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百萬大裁軍，是讓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格外矚目的一次裁軍。
有很多有著幾十年光榮傳統且赫赫有名的部隊面臨著裁軍的現狀，巨大的轉變讓軍隊中的很多幹部都無法適應，其中不少人紛紛找到了自己的上級幹部，希望能夠保留軍區。
至於撤銷哪個軍區，是軍委的命令，這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共同決策，而軍人的命令，便是服從天職，在全面發展經濟的背景下，如此多的軍隊似乎也成為了一種負擔。
裁軍中，福州軍區的名字赫然在列。
而福州軍區撤銷後，司令員退居二線，政委卻擔任要職，三年後授中將。
軍區司令退居二線
在整個東南地區，福州軍區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是撤還是留，中央軍委也思考了良久。
不過，中央軍委還是下了最後的決策。
1985年4月，中央軍委下達了南京軍區和福州軍區合併的決定，並且下了死命令，要求在9月之前結束全部的工作。
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江擁輝懷著沉重的心情接受了這次的任務，作為從戰場上走出來的老兵，他當然知道戰士們對於部隊的感情就像對待家人一樣。
他從土地革命時期便加入了紅軍，一路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多場戰役， 尤其是其所領導的三十八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沉痛打擊了美軍的囂張氣焰。
在戰役過程中，他更是始終穿插在第一線，並不是口頭指揮作戰，而是親自下到師部，帶領部隊穿插作戰，指揮了多場戰鬥，是梁興初的“左膀右臂”。
回國之後，憑藉戰場上出色的成績，江擁輝被授予了少將軍銜。
他先在瀋陽軍區任職，在1983年被調往福州軍區，擔任司令員和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的重要職務。
因此，正因為他在軍中有著很高的資歷，德高望重，在大裁軍的命令下達後，很多同志都希望江司令能夠去找中央軍委提出建議， 看能不能保留福州軍區。
面對曾經的戰友，江擁輝卻語重心長地說：“百萬大裁軍是英明決策，作為軍人就該無條件服從個，至於撤銷哪個軍區，這要等軍委的決策。”
並且，他還特意強調了，所有軍人都對部隊有著很深的感情，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部隊能夠保持建制，誰都去找中央商量，那麼裁軍工作到底該如何進行？
當裁軍開始，江擁輝站在了兩大軍區合併協調組組長的位置上，對於久經沙場的老司令來說，這是一場全新的戰鬥。
雖然它沒有刀光劍影，可是依舊是扣人心絃，每一個人都保持著高度緊繃的神經。
所以，在裁軍工作剛剛開始，軍隊便流傳了很多關於江擁輝的傳說，有些還說得畫蛇添足，江擁輝知道以後，立即批評道：“不要瞎猜，一切都要服從於組織的安排。”
軍委的領導人物也找到了南京、福州兩大軍區的負責人談話，宣佈全新的任職名單，其中沒有江擁輝的名字。
江擁輝也知道，這次合併協調，也是他最後一次關鍵的工作。
組織徵求了這位老幹部的意見，他也毫不含糊地表示：“一切服從組織安排，沒有任何意見。”
很多老部下也聽說了這些事，因為當江擁輝從回來以後，很多單位都希望江司令能最後回部隊去走走看看，可江擁輝拒絕了。
他覺得，現在回去，只會是干擾大家的工作，給大家增添麻煩，只要能聽到大家不斷進步的訊息，對他這位老司令來說就已經足夠了。
1985年8月30日，江擁輝拿起了專線電話，接通了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並且說道：“司令員同志，我是江擁輝，從現在起，我把福州軍區的指揮權全部交給你，祝你們取得更大的成績。”
這也是江擁輝在福州軍區最後一次公務電話，也就是那一年，他選擇了退休居於二線，而和他一起共事的政委，則走了上去。
傅奎清挑起重擔，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
傅奎清是在抗日年間加入部隊的。
從一名普通戰士開始，憑藉著作戰時的機敏和勇敢，他一路升至新四軍2師5旅政治部組織科科長。
在那段炮火紛飛的日子裡，他充分磨練了自己的意志，也成為了一個久經考驗的老戰士。
日軍大多受到軍國主義思想薰陶，崇尚“武士道”精神，1942年，在一場伏擊戰中，傅奎清率部活捉了4名日本鬼子，這件事也讓他聲名遠揚。
解放戰爭中，他也參加了蘇中、宿北、孟良崮、淮海、渡江等多場戰役，特別是在攻克兗州的戰役中，他所在的團是進攻主力團，為了能攻入城內，他親自率領突擊隊執行任務，身上負了傷依然不下火線，直到戰爭獲得全部勝利。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傅奎清便開始擔任解放軍陸軍25軍74師220團政委，並於1953年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
後來，傅奎清所擔任的職務始終都和“政委”有關，他在思想工作這方面，也是很有一套的。
1980年開始，他便調任到福州軍區，擔任軍區政委和黨委書記的職務。
之所以在裁軍之後依舊能肩負起重任，也離不開他的時代思想。
在當時，中國的主旋律是改革和開放，在這種條件下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考驗著每一位政委。
傅奎清多年來一直做著思想政治相關的工作，從來不講空道理，在教育的時候，總是能結合起實際，因此也深得廣大戰士們的一致好評。
他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經提到了，理想、紀律、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一直都是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精髓，即使在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也要牢牢抓住不鬆手。
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自覺服務於國家建設的大局，這也是和中央的思想始終貫通的。
在他的思想中，福州軍區絕大多數部隊都處於特區和經濟開發區當中，這是一種全新的情況，相應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應該注意到開放思想，也要搞活，讓很多戰士開始和社會各界接觸。
在這種做法下，很多戰士都表示，過去的理論思想教育聽起來比較抽象，現在的社會化教育把理論植於現實的社會沃土中，插上了科學的翅膀，也讓教育真正樹立起了理想。
在實際的教育中，他始終都沒有鄧公說過的一句話：從部隊存在的問題和實際情況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怎麼恢復、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軍隊的戰鬥力，研究實際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
這就是在要求，要解決好“繼承”和“創新”的問題。
而傅奎清便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實際工作中，他也提到了很多同志習慣於把思想政治工作擺在“帥位”上，不能很好的結合現代化工作一道去做，還有些政治機關不能主動和司法、後勤機關協調，還會以“領導”的形象出現，這都是錯誤的。
既然開始了現代化建設和經濟建設，那麼思想工作便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工作，過去不少指導員在政治課中，幾乎是一字不漏地讀教材，唸完了，課也就上完了。
傅奎清在批評這種做法的時候說：“現在教材是人手一本，這樣搞教育倒不如讓戰士去自己看書！”
用簡單、生硬的教育模式已經不再適用於當下的形勢，一定要在教育中採取“啟發式”的教育方法，這樣才能夠取得全新的進展。
七十年代之前計程車兵大多來自於廣大農村地區，文化水平比較低，在接受了新事物後，基本都會抱著“求學”的態度來，因此也會表現得踏實肯幹。
而八十年代以後計程車兵中有很多來自於城市中的大學生和待業青年，他們的文化水平比較高，思維也比較活躍，本身就有著對於理想的追求，這也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在時代的背景下去適應這些新要求，拓寬路子。
在廣闊的社會領域之中個，要找到戰士們思想變化的“共振點”，這樣才能讓思想政治工作形成多層次、多樣化的模式，才能開啟新局面。
傅奎清在福州軍區的一系列做法，也得到了中央軍委的充分肯定，因此，傅奎清才能在後來有著更大的用處。
在福州軍區被撤銷後，六十多歲的傅奎清身體硬朗、思路也很清晰，而且在思想政治工作上面非常有經驗，還能不斷結合實際情況創新，因此，在鄧小平的建議下，他擔任了南京軍區的政委，和司令向守志是搭檔。
在後來，軍區在向守志和傅奎清的領導下，取得了越來越好的成績。
到了1988年，向守志被授予了上將軍銜，而傅奎清也被授予中將軍銜，這也是中央軍委對於他們的一種肯定。
1990年，傅奎清由於年齡大了，也離開了軍隊，退居到二線，享受正大軍區級的待遇，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國家都會充分照顧他。
逢年過節，南京地方政府以及戰區的官兵都會向傅奎清表示自己的慰問和關懷。
除了關心國家大事外，傅奎清還醉心於書法，頗有幾成功力。
他也願意下足功夫，不遺餘力地反哺社會，特別是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方面。
在上個世紀末，他便把自己省吃儉用存下來的三萬多元全部捐獻給當地的小學，看來，在思想政治建設方面奮鬥一生的老將軍，最關心的還是教育問題。
除此以外，他還領導和參與了新四軍的歷史研究，並且長期擔任著新四軍研究會第一副會長的職務，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2019年，傅奎清迎來了自己的百歲壽辰，南京鼓樓區的領導紛紛趕來，向老將軍祝壽。
傅奎清的名字，也註定是軍史上重要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