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國家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主辦的“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在國博盛大開幕，其中領銜的三大重器——商代子龍鼎和西周大盂鼎、大克鼎，以碩大體型、精美紋飾和長篇銘文吸引了不少觀眾駐足。展覽以“禮和萬方”為名，點出了青銅鼎在先秦時期具有重要的禮儀功能。
那麼，在上古先民生產力十分落後的情況下，為何要耗費巨量人工和珍貴物料，鑄造今天看來並不實用的青銅鼎？鼎這樣的器型原本是什麼用途？在貴族禮儀活動中承擔著何種功能？圍繞著青銅鼎又有哪些歷史傳說？
從左到右依次為大克鼎、大盂鼎、子龍鼎 “國家博物館”
飲食為先——鼎從哪裡來
漢語裡有不少與鼎有關的成語，如“人聲鼎沸”，是說眾聲喧譁如同鼎裡開沸的水聲，如“嘗鼎一臠”，是說透過品嚐鼎裡煮的一片肉，可以知道整個鼎中肉的味道。從這些成語我們可以看出，鼎最先是一種炊食器皿，通俗地說，就是煮食物的鍋。甲骨文“鼎”字的寫法，形象地反映了鼎的原始形象，器物下方有足，上方有耳，器身為深腹，與今天考古發現的青銅鼎十分接近。
左邊為甲骨文“鼎”字 網路
最初的鼎並非青銅製成，而是陶鼎。目前考古所發現最早的陶鼎出土於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屬於裴李崗文化，距今已有8000餘年歷史。最初是在陶製盆、罐下墊上陶支腳，後來將陶支腳固定在器物下方，形成陶鼎的雛形。經成分分析，燒製陶鼎的黏土中摻加了沙粒、蚌屑等以增加耐火和耐水效能，同時在器物底部往往有燒烤痕跡，這說明陶鼎本身就是非常實用的器物。
新鄭市裴李崗遺址出土的裴李崗文化陶鼎，現收藏於新鄭市博物館 網路
包括鼎在內的炊煮器皿出現，使得中國人的烹飪手法有了一個大的飛躍，即將食材加水烹煮，同時可以加入不同的調料，相互調和，使得食物味道變得豐富而有層次，由食物的製作產生了“調和”“中和”的思想，慢慢也影響到中國人看待政治和人生的態度。
規圓矩方——鼎有哪些器型
在陶鼎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發展出現了青銅鼎，即用銅為主要原料、摻入錫鉛後鑄成的合金鼎。《史記·封禪書》說：“黃帝作寶鼎三，像天、地、人”，又說“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
不過，根據現在發掘所見，最早的青銅鼎出現於今天河南偃師一帶的二里頭文化，屬於歷史上的夏朝，這就與大禹鑄鼎的傳說聯絡起來了。青銅鼎在功能上與陶鼎已經有了區別，按照《周禮》記載，“亨人”（負責烹煮的官職）的職責是“掌共鼎鑊”，東漢研究禮儀的大學者鄭玄解釋到，“鑊所以煮肉及魚臘之器，既熟，乃脀於鼎”，是指先把食物在鑊這種容器裡面煮好，然後再放到鼎中，也就是說，鼎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實用炊器，而且食物的製作和盛放方式更加繁瑣，鼎具有了禮儀功能。
偃師二里頭文化青銅鼎，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網路
青銅鼎在樣式上也比陶鼎更豐富。大體來說分為方鼎和圓鼎兩大類，其他鼎形其實都可以算作以上兩種器型的變種。方鼎為四足，圓鼎為三足，圓鼎出現較早、且數量較多，在陶鼎中已經有發現了，但是方鼎最初僅發現於青銅鼎中，這是因為一方面陶鼎為實用器，方形鼎的稜角突出，在使用過程中容易磕碰損壞；另一方面，方鼎在製作外模和內範上比圓鼎難度都要大不少。在瓷器製造中，就有“一方頂十圓”的說法，也是說的方形器比圓形器製造更加困難。現存最著名、體量也最大的方鼎是商代後母戊大方鼎，高1.3米，重達800多公斤，而此次國博展覽的三件重器則是圓鼎的代表。
後母戊鼎 “國家博物館”
商代後期，在圓鼎的基礎上吸收了鬲這種器物特徵後，形成了一種新的器型——鬲鼎，又稱分襠鼎，即將鼎的下部對應三個鼎足，分為三個相對獨立的空間，這樣使得鼎的腹部由三個膨脹的袋組成，增加了受熱面積，提高了烹煮效率。
商晚期獸面紋分襠鼎 網路
此外還有一類鼎，被稱為“灶鼎”或“溫鼎”，鼎形或圓或方，區別在於將鼎腹部空間分隔為夾層，可以用炭火對夾層或者圍合的空間進行加熱；或者在鼎下方增加一托盤，這樣便可在下邊托盤上放上炭火對整個鼎進行加熱。這說明此類鼎並不直接用於烹煮，反映了青銅鼎製造的精良和功能的細化。
有盤鼎，西周早期的飪食器 故宮博物院
貢金九牧——鼎的傳說歷史
青銅鼎的鑄造需要大量珍貴的原材料和人工，冶煉鑄造在先秦也屬於高科技，特別是在製作大型青銅鼎時，無疑彰顯著雄厚的國家實力。大禹制九鼎的傳說，就是紀念夏朝建立這一政治事件，而製作九鼎的原料則是來自於九州諸侯的貢獻，這種“熔鑄天下貢獻於一鼎”的敘事，反映的是中央王權對於天下的絕對控制。後世秦始皇盡收天下兵器鑄成十二個大銅人，也象徵著對於天下的征服。大禹所鑄九鼎代表著最高權力，也代表著國運。
《左傳》記載了九鼎在夏、商、週三代政權間的轉移：“桀有昏德，鼎滅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可見，九鼎與王朝命運息息相關，當王朝統治者殘暴統治，失去德行的時候，新的天命之子出現，九鼎便從舊王朝轉移到新的王朝，好似傳國玉璽一樣。
據說，到了周朝末年，九鼎沒於彭城（今江蘇徐州一帶）泗水，秦始皇取得天下後，派數千人前往打撈九鼎，最終卻無功而返。東漢山東嘉祥的武梁祠石刻，就生動表現了始皇撈鼎的場景，石刻中的大鼎已經快要出水，繩子卻突然斷裂，最終功虧一簣，似乎也昭示著秦朝的迅疾而終。
始皇撈鼎，東漢山東嘉祥武梁祠石刻拓片 網路
漢代以後，包括鼎在內的青銅禮器逐漸消亡，但是“鼎”的國家象徵意義卻一直流傳後世，如把確定國都所在稱為“定鼎”，把奪取政權的行為稱為“問鼎”，直到清代乾隆皇帝下令製作金甌永固杯，象徵國土無缺、江山永保，該器物名雖為杯，大體仍沿襲了三足青銅鼎的造型。
鐘鳴鼎食——禮儀用鼎制度
“鐘鳴鼎食”一詞，形象地描述了先秦貴族在宴飲場合聽著編鐘演奏、吃著青銅鼎盛放食物的場景，也說明了青銅鼎重要的禮儀功能。不過從商朝到周朝，青銅鼎無論在紋飾還是具體的使用上，都發生了一些演變。
商代到周代初年的青銅鼎上，往往裝飾有神秘繁複的獸面紋或者饕餮紋，這些紋飾一般認為源自自然界的各種動物，再發揮想象而形成，反映了初民部落的圖騰神靈祭祀信仰。而到了西周中期以後，青銅鼎的紋樣發生劇烈變化，由形象、華美、略帶野性的圖案，轉變為抽象、質樸、更加流暢的紋飾。這種轉變反映的是與青銅鼎息息相關的禮儀制度、社會結構甚至背後蘊含的意識形態。
商代獸面紋青銅鼎。該鼎頸部飾夔紋，腹部飾獸面紋，足根部以凸稜為中心飾獸面紋。 故宮博物院
英國漢學家傑西卡·羅森提出一個非常新穎的解釋，她認為，早期青銅器上的紋飾精緻而偏重細節，只能在近距離才能看清楚；而後期青銅器抽象甚至簡樸的紋飾在相對遠得多的地方都能看清，這說明早期青銅器使用的場合可能在一個相對狹小的空間，參與相關禮儀的人數較少，而後期青銅器使用場合可以在一個更加開闊的空間，有更多人參與。
另外，紋飾脫離了原始的神秘意味，這實際反映了周人漸漸從商人迷信各種超自然力量的夢魘中慢慢掙脫出來，逐漸用更加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理解命運與人類的關係。西周晚期厲王時期的禹鼎，雖然鼎口下部仍有獸面紋，但主體已經是寬紋路的幾何紋樣了。
西周晚期的禹鼎 “國家博物館”
青銅鼎與另一種青銅器——簋的組合，形成了周代著名的列鼎制度，透過鼎和簋數量的多少，來區別不同貴族的等級和身份，即“明貴賤、辨等列”。鼎和簋都是食器，分別盛裝牲肉（葷菜）和黍稷（素菜），通俗地說，就是以餐具區分身份高低，說明民以食為天。
根據《周禮》記載，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者一鼎，而相應簋的數量是比鼎數少一件，則九鼎八簋是最高等級，為天子所用，其餘依次遞減。在西周時期，周天子緊緊握有最高權力，這種列鼎制度保持上下有差，各不相逾的局面。到了東周，周天子受犬戎入侵，東遷成周（今天河南洛陽一帶），權威大不如前，已經無力維護當時的禮樂制度。特別到了春秋中期以後，原有的權力架構崩塌，禮崩樂壞，諸侯紛紛使用九鼎，上擬天子，列鼎制度也便逐漸走入歷史中了。
河南新鄭鄭國祭祀遺址出土，春秋中晚期九鼎八簋，藏於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
鏤於金石——鼎上的銘文
青銅鼎不僅以精美的紋飾和造型向人們傳遞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更重要的是，青銅鼎上往往還刻鑄有非常珍貴的銘文。這些銘文儲存了數千年前先民的歷史和資訊，尤為難得的是，這些記錄沒有受到後世流傳過程中的損壞、更改，可謂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其中長篇銘文的價值，更被專家學者認為足可抵一篇《尚書》的文字。
早期的青銅鼎銘文主要是銘刻族徽、或作器物主人名等，非常簡略。如現藏國家博物館的商代最大圓鼎子龍鼎，其命名就是源自器物刻銘“子龍”二字，很有可能就是族徽。
子龍鼎“子龍”二字銘文拓片 網路
進入周朝後，青銅鼎上的銘文逐漸增多，資訊也越來越豐富。如大盂鼎，為西周早期康王大臣盂所作，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郿縣（今寶雞眉縣）。在西周時期，眉縣一帶是周人的核心勢力範圍，常有重要青銅器出土。大盂鼎的銘文是關於周王冊封盂的典禮儀式，記載了周王對盂的訓詞，其中提到殷商官員沉迷於飲酒，政事荒蕪以至於亡國的歷史，這佐證了商人因酒亡國傳說的可信。銘文還詳細記載了周王對盂的賞賜，十分詳細，幾乎近似於賬本的作用。將王朝的賞賜鏤刻於堅固的青銅器上，最後還將這個鼎獻給自己的先祖，並頌揚周王的美德，使得周王與盂的關係超越了單純的現實政治利益層面，得到了祖先神靈的護佑。
大盂鼎 “國家博物館”
商周時期最多的青銅銘文也刻鑄在青銅鼎上，這就是道光年間出土於周人大本營陝西岐山的毛公鼎，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毛公鼎得名於作器者，是周宣王的叔父毛公，因銘文字數近五百字，被視為稀世珍寶。銘文記載了周宣王敕命毛公盡職輔佐自己，治理朝政的內容，並記錄了對毛公的各種賞賜。值得一提的是，毛公鼎銘文具有非常高的書法價值，是大篆的典範之作，自晚清出土以來，便被書家奉為臨摹至寶。
毛公鼎銘文拓片及全形拓 “國家博物館”
在周代青銅鼎的長篇銘文結尾，往往有“子子孫孫，永寶用之”的字樣，寄託了器物主人希望家族綿延的美好願望。穿過歷史的塵埃，當時的豪門貴胄早已無跡可尋，只有這些斑駁的青銅鼎無聲低訴著往昔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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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韓建業《簡論中國新石器時代陶鼎的發展演變》，《考古》2015年第1期。
[2]趙宇《淺析青銅鼎與列鼎制度的若干相關問題》，《文物鑑定與鑑賞》2017年第1期。
[3]郎劍鋒《青銅“灶鼎”研究》，《考古》2018年第10期。
[4]鄧啟耀《鑄鼎象物與遷鼎兆運》，《民族藝術》2019年第4期。
文丨羅維
文字編輯丨沐昀、陳曼菲
圖片編輯丨小虎
封圖丨國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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