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維超，1951年4月出生於京山永興鎮義和村一個地道的農民家庭，初中畢業後回家務農，1985年率先建池養鱉，1990年成為遠近聞名的養鱉大王，當時被譽為“楊百萬”。
楊維超從一個貧困的農民成長為一個農民企業家，是由於他無惑無悔地追求……
初中畢業後，剛滿18歲的楊維超回家務農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棲的迴圈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內容。為什麼除了種田還是種田？除了貧窮還是貧窮？難道就不能擺脫？他站在永興鎮義和村的老道山下，多少次直問蒼穹……
走出困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的春風吹進了永興鎮義和村，楊維超的心也被吹動了。他愛思考、勤鑽研的性格賦予他強烈的求富欲和積極的進取心。他起初試種俏銷的西瓜，義和村的西瓜因他而出名。他不再囿於義和村這個小圈子裡，開始上京山，下漢口，扮演原始商人的角色，賺些時差、地差錢，日子遂漸地紅火。
楊維超的思維方式是多維的：種糧種瓜飽生活，做好買賣購傢什，要想發財必須去探尋更好的行當。
楊維超在武漢大東門市場不動聲色地探尋了3年，發現價格迅速上揚的甲魚，不僅市場緊俏,野生貨源越來越少，而且省內沒有現成的甲魚養殖手段和基地，表明這在湖北是一塊未曾開墾的處女地。他一咬牙，決心掙斷單一種植這根繩索，改走人工養殖甲魚之路。他困惑的大腦開始明晰、開朗起來。他認準了這是一條充滿光明的路。
然而，反對之聲四起。在眾多的反對者中，他首先說服了妻子，兩口子肩扛手挖100多個日夜，終於在平整的責任田裡挖出了450平方米的池塘，幾年來積攢的1000多元錢，變賣耕牛的700多元，東借西挪的500元，換來了175公斤稚鱉。然而，鱉、魚同水族而不同水種，所做的防逃絲網毀於鼠患。一年下來，賣的不如跑的多，細一算帳，虧本千多元。家人心灰意冷，外面的壓力就更大。
“放著安穩日子不過，偏要自討苦吃。”
“楊維超不知天高地厚！”
“道理很簡單，跑了一半，只虧1千，如果不跑，要賺多少？楊維超開導妻子，“技術是成功的，關鍵是防逃裝置。”妻子認同了，於是更大規模的投入開始了。
炸石頭、運水泥、做池牆、購種鱉……精心經營，仔細核算，又一年下來，楊維超淨賺1000元，全家人終於鬆了一口氣，1987年，30多歲的楊維超終於“立”起來了。
防逃問題解決了，增重又成了關鍵。他北上山東，南下福建，拜師學藝，逐步掌握了野生鱉快速增重飼養技術和病蟲防治技術。1988年，作好了“吊死”在這根樹上準備的楊維超又貸款1萬元，進行風險投入。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有人祝福，有人幸災樂禍。一年後，楊維超作為永興鎮第一個萬元戶，把成功的喜悅寫上了楊家人的臉上，貧窮而現實的義和村人終於開始了現實的思考。楊維超，思考他的鱉，思考他的事業，形單影隻的楊維超周圍開始有了朋友、學徒，一個養鱉熱開始在義和村悄然興起。
漸漸地，楊維超的資本滾雪球般原始積累起來，到1991年，他已是名符其實的10萬元戶，成了聞名全省的“養鱉大王”了。
驚險一躍
可是有限的野生鱉不但不能形成規模，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養殖的推廣，野生種鱉越來越難求得，楊維超的思維似乎總是超前的。他瞄準了一個關鍵性的難題：人工孵化幼鱉，解決種源問題。他開始了土洋結合的摸索、試驗……
1992年，楊維超將日積月累掌握的技術融匯貫通，反覆實踐，終於取得了幼鱉孵化技術的成功，結束了溫帶地區氣溫偏低，不能孵化幼鱉的歷史。
楊維超又從杭州、福建引進了日本、臺灣的高新技術，即透過興建溫棚、保持恆溫（30℃），克服野生鱉冬眠期過長的缺點，將3年的生長週期縮短為14個月，大大提高了成鱉產量，楊維超如魚得水了。
沒有止境的他又從全國14家飼料廠家中選擇了兩家優質飼料作鱉料，使鱉重由14個月長0.2千克增至0.6千克，楊維超如虎添翼了。
1994年，除庫存價值50萬元的親鱉1000多公斤、價值55萬元的幼鱉1250公斤外，已換回現鈔60多萬元，而且溫棚興建後，其產量、產值和利稅將再度翻番。
楊維超身邊的人越來越多。每天他望著一群群匆匆而來，匆匆而去渴求致富的人們，他怎麼也忘不掉自己剛成家立業時租住房寄人籬下，欠外債生活窘迫的辛酸往事。就這樣，一個大膽的設想出籠了：創辦公司，帶領身邊的人走向市場共同致富。
一石擊起千重浪。鎮政府劃出一塊2000畝地地盤作為公司的大本營。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楊維超帶領他的全家和100多人在新的基地上幹開了。
辦公司是一項大買賣，投入可要6、7位數。他不懂股份制，卻想出了與股份制完全相同的辦法籌辦公司，3分的息把公司的人驚呆了，可把入股的人喜樂了。由於他的吸引力和號召力，6位數很快就上來了，投資者按投資多少在大本營分散承包、集體開發。
這可把楊維超忙壞了。作為公司副總經理，他要教新學徒學技術，要為投資者購種、防病，要親臨開發現場協調平衡，要坐陣公司制定發展規劃，於是，他乾脆把家事交給了妻子而專管公司之事。這樣一個從田埂走出來的農民，開始了他運籌帷幄的“老闆”事業。
1994年底，永興鎮特種水產養殖公司已開發920畝，產值2500萬元，利潤1100萬元，按合同規定首年上交稅金13萬元，養殖戶已發展到430戶，其中半數以上是原貧困戶，戶平純收3萬元。
可以說，沒有楊維超，就沒有楊維超集團，就沒有永興的特種水產業，也就沒有這輝煌的財富。
是的，公司成立的第一年，興建溫室安裝鍋爐，因技術引數未達標而失敗過。可楊維超就是不信這個邪。
次年，楊維超自己投資30萬元在自家承包的鱉池進行鍋爐上馬試驗，在人們嘖嘖的驚歎聲中一舉成功，為公司的發展開闢了道路；接著他又提議創辦服務部，把自己8年來結交的數不清的朋友網路起來，並帶動銷售、飼料、防病、運輸、資訊等一系列相關產業的發展。一年下來，為公司創利10餘萬元；他深知在市場經濟的驚濤駭浪中奮鬥的艱難，建議公司從上海水科大學請來了“洋教授”，他要最大限度地提高養殖業的科技含量。他到縣城聘來了常年法律顧問，他的公司需要法律的保護。
到年底，楊維超宣佈，總公司產值已達4000萬元，利潤1800萬元，上交稅金35萬元，養殖戶已突破500戶。楊維超自己創產值300萬元。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鱉則神。
珠海漢粵工貿公司千里迢迢來員考察，在確認事實後，投資850萬元與楊維超的公司合股經營起來。珠（海）興（永興）公司的成立，揭開了京山縣農業股份合作專案資金引進的第一頁。
事業的發展、效益的翻番，使得武漢、荊州、天門、應城、隨州等地的客商和個體老闆接踵而來，也讓專業技術人才紛紛找上門來。至1997年11月，總公司已下轄14個分公司，外地來公司合股投資2000多萬元，外引專業技術人才89名，總養殖戶1050戶，精養鱉池4000畝，建溫室35000平方米，全年產值可達1.2億元。
恪守天職
1993年，楊維超被推薦當上了京山縣第五屆政協委員。他深知一個政協委員的天職就是默默的服務和無私的奉獻。他開始在政協舞臺上辛勤耕耘。
1994年縣政協發出了“響應縣委號召，建立百億強縣”的倡議書，“四個一”活動在全縣政協系統興起。楊維超決心利用政協舞臺，把養殖技術推廣到全縣。在縣政協五屆一次全會上，他作了“利用京山優勢，大力發展養殖事業”的大會發言，在全縣範圍內產生了巨大反響。僅一年時間，全縣養殖公司又發展100多家，養殖業在全縣炙手可熱。為此，縣鎮兩級推薦他出席湖北省農民技術協會成立大會，並被當選為常務理事。他倡議在永興鎮成立了農民技術協會，並擔任會長。幾年來，先後專題舉辦12期養殖培訓班，1000多人從他手裡領回了致富法寶。
在鎮裡，他提出了“組建百名能人集團，帶動千家萬戶致富”的建議，得到採納。為了推動以養殖業為支柱產業的“特水”公司迅速發展，鎮政府決定將原何畈村和王家嶺村合併為“老柳河村”，全部劃為公司經營，並制定了“沿山發展農業，沿河興辦特水，沿路振興工貿”的戰略，力爭建成全省第一個農業型億元村。幾年努力，現已實現夙願。
在公司，他要求人們消除小富即安，見好即收的小農經濟思想，鼓勵大夥兒激流勇進，乘勢而上。他建議公司實行工廠式勞作，集體化經營，滾動發展，梯次遞進，著力培養“百名十萬戶，十名百萬戶”。他率先投資50萬元興建溫棚，帶動5人投資近百萬元擴大再生產。原來最窮、發展最快的付慶兵將剛到手的30萬元全部投入，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今天是師傅給的，師傅的事業就是我的事業，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事業。”
在楊維超的帶動下，至1997年9月上旬，全鎮已建成高標準、工廠化溫室35000平方米。可餵養幼鱉900,000只，年產商品鱉可達50萬公斤，使永興鎮特種水產養殖總公司成為全省乃至全國最大的商品鱉基地。中央組織部、國家人事部、科委、農業部、全國婦聯曾先後到公司視察，廣州軍區、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主要領導和省直有關部、委及市、縣主要領導也曾多次到公司視察指導，並對楊維超給予了很高評價和鼓勵。1995年11月，有墨西哥、印度、日本、泰國等17個國家和地區的水產專家來公司考察，稱讚楊維超和公司：“養殖水平已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楊維超富了，他投入生產可手擲千金，可用於消費卻十分“小氣”，至今仍住在將近12平方米的平瓦房內，身穿的也只有一套較好的“禮服”。除了用於為服務“鳥槍換炮”購置的一輛摩托車外，家裡再沒有一件象樣的高檔商品。
為特種水產養殖業整整奮鬥了10多年的楊維超，與無色無味無臭的水結下了不解之緣，與昔日不登大雅之堂的“烏龜王八”有了深厚的情誼。追尋百萬，早已成真，追求千萬，已達夙願。如今，楊維超又做起了億元夢。1997年又投資200萬元開發新池，將在1998年再投資200萬元，共開發新池300畝，年產商品鱉6萬公斤。在養鱉的基礎上他又鑽研了養龜、養鱔、養蚯蚓的技術，現又開始了新的養殖試養龜、鱔。這與其說是在追求物質財富，倒不如說是在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包括無惑的思想、無悔的年華在內的全部人生意義的外延和內涵。
（據1997年京山政協永興鎮聯絡處對外宣傳供稿 作者孫宗練 朱修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