地球上的大氣溫度再上升2℃會發生什麼?
地球上1/3的人口將長期暴露在酷暑中,會出現更多因高溫引發的死亡。溫水珊瑚礁都將被摧毀,每10年北極海冰會在一整個夏天內完全融化一次,未來幾個世紀海平面有上升幾米的可能性……
除非發明“時光機”,否則這些後果都將不可逆轉,這個星球的所有生靈或許都會大難臨頭。
面對生存的威脅,全世界的吃瓜群眾體驗了“吃瓜吃到自己身上”的滋味。
原來這不只關乎傅立葉,也不只關乎科學,更關乎自己。為了拯救自己,這就需要所有國家共同動員,齊心協力制定一份保護全球氣候的“人類生存KPI”。
為了避免大家對氣候議題繼續拖延,1992 年裡約地球峰會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以下簡稱“公約”)在政府間談判委員會獲得透過。
為了防止這最後淪為一張“口頭支票”,公約的簽署國每年會召開一次締約方會議 (COP),負責監督和評審公約的實施情況,這就是COP的由來。自1995年以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會派代表參加這場盛大的會議,不知不覺間,COP已走過26個春秋。
各個國家不能只有共識不幹事兒,於是就有了COP大會來約定各個國家每年都開個碰頭會,明確好責任和義務。圖源:央廣網
願景是偉大的,使命是崇高的,但現實是國際氣候談判因為涉及各國利益,充滿矛盾和分歧,但總歸也是吵而不崩、鬥而不破。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每年在世界各地區輪換舉行。回顧26屆以來大會的重要節點,氣候談判跨越山海,在各大洲留下了足跡。
1995年的德國東北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一次締約方大會(COP1)在柏林舉行。
儘管市中心遍地都是精心修整的花園,但是發達國家卻無心欣賞沿途風光。因為這是國際社會頭一回審評公約裡給發達國家規定的減排承諾是否充足。簡單來說,就是大家回過頭來一看,認為之前分配給發達國家的KPI可能少了。締約方經審議認定,按照公約所規定的自願減排沒法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
於是,各國部長和其他高階官員通過了“柏林授權”,發起了新一輪關於加強發達國家承諾的會談。
這當然會引起分歧。但好在德國與其他歐盟成員站出來表態——它們將不要求把發展中國家的承諾列入《議定書》談判的議程。“柏林授權”得到了發展中國家(不包括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的支援,他們和歐盟“一拍即合”結成了聯盟。
在公眾的壓力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石油輸出國組織只好同意做出妥協。但是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內瑞拉持保留意見。最終,“柏林授權”得以透過,成為“京都程序”的開端。
1997年,從歐洲跨越到亞洲,COP3在日本京都舉行。
京都又稱為“平安京”,儘管這裡是日本茶道的中心,但會議的氛圍與茶道精神截然不同。
經過激烈地討價還價,會議通過了《京都議定書》(簡稱為《議定書》)。如果說,之前大家都是“講人情”來自願減排,《議定書》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首次跟發達國家“講起了法律”,給發達國家規定了減排溫室氣體的目標和時間表,並且還具有法律約束力。這給21世紀全球繼續努力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開了個好頭。
10年後的2007年, COP13在印尼的“天堂之島”——巴厘島舉行。
在充斥著美麗沙灘和熱帶雨林,沐浴著溫暖印度洋海水的巴厘島上,這次會議不僅達成了“巴釐路線圖”,而且要求COP15最終達成談判協議,簡稱“巴釐授權”。
“巴釐路線圖”要求附件一締約方繼續承擔量化的、有雄心的、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目標。
對於已經退出《議定書》的美國,“巴釐路線圖”也不是沒有辦法,要求非附件一締約方必須在公約框架下承擔“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實的(三可)”減緩承諾或行動,包括量化溫室氣體減限排目標,而且要在顧及國情差異的前提下,確保與《議定書》締約方在減緩努力上具有可比性。
同時,“巴釐路線圖”也“點名”了發展中國家。提出發展中國家要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在得到技術、資金和能力建設的支援下,採取適當的國內減緩行動(NAMAs),滿足“三可”要求。
2009年,COP15來到了丹麥哥本哈根。
因為《海的女兒》《皇帝的新衣》等膾炙人口的故事,丹麥有了“童話王國”的美譽。
但是這次會議的成果一點也不“童話”,甚至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一次失敗的會議,是“多邊主義的災難”。
會議期間還演出了一場不和諧的插曲——當談判工作稍有進展時,突然被一份由丹麥自行擬定的文案攪局。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氣候談判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蘇偉在大會上三次拍案而起,他對丹麥首相拉斯穆森直言:“這一舉動將嚴重影響到哥本哈根大會的成功。”由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抵制,這一版文案終被拋棄。
往好處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終於發表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但這是繼《京都議定書》後又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球氣候協議書,被喻為“拯救人類的最後一次機會”,雖然這評價聽起來挺耳熟。
2011年,COP17來到南非德班。
因為《京都議定書》在2012年失效,這次大會同意把《議定書》的法律效力再延長5年。
同時,大會決定建立 “德班平臺”,並決定啟動在哥本哈根會議中提到的綠色氣候基金:發達國家應在2010年至2012年間,出資300億美元,快速啟動綠色氣候基金;在2013至2020年間,每年出資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在德班會議上,確定基金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金融機制的操作實體,成立基金董事會,並要求董事會盡快使基金可操作化。在德班大會期間,加拿大宣佈正式退出《京都議定書》。
4年後,COP21在法國巴黎舉行。藝術之都彷彿給各國代表帶來了莫大的靈感,在這屆大會上,各締約方達成了一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球氣候協議——《巴黎協定》。
其長期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它是繼《議定書》後第二份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議,為2020年後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指明瞭方向和目標,可以說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當之無愧的又一個里程碑。它為所有國家建立了具有共同約束力的承諾,但讓每個國家自行決定其不具有約束力的“國家自主貢獻”(NDC)。
《巴黎協定》生效的那天,聯合國氣候大會組委會還發布了新聞公報表示慶祝。公報強調人類將記住這一天,因為這一天全球開啟了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停止了繼續走向氣候災難的腳步。
但單靠一部新的協定,真的能解決氣候災難和這個星球上所有物種的艱難處境嗎?
答案當然不會這麼簡單。
波折
政治立場對應對氣候變化程序影響幾何?
一隻體型龐大的恐龍突然闖入紐約聯合國總部聯大會議現場的場景,大機率不會出現在一部正經的科幻片裡,但這一幕的確出現在幾天前聯合國釋出的最新宣傳短片中。
在眾人一片驚呼聲中,這隻恐龍不慌不忙登上講臺,操著純正的美式口音向臺下觀眾發問:“恐龍滅絕可以怪小行星撞地球,但人類自取滅亡的藉口是什麼?”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在聯大會堂內使用動畫合成技術製作的短片。在COP26前夕釋出,用意不言而喻。借片中恐龍之口說出的,不過是聯合國眼下真正的訴求:敦促各國領導人抓緊最後機會,立即做出實質性改變,應對氣候危機及其影響。
短短的2分31秒,聯合國在借一隻恐龍的出現表達內心OS(獨白):《巴黎協定》即便具有再強的廣泛性和普適性,要想真正得以落地,還得靠各國政府的努力。
儘管人類面對的氣候危機已經十分緊迫,但在面對氣候變化的立場上,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在歷屆COP上保持一以貫之的積極態度。
說到這,那就不得不提一提美國。
美國第44任總統貝拉克·侯賽因·奧巴馬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圖源:央廣網
1997年,簽署完《京都議定書》,回國擼起袖子,在減排事業上迫不及待“開幹”的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絕對想不到,等待他的“劇情”是這樣坎坷。
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參議院從未批准這份議定書,甚至3年後,接任他的新一屆政府幹脆宣佈美國不加入議定書。
接棒後的小布什以三大理由:減排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危害、全球變暖的科學依據不確鑿、發展中國家的不作為對美國不公平為由,宣佈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
這是美國在氣候變化立場上第一次出現“劇情反轉”。
當時,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它與《京都議定書》的“愛恨情仇”,其精彩程度堪比一部金庸小說,《京都議定書》生效的前前後後共經歷了美國三屆政府——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
老布什政府環境外交的表面化,體現在阻止了當時減排具體細則的制定。
克林頓政府環境外交的溫和路線,表現在簽了一份有名無實的義務書。
小布什政府的環境外交單邊主義,則表現在毫不猶豫地退出了這份協議。
當時最大的排放國都說“不想玩了”,隨之而來的自然是國際社會的質疑和譴責聲。但接下來的幾屆COP,美國依然保持自我。
2005年12月9日,蒙特利爾。
在COP11的最後一天,前總統克林頓公開表示,布什當局所謂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這一幕將戲劇張力給足。
據當時參會的一位加拿大官員表示,美國代表團對克林頓的這個“操作”表示有些不滿。不過,美國代表團團長Paula Dobriansky發表了一篇宣告,表示像克林頓這樣的公開發言對於聽取在全球氣候變化方面的廣泛意見是“非常有益的”。
儘管如此, 前後屆政局相互“打臉”的場面實屬少見。當時美國代表團保持了一貫的低調,沒有做出更多公開評論。
無獨有偶。十幾年後,續集《巴黎協定》之“美國風雲”主角換成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
巴黎時間2015年12月13日晚上7點半,來自196個國家的談判代表通過了歷史性的《巴黎協定》,現場一片歡騰。
隨後,奧巴馬在《巴黎協定》達成後的第一時間盛讚了此次巴黎氣候變化峰會的成果,認為這是全球的一次重要轉折。
當時的他也沒想過僅一年半後,“轉折”再次出現。
2017年6月1日,白宮玫瑰花園裡,時任總統特朗普宣佈美國將退出《巴黎協定》。“憑良心說,我不能支援一個懲罰美國的協定。這個協定與其說是關乎氣候,不如說是關乎讓其他國家獲得相較於美國的經濟優勢。”
僅1個月後,印尼雅加達,一個奧巴馬跟隨母親和印尼籍繼父生活了4年的城市,仍然沒有讓奧巴馬的事業心放下。
針對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之舉,奧巴馬再次指責美國政府此舉將會造成美國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制定上無法發揮領導作用。
他認為,堅守巴黎氣候協定的國家,將是獲益於新創造的就業崗位和產業的國家,並呼籲美國的各州政府和企業加大努力。
但特朗普政府依然在許多環保政策上不斷“鬆綁”。
統計顯示,在宣佈退出協定後的2017年至2019年間,特朗普政府放棄了至少128項環保法規,其中包括放寬汽車燃耗規定,廢除《清潔電力計劃》,放鬆火力發電廠汙染物排放限制等。
2020年11月4日,在美國正式退出《巴黎協定》的當天,加州奧蘭治縣的山火正熊熊燃燒。這場突然的極端災害彷彿適時地發出警示:“氣候危機不是偽命題。”
好在這一年的大選,再再再次讓事情進展出現重要轉機:拜登政府上臺後立刻宣佈重返《巴黎協定》,並積極展開“氣候外交”,期待在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方面起到領導作用。
COP26可以說是拜登政府率領美國重歸隊伍後的首場“公演”。
一邊,拜登正努力讓美國在此輪氣候談判中發揮積極作用,試圖讓人們忘記美國曾經的彷徨,再圈一波兒“好感”。一邊,他利用自身外交影響力鼓勵印度、南非、日本、印尼等國提高氣候雄心。
但現實總不如理想豐滿。
據悉,在COP26召開的同時,美國國會就拜登提出的3.5萬億美元“重建美好未來”一攬子支出法案進行表決。但由於本黨議員的突然“反水”,法案中包含的“清潔電力績效計劃”(CEPP)可能胎死腹中。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道,削減支出法案中的清潔能源部分將對拜登的氣候議程構成毀滅性打擊,將會削弱拜登在COP26大會上的話語權。
兜兜轉轉,反反覆覆。
據BBC分析,美國幾番轉折的影響是全球社會對其的信任度降低。美國作為溫室氣體主要排放國之一,不切實履行減排承諾,讓全球一致努力的效果大打折扣。2019年馬德里氣候峰會的黯然落幕,就是美國“退群”看得見的影響之一。
政府立場轉變的故事澳大利亞也有。
2007年12月3日,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徹底扭轉前任霍華德保守派政府常年以來拒絕在環境問題上做出承諾的態度。
但如今接力棒到了莫里森手裡,澳大利亞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和舉措卻再次受到異議。
據澳洲氣候委員會(Climate Council)日前釋出的最新報告,其對發達國家進行的兩次排名結果顯示:在所有發達國家中,澳洲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承諾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方面表現最差。
在對依賴化石燃料的程度進行排名時,專家們表示考慮了化石燃料出口和國內化石燃料使用情況,澳洲由於對化石燃料的開採和使用,和加拿大並列倒數第一。
新政府要“持民意”上崗,勢必要將本國多數群體的利益考慮進去,這無可厚非。
但是,要真正做到既維護本國核心利益,又能與國際社會共同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責任,難度是難以想象的,但難並不代表做不到。
一些國家在來回踱步,也有一些國家在堅持。
擔當
多重角色下,中國如何重信守諾?
2021年10月31日,英國格拉斯哥。72歲的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再次參與COP26氣候談判。
從2007年—2021年,解振華經歷了氣候變化大會的眾多歷史性時刻,多次與發達國家代表正面交鋒,以坦率、強硬而聞名。
時間倒回至2011年12月11日凌晨,南非德班氣候大會。
在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解振華在發展中國家陣營和發達國家陣營談判的關鍵時刻,接連發出質問:“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要發展,我們要消除貧困,我們要保護環境,該做的我們都做了,我們已經做了的,你們還沒有做到,你有什麼資格在這裡講這些道理給我?”
這一場面被鏡頭記錄下來,成為中國代表團在氣候大會上的“名場面”之一。
解振華敢於發出一連串質問的底氣,正是來自於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上的一以貫之、重信守諾。
讓我們再往前走,回到上世紀90年代。
1992年,聯合國召開環境與發展大會。
同年,中國改革開放進入第二個十年,著名的“南方談話”振臂一呼,無數國人思想的枷鎖被取下,中國經濟開始騰飛,GDP暴增14.2%。
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蓄滿風帆,發展正當時。
鄧小平1992年視察我國南方一些地區。圖源:《新中國70週年影像詞典》
但正是在這樣一個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國政府依然克服自身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困難,扛起一個負責任大國的的歷史使命——率先組織制定《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從國情出發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91年—2005年的15年間,透過調整經濟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國累計節約和少用能源約8億噸標準煤。如按照中國1994年每噸標準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噸計算,相當於減少約18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最大發展中國家、負責任大國,多重角色下的中國始終迎難而上,定位清晰,堅定不移。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國貫徹新發展理念,將應對氣候變化擺在國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
2015年,習近平主席出席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為達成2020年後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作出歷史性貢獻。
2016年9月,習近平主席親自交存中國批准《巴黎協定》的法律文書,推動《巴黎協定》快速生效。在全球氣候治理面臨重大不確定性時,習近平主席多次表明中方堅定支援《巴黎協定》的態度,為推動全球氣候治理指明瞭前進方向,注入了強勁動力。
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佈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表明了中國全力推進新發展理念的堅定意志,彰顯了中國願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新貢獻的明確態度。
2020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進一步宣佈到2030年中國二氧化碳減排、非化石能源發展、森林蓄積量提升等一系列新目標。
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提出,中國將大力支援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專案,展現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實際行動。
領導人外交展現了中國氣候治理的雄心與決心,應對氣候變化,中國言必行,行必果。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將“2025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較2020年降低18%”作為約束性指標。
加快構建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中國製定併發布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頂層設計檔案,編制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
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截至2021年9月30日,7個試點碳市場累計配額成交量為4.9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成交額約119.78億元。
本屆大會召開前夕,中國正式向《公約》秘書處提交《中國落實國家自主貢獻成效和新目標新舉措》和《中國本世紀中葉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發生歷史性變化,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效,經濟發展與減汙降碳協同效應凸顯,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也取得歷史性成就。
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比2015年下降18.8%,比2005年下降48.4%,超額完成了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標。
初步核算,2011年至2020年中國能耗強度累計下降28.7%,是全球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十三五”期間,中國以年均2.8%的能源消費量增長支撐了年均5.7%的經濟增長。
中國煤電機組供電煤耗持續保持世界先進水平,截至2020年底,中國達到超低排放水平的煤電機組約9.5億千瓦,節能改造規模超過8億千瓦。
2020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優良天數比率為87%,全國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提高到83.4%,重汙染天數明顯減少。
既承擔得了責任,也發展得好經濟。
2020年GDP比2005年增長超4倍,中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取得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巨大勝利,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
與此同時,中國還秉持“授人以漁”理念。
積極同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盡己所能幫助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嶼國家、非洲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一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石。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造成氣候變化上歷史責任不同,發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異,用統一尺度來限制是不適當的,也是不公平的。要充分考慮各國國情和能力,堅持各盡所能、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的制度安排,不搞“一刀切”。
不卑不亢的堅守和態度鮮明的立場。這些都是中國談判代表多年來在氣候談判中“乘風破浪”的重要依據。
結語
世界氣象組織釋出的《2020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表明,2020年全球平均溫度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約1.2℃,2011年至2020年是有記錄以來最暖的10年。
2021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布的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表明,人類活動已造成氣候系統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1970年以來的50年是過去兩千年以來最暖的50年。預計到本世紀中期,氣候系統的變暖仍將持續。
實際上,不用到本世紀中期,僅僅今年以來,有的地區遭遇強降雨,並引發洪澇災害,有的地區氣溫創下歷史新高,有的地區森林火災頻發,全球變暖正在影響地球上每一個地區。
世界氣候大會20多年的風雨路歷經坎坷,世界各國面對氣候變化的嚴峻問題,從沒有放棄過並肩作戰。正如COP26的主題所傳達的一樣:氣候變化無國界。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聽到許多有關氣候變化的質疑聲,如這只是地球的自然演化過程,人類不需要干預。
我們需要再聽一聽中國科學院院士丁仲禮在2010年的一段辯論式採訪。
他說,“我研究地質演化這麼多年,地球的溫度有過比現在高十幾度的時候,二氧化碳濃度有過比現在高出好幾倍的時候,這些的確屬於演化歷程,在那些情況下地球依然在,但人類承受不了。”
“地球不需要人類拯救,人類要拯救的是人類自己。”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不要選擇自我滅絕。縱使唇槍舌劍,合縱連橫,氣候大會的“戰火”似乎從未平息。但是,喜人的捷報也會不時從現場傳來。正如COP26主席,英國商務、能源與產業戰略大臣阿洛克·夏爾馬(Alok Sharma)所說,COP26將是限制全球變暖和拯救生命的最後機會之一。
“我們不能再等兩年、五年、十年了,這就是那個時刻。”
參考資料
1、《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中國政府網
2、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國政府網
3、正部級老將71歲履新職,政知見
4、COP26·前瞻|十年來最重要氣候大會:人類扭轉氣候危機關鍵機會,澎湃新聞
5、對美國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的法理分析——國際環境法的視角
6、從退出《京都議定書》透視小布什政府的環境外交,趙傑
7、《從哥本哈根到巴黎—國際氣候制度的變遷和發展》,朱松麗,高翔
8、《COP26釋出最新官方解釋檔案!通往格拉斯哥之路》,澎湃新聞
來源:中國環境
作者:摸魚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