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西南部的江東門邊，豎立著一座建築，用於提醒人們銘記那段黑暗的歷史、血腥的暴行，這便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而在紀念館中，卻有著一尊特別的塑像，並不是用來紀念任何一位南京的死難同胞。那是一名女子的雕像，她的形象寧靜而又美麗，一手懷抱書本，一手輕輕張開，似乎在傾訴著什麼。
她的名字是張純如，這位美國華裔作家寫下了著名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深刻地銘刻在了廣大世界人民的心中。而這座雕像的樹立，既是為了紀念她為南京遇難者奔走呼號的精神，也是為了緬懷她僅僅只有36年的短暫人生。
張純如，1968年3月28日生於美國普林斯頓，雖然誕生在異國他鄉，但她卻出身在一個具有中華傳統的書香門第家庭。她祖籍江蘇淮安，外公張鐵君是著名抗日國軍將領，後來在臺灣擔任《中華日報》的主筆，父親張紹進是臺大物理系的狀元，母親張盈盈是生物化學教授，兩人在1962年移民美國。
她出生之後，父母為她取了中文名純如。這個名字來源於儒家經典《論語》：“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意為純正和諧。
父母都是高階知識分子，家庭條件異常優越，這讓張純如的童年生活無憂無慮，衣食富足。但她常常聽到父母們提起，外公給他們講述過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故事，那些驚心動魄的畫面，在幼小的張純如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
張純如
張純如人生的前半截，可以說得上是一帆風順，她按部就班地念書，考上伊利諾伊大學新聞系，隨後進入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研討班，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她在《芝加哥論壇報》擔任記者和撰稿人，在大學聯誼會上結識了自己的同學布瑞特，兩人一見鍾情，在三年之後舉行婚禮。時間走到這裡，無論是學業，事業還是家庭，張純如都得到了，她的生活無比圓滿，但命運的轉折卻在不知不覺中到來了。
由於出身家庭的原因，張純如一直熱衷於中國文化和歷史，她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謎》。這本書向大眾揭露了錢學森返回中國的歷史真相與時代背景，廣受讀者好評。
張純如
而啟發她寫作南京大屠殺書籍的契機，是1994年加州的一個展覽會，張純如在那裡看到了南京大屠殺的照片。雖然只是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但其中無比殘忍的景象，依然給了張純如很大的衝擊，讓她回憶起兒時聽過的，外公講述的侵華戰爭故事。更令張純如感到震驚的是，她認真回憶後，發現除了父母轉述的那些隻言片語外，在偌大的美國，居然沒有任何一本書籍，提到過南京的血腥屠殺事件，也從沒有人關注過這段歷史。張純如為此感到十分憤慨，她決定要寫一本書，來記錄這段往事。
為什麼南京大屠殺在中國以外無人知曉？張純如心中的疑問，正反應了那個時代的現實。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來，雖然是戰勝國，但由於封閉和內部混亂，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很小，幾乎沒有什麼對外宣傳。這就導致了絕大多數外國人，對於中國的歷史差不多一無所知。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猶太人，在戰後他們熱衷於宣揚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不斷透過各種形式，向世人講述他們在二戰中遭到德國納粹系統性屠殺的悲慘遭遇，由此誕生了一大批講述這段歷史的文藝作品，如《辛德勒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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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純如發現，在西方，幾乎人人都熟知德國納粹的罪行和猶太人的故事，卻沒人瞭解南京大屠殺和日軍的暴行，這讓她難以接受。雖然寫一本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很可能並不會引起多少關注，但張純如還是毅然決心開始創作，她心裡懷揣著這樣一個想法：
“這本書能不能賺錢我不管，對我來說，我就是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瞭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
為了更好地完成這部作品，1995年，張純如孤身一人啟程，前往中國南京實地考察。除了父母口中的故事，她對這片土地沒有多少了解，中文水平也僅僅只夠簡單地交流，但她還是踏上了旅途。在南京，她找到了 江蘇省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在他的協助下蒐集翻閱大量的史實資料，其中包括中日德英四國語言，和大量的日記筆記信件以及政府材料。這毫無疑問是一項瑣碎枯燥、費事費力的工作，而張純如做得無比認真。
張純如
1995年的7月，張純如在南京呆了25天，她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採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尋訪日軍暴行發生地以及翻閱中文資料上，每天都工作10小時以上。由於自己中文水平不足，她找到南京大學的楊夏鳴教授為自己翻譯。楊夏鳴回憶起張純如，也說她很認真，也很嚴謹。
在挖掘整理材料的過程中，張純如無意發現了約翰·拉貝的事蹟，這個德國納粹黨人被譽為“中國的辛德勒”。他在曾經目睹了日軍入城燒殺搶掠的殘暴行徑，在道義的驅使下，拉貝聯合十幾位外國傳教士和大學教授，建立了安全區。由於德國和日本之間是盟友關係，拉貝藉助自己納粹黨的身份，制止了日軍妄圖進入安全區的行動，庇護了約25萬中國難民。
張純如深感拉貝的人道主義精神之偉大，她四處打聽尋覓，終於找到了拉貝後人的訊息。張純如聯絡到了拉貝的孫女，並說服她將爺爺留下的日記公之於眾，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拉貝日記》，被公認為研究南京大屠殺事件數量最多、儲存最為完整的史料。
約翰·拉貝
除此以外，她還發現了另一份珍貴的史料：《魏特琳日記》，魏特琳女士是南京大屠殺時，一所學院的代理院長，她協助了拉貝先生建立安全區，但不幸的是由於過度疲勞和精神壓力，她在1941年使用煤氣自殺。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張純如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她越瞭解南京大屠殺，就見識到越多挑戰人性底線的血腥恐怖。雖然常常在夢中，被一幕幕血河成河的場景驚醒，但張純如還是堅持寫下去，因為她想趕在1997年，南京大屠殺發生60週年之際，完成這部作品。
終於，《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在1997年順利出版，出乎張純如的所料，這本書在西方世界迅速引起巨大轟動。它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十週之久，先後再版15次，印刷總量超過100萬本。這是第一本用英語寫成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長篇著作，讓整個西方世界意識到了日本犯下的罪行。張純如一夜之間家喻戶曉，她不僅是一個作家，更是一個為死難者發聲的人道主義鬥士。
但與功成名就一起到來的，還有攻擊與詆譭。在二戰之後，日本右翼勢力一直賊心不死，他們篡改教科書，進行虛假宣傳，目的就是掩蓋日軍的戰爭罪行，他們也從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而張純如的這本書，在他們眼中無疑是公然的挑釁。
於是日本右翼分子開始千方百計地針對張純如，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公開發表宣告，稱張純如的書籍描寫錯漏百出，不能真實反映歷史，遭到中國駐美大使館和美國華僑團體的一致譴責。後來齊藤邦彥和張純如共同出席電視節目，他宣稱日本已經為南京大屠殺道歉，卻被張純如指出，日本的所謂道歉宣告用詞含糊不清，這種遮遮掩掩的態度，完全沒有道歉的誠意，反而更令受害者感到憤怒。而且日本在戰後教科書中，一直都在掩蓋淡化南京大屠殺。
除了齊藤邦彥以外，各路右翼分子都傾巢出動，他們自知理虧，無法正面和張純如辯駁，就開始對張純如進行人身騷擾和恐嚇。自從成名以後，張純如收到了數不清的仇恨郵件，其中大多數都來自日本人。不是對她謾罵侮辱，就是吹毛求疵地尋找她書裡的漏洞，或者就是乾脆地威脅她和她的家人。張純如甚至收到幾個匿名信封，裡面空空如也，但卻裝有幾顆子彈。
一方面承擔著難以想象的外部壓力，另一方面，張純如還在計劃創作一本有關美軍在菲律賓的著作，她不分晝夜地工作，陷入了精神衰弱的狀態。或許是因為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目睹了太多人性的黑暗面，張純如的精神變得十分壓抑，雖然一直在服藥治療，但她還是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
最終，張純如走上了和魏特琳女士同樣的道路，2004年11月9日，悲劇發生了。張純如將自己的白色轎車，停在了美國一條荒涼的公路旁，她掏出手槍，扣下扳機，結束了自己36歲的生命。自殺前她留下了一張紙條，其中寫道：“我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
張純如離開了，但她昔日的理想得到了實現，南京大屠殺沒有被忘卻，而是永遠地銘刻於歷史。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殺檔案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而在一個月前的9月，北京舉行了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大閱兵，張純如的父母受邀參加。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樹立起一座張純如的塑像，而在她的祖籍淮安，則建起張純如紀念館。
她本可以一生衣食無憂，享受美國的富足生活，卻選擇為一群素不相識的死者，奉獻了心血，乃至生命。對於張純如一生最好的總結，或許是她母親張盈盈所寫的《張純如：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一書中的這句話：有些人的一生，便是專為別人而度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