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曾說過“軍號是戰爭之魂。”的確，凡是歷練軍旅、洗禮鐵血的人，都懂得軍號旋律的深刻含義。在通訊落後的戰爭年代，我軍很多命令都要靠號聲來傳達，所以司號兵也被稱為“指揮員的耳目”。在我軍司號員隊伍裡，走出過張國華、聶鳳智、王輝球、邱創成、李成芳、蔡順禮、劉西元等開國中將。司號員充分利用軍號這把“槍”，識別敵我，迷惑敵人，同敵人打起了心理戰，為我軍的勝利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從沿用國民黨軍號譜，到紅軍統一《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建軍初期，就設立了司號兵。在我軍的編制序列中，司號兵屬於通訊兵，連編有司號員，營編有司號班，師和團編有司號排。司號兵最大編制為連，通常隸屬於軍以上司令部機關，有些師司令部也有司號連。另外還有司號大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和紅軍通訊學校都曾設有司號大隊，專門培訓部隊的司號員。土地革命時期，國民黨軍隊“圍剿”中央蘇區，戰鬥頻繁，連續打兩三仗是常有的事。戰鬥中，旗兵與司號員往往衝在隊伍前列，遇到敵人火力阻擊，每每傷亡很大，有些連隊因此配備了兩名司號員。在反“圍剿”鬥爭中，紅四軍第四縱隊一些部隊曾經一天中先後傷亡好幾名司號員。源源不斷地補充司號員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紅軍很重視培訓司號員的工作，經常舉辦各級號手學習班，從部隊中抽調年輕力壯，肯鑽研的戰士學習吹號。1929年6月，紅軍打下龍巖後，軍部在城裡中山公園辦了兩期司號員學習班，共有30多名學員。學員們經過短期訓練即可勝任工作，個別不合格的則退回原部隊當戰士。吹號是十分耗費氣力的工作，戰鬥中又起著傳達軍官號令、調遣全軍的重要作用，因此司號員常與軍官同食同宿，享受同等生活待遇。紅軍時期條件十分艱苦，但每月仍給司號員發3塊大洋、雞蛋費營養補助。在蘇區逐步淪陷的困難情況下，每月還發1塊大洋。司號員若生病負傷，其所在部隊首長必來慰問看望；戰鬥中若有司號員犧牲，常常由部隊首長主持葬禮，戰友們會在其墳前吹奏葬禮號，以示哀悼。每逢師、團舉行閱兵式，全師、全團的司號兵都要集中起來，吹響軍樂，氣勢磅礴。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尤太忠13歲參加了紅四方面軍，做了司號員，當了四五年的司號兵。解放後，尤太忠將軍還自我調侃道：“我就是號兵出身。”
紅軍初創時期，我軍沿用了國民黨軍的號譜。由於號譜相同，敵我雙方時常發生誤會，紅軍開始著手編寫自己的號譜。1931年，葉劍英來到中央蘇區，被任命為中革軍委總參謀長，負責軍委參謀部的工作。由於紅軍作戰和休息大多數是透過軍號來發布命令，而紅軍的司號員們用的號譜也不盡統一，五花八門，這不僅不利於紅軍隊伍的作戰，而且也不利於紅軍各部隊之間的聯絡。由於號音不統一，一些部隊在行動中常常發生混亂或分不清敵我，甚至被敵人利用。因此，早在1931年冬，第一次反“圍剿”鬥爭勝利後，紅軍總部根據部隊的反映，就已著手編寫我軍號譜。為此，葉劍英在1931年11月下旬，專門主持召開了紅軍司號員會議。11月29日，又以中革軍委的名義親自起草和釋出了關於統一全軍號譜號音的《通令》。《通令》要求各軍區包括鄂豫皖等蘇區、各軍團、各軍以下的指揮員，督促所屬司號人員在短期內熟悉和掌握新的號譜，以便使全軍儘快在統一的號音下行動。新的《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封面印有“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中華蘇維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印”等文字。為保密起見，內頁曲譜均採用五線譜，收集了紅軍生活、訓練、作戰及部隊番號、職務、首長代號等曲譜340多首。僅行軍號就有“靠左行進”“靠右行進”“停止前進”“繼續前進”“成二路縱隊”“跑步前進”等等。至此，我軍完全採用了區別於舊軍隊的服裝、旗幟、號譜、編制。換用新號譜後，人民軍隊的戰士時時刻刻都聽從軍號的指揮，每天從起床、出操、收操、開飯、上課到熄燈，全部由軍號傳達指令。嘹亮的軍號聲可以說已經融入了每個軍人的血液。
紅軍長征到陝北後，著名美國記者斯諾的戰地照片《抗戰之聲》，讓代表著紅軍司號員的“小號手”形象傳遍世界各地。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和馬海德在宋慶齡和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衝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輾轉萬里經西安、保安，於8月中旬到紅軍西征前線即紅軍總部所在地豫旺堡採訪。一天清晨，斯諾和馬海德來到南邊城牆上散步，見一隊號兵正在練習吹號，旁邊還插著一面紅旗，迎風飄揚，上面的五星時隱時現。旗杆矛頭上的紅纓隨風擺動，旗套上“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一行字耀眼醒目。這隊號兵是軍團部為各師團訓練的號兵，他們都是一群大孩子，非常可愛。斯諾看到這個場景，便拍了一張集體吹號的照片。他感到不滿意，找到號兵教練說：“請你站到這裡來，對著紅旗吹號。”教練是個十八九歲的青年，長得很精神，是經過長征的老戰士，名叫謝立全。這時太陽從豫旺東塬畔緩緩升了起來，斯諾按下了快門，拍下一張珍貴的照片，後來他給這張照片命名“抗戰之聲”，並作為他介紹中國工農紅軍的名著《西行漫記》的封面。紅軍小號手精神抖擻，吹響了前進的軍號，旁邊的紅旗迎風招展，充分展現了紅軍旺盛的鬥志和中華兒女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建國以後，經多方考證，紅軍小號手就是1955年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的謝立全。1973年10月，謝立全在京病逝，人們為了表達對他優秀品格的敬仰和追念，特意將《抗戰之聲》的照片嵌在了骨灰盒上，並永久存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早在紅軍時期，指揮員就利用司號兵來尋找部隊，迷惑敵人
1933年參加紅軍的老通訊兵肖榮昌回憶說：1934年8月，他所在的無線電中隊隨紅六軍團突圍西征。當時紅二、六軍團分別突圍，六軍團為了尋找二軍團費盡了周折。“主要是因為紅二軍團沒有電臺，聯絡不上。”紅六軍團從甘溪突圍出來以後，急切地盼望和紅二軍團會合，但是卻不知道紅二軍團的具體活動範圍和方位。當時紅二軍團不僅沒有電臺，而且和紅六軍團的號譜也不統一。紅六軍團就抄聽敵人的廣播，聽到裡面講“賀匪和共匪肖克企圖在什麼什麼地區會合”，馬上就按照新聞中所說的地方去找。結果紅二軍團的人看見有人追，以為是敵人，而且越跑越快。紅六軍團沿途看到不少紅二軍團扔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後來還是李達帶領的紅六軍團第十七師第十九團先找到了紅二軍團，然後帶領他們一路上用紅六軍團號譜聯絡，才找到紅六軍團。至此，被敵分割為三段的紅六軍團，才在10月中下旬在沿河縣的鉛廠壩、梵淨山、印江的木黃和賀龍、關嚮應會合。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第一師第一團，經80多公里的急行軍趕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順場。但川軍第五旅第七團1個營這時已搶佔了對岸，正在構築工事，據險防守，情況對紅軍十分不利。當晚，紅一團由團政委黎林率二營到渡口下游佯攻，團長楊得志率一營冒雨分3路隱蔽接近安順場，突然發起攻擊，經20多分鐘戰鬥，擊潰川軍2個連，佔領了安順場，並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安順場一帶大渡河寬100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聳立。25日凌晨，紅一團開始強渡大渡河。劉伯承、聶榮臻親臨前沿陣地指揮。楊得志為迷惑敵人，決定先用軍號攪亂敵人陣營，將幾十個號兵隱蔽在山上山下的樹叢中。當勇士們登船時，楊得志命令司號兵突然吹起軍號。敵人聽到對岸四處有軍號聲，不知對方來了多少人馬。接著，楊得志又命令軍團炮兵營和團裡的機槍連一齊開火，加上當時天降大霧，敵軍以為對岸有千軍萬馬，鬥志頓減。18勇士剛開始渡河時，敵人看不清情況。等到紅軍奮勇隊登上了對岸，敵人聽到陣陣喊殺聲，才慌忙棄陣棄槍逃命。據司號員張生榮回憶說：“長征時我是紅一師特務連司號員，強渡大渡河時，我就在岸邊吹號。為避免不必要的傷亡，勇士們渡河之前，領導命令我們先隱蔽起來。強渡開始時，我先是仰臥著吹號，後又蹲著吹號，最後再站著吹號。當時號兵有幾十個，連肖華同志也吹起了衝鋒號。團、連、排的司號長、號兵也一起吹響了衝鋒號，隨著號聲響起，戰士們冒著敵軍的密集槍彈和炮火，奮不顧身地衝過河去！”
紅一團18勇士勝利渡過大渡河，為中央紅軍打開了一條通路。但由於只找到一條渡船，解決不了大部隊的渡江問題。紅軍總部5月27日命令楊成武率領紅四團西行向瀘定橋出發，準備奪取瀘定橋。楊成武團沿著大渡河右岸向瀘定橋疾奔。蔣介石此時急令川軍兩個旅沿左岸向瀘定橋增援。雙方隔河並行賽跑。因為天黑下雨，雙方都打著火把奔跑。敵人誤以為對岸的紅軍是自己人，向紅軍吹軍號進行聯絡，還透過大渡河的波濤聲向紅軍這邊喊話聯絡，告訴右岸的紅軍他們是哪個部隊的。楊成武聽到對方的號音，叫司號員聯絡。恰巧幾天前打一仗時，紅四團繳獲了敵人的號譜。司號員便用敵人的號譜回答敵人，說是自己人，是向瀘定橋增援的部隊。敵人一聽是自己人，降低了警惕性，便吹號宿營休息。楊成武加速前進，先於敵人趕到了瀘定橋，消滅了守橋敵人，確保中央紅軍大隊人馬從瀘定橋過河。據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張震回憶：“我們團沿著大渡河右岸向瀘定橋急進，180裡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趕到。這時，敵軍的一個旅也沿左岸去瀘定橋增援，雙方隔河並行。因天黑下雨，都打著火把，敵軍吹號同我們聯絡，我們馬上按俘虜號兵交出的號譜回覆，他們以為我們是自己人，便相安無事。雨越下越大，敵軍宿營了。我們則加速前進，到達瀘定橋時，橋上還在冒煙，餘火尚未熄滅。我們跑步過橋奔向瀘定城，迅速北上。”
危急時刻，司號員曾用軍號巧救朱德總司令，傳為美談。一次，朱德一行三人外出瞭解情況，走到四川天全縣城西邊的紫石鎮附近時被四川軍閥劉湘部發現。200多名國民黨兵追來，形勢非常危急。千鈞一髮之際，突然山上響起嘹亮的軍號聲，發來了國民黨軍常用的“原地停止休息”號令。敵七十一團聽到號令後，立即停在了原地，等待下一個號令。朱德等人得以脫離險境。事後朱德才知道，吹號的是紅軍司號員王大明。他在山頂目睹了剛才驚險的一幕，吹起了國民黨軍軍號，導演了這齣戲劇性的一幕。
紅軍新號譜還為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的懋功會師做過貢獻。1935年6月中旬，中央紅軍翻越了長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後，在懋功以東的達維地區，同從岷江流域西進的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李先念率領的第三十軍會師。至此，經過8個月的長征，歷盡艱難困苦的紅一方面軍官兵見到兵強馬壯的兄弟部隊，興奮至極。不過，兩軍的會師是從“對打”中開始的。當兩軍的先頭部隊在夾金山下相遇時，幾乎誰也無法認定對方是敵是友，結果雙方都開槍射擊。後來，還是司號員用紅軍號譜進行聯絡，才弄清是“自家人”。槍聲一停，“敵人”變成了親人。
抗戰時期，司號員同日偽軍打起了“游擊戰”
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利用軍號對敵打起了“游擊戰”，這種特殊的心理戰使日偽軍聞風喪膽。1939年冬，八路軍膠東軍區第五旅十五團在棲霞縣松山鎮戰鬥中，巧妙地發揮了軍號的威懾作用。由於進攻兵力不足，十五團將全團司號兵集中起來，在松山鎮四周設定了多組司號兵，每組兩人。攻擊開始後，司號兵從松山鎮的四面八方同時吹起了衝鋒號。日偽軍聽到這麼多號聲，以為八路軍大部隊包圍了松山鎮，驚慌失措，命令炮火和輕重機槍向四面八方瘋狂掃射，分散了火力。十五團二營乘虛而入，發起猛烈衝擊。日偽軍見勢不妙，倉皇向東山方向逃竄。這時我軍司號兵又發起新的”軍號攻擊“，一會兒這邊發號，一會兒那邊發號，一會兒兩邊一起發號，一會兒四周同時發號，敵人搞不清我軍到底有多少兵力，只覺得大兵壓境，驚恐萬分，只好放棄東山逃跑了。這次戰鬥結果，偽軍中隊大部被殲，日軍小隊傷亡十幾人，我軍勝利攻佔松山鎮，拔除了敵人正在修築的炮樓和碉堡，繳獲50多支步槍和數匹戰馬。戰鬥結束後，領導和同志們對司號兵紛紛伸出大拇指讚揚，司號兵覺得特別神氣和自豪。戰後，十五團的總結是：“四面發號，威懾敵人。”其中的要訣，主要就在於巧妙地運用軍號攻破了對手的“心理防線”。人的心理活動對行為活動有著內在地制約與導向作用。因此，在戰場上只要擊潰對方心理，取勝只是遲早的結果。古人云“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正是這個道理。至於攻心的手段。那就因時、因地、因人、因情因勢而異了。
“遊動發號，牽制敵人”，是膠東八路軍“軍號游擊戰”的又一戰法。1940年夏秋，日軍企圖打通由棲霞縣觀裡鎮經畢郭至招遠縣玲瓏金礦的交通線，以完全控制全部礦區。為粉碎敵人的陰謀，地委派出兩個排，組成一個敵後武工隊，深入敵後，相機阻止或破壞敵人修築公路，同時開展除奸滅特工作。一天，日軍一個分隊和偽軍一個小隊共50多人，押著幾百名民夫，在觀道村南修築公路。武工隊借青紗帳的掩護，由村東南向村前迂迴，想襲擊這股敵人。不料被奸細發覺告密。敵人立即向村北轉移，佔領了村西北的山頭。武工隊不但奇襲不成，反而暴露在敵人面前的一片平坦地上，無法撤出敵人的視野與射擊範圍，只好憑藉青紗帳與敵交火。由於武工隊頑強抵抗，敵人幾次攻擊都沒有奏效，雙方從上午10時對峙到下午3時，互有傷亡，但都不能制勝對方。
在這種情況下，敵人採取拖的戰術，以便等待援軍到來。為趕在敵援兵到達之前安全撤離這一危險地段，武工隊派司號長林軍帶一名司號員，一邊遊動射擊，一邊吹衝鋒號迷惑敵人，掩護部隊撤退。林軍入伍前是煙臺某學校的司號員，基礎紮實。林軍擔任司號長後，對舊的司號訓練方法進行了大膽地改革，改掉了單音符不練到“5”不準練號譜的老習慣，採取了一套新的方法，只用兩個月，就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司號員。林軍不但號吹得好，還特別機智勇敢，膠東的司號兵對他都特別佩服。接受用號音牽制敵人、掩護武工隊撤退的任務後，林軍和司號員一道，一手持槍一手持號，在陣地上機智靈活地利用地形、地物及敵射擊空隙，摸爬滾打，不但到處吹號，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吹出不同的調來，搞得山頭上的敵人莫名其妙，以為我軍的增援部隊到了，因此不敢下山。抓住這一機會，武工隊迅速撤到敵炮的射程之外。這時，林軍就沿著地坎、田溝悄悄地撤到北山，與武工隊一起安全地轉移到了喇叭溝和李莊一帶。林軍因為長時間連續吹號，造成氣管破裂，咳嗽吐血。醫生交代他今後再不能吹號了，但林軍傷好以後，仍然以頑強的意志，堅持吹號。
1940年秋末，武工隊根據內線偵察的情報，決定襲擊黃縣以西的北馬鎮偽區公所。這個鎮有4000多戶人家。鎮南駐守著日軍一個小隊，鎮東有個派出所，區公所在鎮子大街的中心，內有一個30多人的偽區隊。日軍和派出所的武器裝備很好，偽區隊只有20多支馬步槍和幾支短槍，戰鬥力較差。武工隊先後兩次想偷襲區公所，都被日軍和派出所發現，未能成功。在準備第三次偷襲時，武工隊派林軍帶兩名司號員組成一個戰鬥小組，負責牽制日軍小隊和派出所的火力，掩護武工隊襲擊區公所。為完成好牽制任務，林軍等人找了幾個鐵桶，在裡面掛上了鞭炮，佈置在距日軍小隊駐地50米左右的區域內。武工隊攻打區公所的槍聲一響，他們立即點燃鞭炮，同時吹起了衝鋒號。日軍小隊以為來了大部隊，不敢支援區公所，連炮樓都沒敢出，只在炮樓裡向外打機槍和擲彈筒。在林軍等司號兵的牽制掩護下，武工隊僅用半個小時就結束了戰鬥，活捉了偽區長，全殲了偽區隊，繳獲了馬步槍20多支，子彈200餘發。林軍除了軍號被敵人子彈穿了一個孔外，安全順利地回到部隊。這就是膠東八路軍創造的“軍號游擊戰法”。
解放戰爭時期的司號兵
1946年12月5日，是晉綏軍區第一縱隊全體指戰員尤其是司號員終生難忘的日子，他們以嘹亮的歡迎號迎接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檢閱。下午2時，全縱隊在延安飛機場召開保衛黨中央、保衛陝甘寧邊區誓師動員大會。毛澤東、朱德、劉少奇、林伯渠、李鼎銘、陸定一、楊尚昆等中央首長親臨大會。毛澤東主席頭戴藍色八角帽，頸圍深藍色圍巾，身披灰色棉布大衣，腳穿土布鞋。毛澤東環視了一下寬闊的機場，看了看隊伍前面的臨時講臺，又看了看站在機場上的戰士們，然後邁著穩健的步子向部隊走來。全縱隊司號員一齊吹起嘹亮的歡迎號，縱隊司令員張宗遜向毛主席、朱總司令敬禮報告，請中央首長檢閱。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首長的接見和講話，極大鼓舞了一縱隊全體指戰員的戰鬥決心和勝利信心，部隊士氣空前高漲。
1947年，華東野戰軍第三十七師攻打兗州，晚上突遇包圍式襲擊，雙方交火。但是三十七師首長經過分析認為，敵軍應該在更遠的地方，於是派師部司號員叢培昌用軍號進行聯絡。“滴滴答答滴滴答（我是三十七師，你是哪裡？）”隨後就聽到了對方的回應：“滴滴答答滴（我是三十八師。）”打了半天原來是自己人。叢培昌說，正是因為號譜保密做得好，只有解放軍部隊才能識別軍用號譜，所以是敵是友一吹軍號便知分曉。
司號員的職業是危險的。在洛陽戰役中，因為七里橋上有敵人的暗堡，解放軍的進攻受阻。突然，巨大的爆炸聲響起，經驗豐富的營長知道暗堡攻下了，他立即讓旁邊的司號員吹起衝鋒號。司號員站起來才吹了兩聲，就中彈倒下了。這位腹部中彈、血流了一地的司號員，倒下後又堅持站起來吹響了軍號，後面的部隊如潮水般往前衝去。衝鋒號吹響，部隊開始進攻，七里河橋攻下了，可這位司號員再也沒有站起來。這位司號員靠著胸中一股精神硬撐著完成了任務，直到生命的最後一秒鐘。
在戰爭年代，作為指揮員“耳目”的司號員，得到各級首長的關心和照顧。第一野戰軍第二兵團第四軍第十二師師部司號長王玉和，就得到了師長郭寶珊的悉心照顧。郭寶珊在陝甘寧邊區工作時的秘書楊雄曾回憶說：“1949年農曆7月14日，扶眉戰役已經打了兩天，我旅連續行軍兩晝夜。進入第三天中午，那時已是中伏天，火紅的太陽當頭直射，彷彿進入蒸籠一樣的悶熱。全師部隊跑步行軍到距虢鎮約15公里時，師部司號長王玉和已經中暑，走路搖搖擺擺。師長（郭寶珊）見他這種狀況，立即從他的大青馬上下來，喊到：‘王號長，你把我的馬騎上！’王號長這個老紅軍一再說他能堅持，我看師長這時也已經中暑，滿臉通紅，黃豆大的汗珠順著脖子直往下流。這對年已40歲的師長來說也是極大的困難，如果讓師長隨部隊一路小跑怎麼能行呢，就和大家勸說：‘ 501（師長的代號）你快騎上馬走，王號長騎我們通訊員的馬。’經過再三推讓，直到師長看著王號長騎上了通訊員的馬才放心地走了。師長的大青馬一路上不知道馱了多少幹部戰士，我知道師長很少有機會在行軍中騎上他的戰馬。全師官兵都知道師長騎術很高，曾參加過陝甘寧邊區馬術大賽，受過毛主席的表彰。但今天由於中暑，師長每次騎馬都很難跨上去，每次都是我和警衛員用手拖住師長的臀部才把他架上去。”
“女巫”和“怪物”：令英美軍隊膽戰心驚的志願軍軍號
1951年1月1日，志願軍開始了第三次戰役的追擊作戰階段。當時，我第五十軍第一四九師和第三十九軍第一一六師，分別向高陽和漢城方向迅猛攻擊。追擊部隊直插釜谷裡，切斷了“聯合國軍”的退路。釜谷裡是距漢城不到40公里的一個小鎮，是敵我雙方拼死必爭的“咽喉要道”。1月2日晚，向漢城方向開進的我志願軍第三十九軍第一一六師第三七四團在釜谷裡遭到“聯合國軍”的阻擊。當時，我偵察排潛入敵方陣地抓回一名哨兵。經審問得知這裡全是英軍，有一個聯隊的兵力。當時我方翻譯誤把一個“聯合國軍”理解成了一個“連隊”。團領導就派一連和三連上去，說你們趕快把他們俘虜了算了！
沒想到，這裡的守敵竟有一個團（英軍的一個聯隊）。三七四團迅速調整部署。3日凌晨3點，七連83名官兵奉命攻佔釜谷裡北面一個小高地，切斷敵人退路。英軍的抵抗相當頑強，再加上他們有強大的炮火支援，易守難攻。在攻擊釜谷裡北面這個無名高地時，七連剛到山腳下，指導員張鼎先和副連長相繼犧牲。七連戰士拼死衝鋒，經過一番激戰，終於攻佔了小高地，但連長厲鳳堂卻犧牲了。關鍵時刻，司號員鄭起拿起厲鳳堂的手槍開始指揮：“同志們，現在連隊幹部都犧牲了，大家都聽我指揮。共產黨員都要站在前面，人在陣地在！”此時，全連只剩下26人。鄭起重新佈置了兵力，把人編成3個戰鬥小組，並由剩下的6名共產黨員分任正副組長，分成三角形把守，自己在前面負責整個陣地的指揮。
英軍為打通退路，向無名高地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衝擊。這是鄭起在朝鮮戰場上經歷的最為慘烈的一次戰鬥。在英軍第六次進攻之後，陣地上我軍僅剩下7人。後來鄭起才知道，被困在釜谷裡的是英軍的王牌部隊“萊福槍團”和一個重坦克營。該團團長奧斯特曾揚言，“萊福槍團”的戰鬥力可以頂得上中國的一個師或一個軍。可是那一天，他們發動了六次規模很大的進攻，都沒有打下這個小高地。
在敵人的第7次進攻中，七連的子彈打光了。眼看敵人就要佔領陣地，情急之下，鄭起想到身上的軍號。他站在山頭，奮力吹響了衝鋒號。伴隨著嘹亮的軍號聲，彷彿有千軍萬馬洶湧衝殺而下。“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曾在《朝鮮戰爭回憶錄》裡這樣描述志願軍的軍號：“這是一種銅製的樂器，能發出一種特別刺耳的聲音。在戰場上，她彷彿是非洲的女巫，只要她一響起，共產黨軍隊就如著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撲向聯軍，每當這時，聯軍總被打得如潮水般潰退。”當然，這次也沒有例外。當鄭起一口氣吹響兩遍衝鋒號後，對面的英軍被嚇得愣住了，雖然他們端著槍，距這位志願軍戰士只有十幾米，卻沒有向他開槍！一位英軍士兵在日記裡寫道：“聽到這號聲，我感覺到這分明是中國式的葬禮！”最初，英軍迷惑、驚慌，接著轉頭便往山下逃，兵敗如山倒。當然，這其中包括他們那幾輛無堅不摧、火力強大的重型坦克。就這樣， 三七四團七連從83人打到最後7人，從2日午夜打到3日黃昏，擊退了英軍的輪番進攻，牢牢守住了陣地，配合主力部隊創造了殲滅英軍王牌“萊福槍團”大部的經典戰例。當三七四團團長李剛和政委任奇智登上陣地時，看見的是7個衣衫被刮成碎片、滿臉煙塵遍體鱗傷計程車兵。“誰在這裡指揮戰鬥？”“司號員鄭起！”鄭起立正敬禮。團長政委潸然淚下，和7個士兵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鄭起立過戰功的軍號，作為一級文物儲存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1951年冬，鄭起榮立特等功，並被志願軍總部授予“二級戰鬥英雄”稱號。志願軍為何能以弱勝強？多年後，鄭起後來談及往事時感觸頗深：“不少西方軍史家把原因歸結為這支軍隊執行命令堅決、紀律嚴明。不知他們是否明白，軍號正是這種特質的外在體現。”
英軍怕中國軍隊的軍號，美軍也不例外。李奇微在他所著的《朝鮮戰爭回憶錄》一書中寫道：1951年11月2日，凌晨3時許，有一小隊人由南面接近我軍的守橋。這些陌生人在指揮所對面停下來時，其中，一個人吹了一聲軍號，他們隨即從四面八方以輕武器和手榴彈向指揮所發起攻擊。我方許多人被軍號聲（這是一種中國式的精神戰，我們後來才熟悉，又頭疼）或幾乎近在耳邊的射擊聲驚醒。美軍官兵普遍反映：“聽到中國軍號嘶鳴，我們個個膽戰心驚。”朝鮮戰爭中，在我軍戰俘營裡，當我軍管理人員詢問美軍戰俘美軍第二師一位工兵營長是怎樣被俘的？他回答說：“你方到處都是莫名其妙的怪物在叫，把我們叫懵了，結果就成了俘虜。”我方管理人員聽後，一陣大笑。爾後，把“怪物”叫來當場表演。我軍司號員吹起了衝鋒號，美軍營長恍然大悟，尷尬地低下了頭。
新中國成立後，我軍形成了完善的軍隊司號制度。全軍部隊在連編設司號員，營編設司號班，團編設司號排，司號員成為我軍基層部隊傳統的“八大員”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戰爭形態的演進和我軍現代化建設發展，軍號的指揮通訊功能逐步弱化，應用使用範圍逐步縮小，部分軍營甚至不再使用軍號。隨著軍隊現代化的發展，軍號這種古老的鼓舞士氣的方式和通訊工具已經適應不了高科技戰爭的需要。1985年，司號兵的編制被取消，只保留了擔負外事任務和國家重大禮賓活動的軍樂團。司號兵在人民解放軍的建制中雖然消失了，但它建立的歷史功績，卻永遠留在了我軍史冊上。
2018年10月1日，根據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的決定，我軍司號制度正式恢復。我軍司號制度恢復和完善工作全面展開，計劃分兩步組織實施：2018年10月1日起，按現行規定全軍恢復播放作息號；2019年8月1日起，全軍施行新的司號制度。司號制度的恢復和完善，著眼發揮軍號在強化號令意識、傳承紅色基因、正規部隊秩序、營造備戰打仗氛圍等方面的獨特作用，將原有的四類109種號譜，精簡最佳化為作息類、行動類、儀式類三類21種號譜，並採用司號員吹奏和播放電子號音相結合的方式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