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回顧西安輕工業的發展歷程，蝴蝶手錶廠是繞不開的標籤。上世紀80年代的西北地區，蝴蝶牌機械手錶是時髦的定情信物，錶盤上的蝴蝶標誌見證過許多年輕情侶的浪漫。如今的西安少陵塬下，曾經輝煌的蝴蝶手錶廠已成為一座廢棄的工業遺址。關於蝴蝶錶廠的歷史，隨著時間流逝只剩下一些散碎的片段，那群背井離鄉來到西安支內的上海手錶廠老師傅，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那批全國領先的進口裝置連同許多過往一同消失在時間裡。
80年代起，日本電子錶異軍突起，猛烈衝擊著以瑞士為代表的機械錶市場，這場機械錶與電子錶之爭也波及到了國內。彼時國內正值文革結束後的幾年，從計劃經濟中走出來，尚處在鼎盛時期的蝴蝶手錶廠面臨著潛在的危機。在1984年前後，一批由西安手錶行業組成的訪問團曾赴瑞士考察，為當時的手錶行業尋找出路。
本文根據當年赴瑞士訪問的蝴蝶錶廠副廠長、陝西錶殼廠廠長的見聞梳理而成。瞭解過去才能理解當下，蝴蝶手錶廠之後的衰落雖然並未因這次瑞士訪問改變走向，但提供了一個觀察視角，幫助讀者從當時的外部環境理解蝴蝶手錶廠所處的時代，並試圖勾勒出彼時的國際手錶市場是如何衝擊偏居一隅的西北第一大手錶廠。
由於時間久遠，關於西安蝴蝶手錶廠的沒落，本文只能提供一個參考角度，或有疏漏之處，敬請讀者諒解，仍然期待有更多的知情者予以補充。
注：西安蝴蝶手錶廠原名國營紅旗手錶廠，1987年7月改名為西安蝴蝶手錶廠，文中所涉及兩個名稱均為同一家廠。
■ 蝴蝶錶廠老廠區中門。
大約在1984年，以紅旗手錶廠為代表的西安手錶行業，組織了一次去瑞士考察，當時除了紅旗手錶廠，還有風雷儀表廠以及配套廠的負責人一起去的。李雲殿當時是紅旗手錶廠的廠長。
那時全國的手錶行業發展如火如荼，但隨著改革開放，也漸漸出現了一些問題。我們這次出國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為西安的手錶行業尋找方向。在談瑞士訪問之前，有必要了解當時的一些背景。
1、利大稅大的手錶行業
你們現在可能沒法理解，當時全國正在發展輕工業，手錶行業是利大稅大的重點行業。像西安的紅旗手錶廠，是唯一一家由輕工部直接投資興建的，規格相當高，當時花了75萬美元進口關鍵精密加工裝置，直接從鍾研所及各地抽調技術人員支援，上海手錶廠專門支援了100多位老師傅和各車間的骨幹。別的錶廠都是地方自己建的，像北京、上海、天津。紅旗手錶廠也是西北最大的一家手錶廠。
■ 圖源網路
為什麼要強調手錶行業利大稅大呢？其實就跟當下追逐GDP是一個意思。蝴蝶錶廠1968年籌建，1972年正式投產，後來年產能在100萬隻左右，按照當時的標準算是大型企業了。到1988年，蝴蝶錶廠累計實現工業總產值10.2億元，累計實現利稅4.7億元，為陝西的輕工業發展做出了貢獻，這一點是無法磨滅的。
手錶一開始發展的時候很賺錢，最早的ss1型手錶，上海的製造成本最低，8塊錢一隻，蝴蝶錶廠的成本第二低，11塊錢一隻，接下來是天津東風手錶廠，12塊錢一隻。當時一隻手錶最高賣到120塊錢，相當於有些工人半年的工資，減掉成本剩下100塊左右，都是利潤和稅。那時候蝴蝶錶廠基本上是滿產滿銷，工人們加班加點地趕生產。
機械錶行業的稅收當時定的是43%，利大稅大，也激發了全國各省市建手錶廠的熱情。從開始的十幾個，到後來少說也有上百來家吧，蝴蝶錶廠還靠提供技術力量，支援其他地方建廠，像延安、漢中的錶廠。石家莊（錶廠）因為生產不出零件，還常常跑到廠裡來求援零件。這樣盲目發展擴張產能，也導致了之後市場迅速飽和，很難說不是之後手錶行業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為了便於手錶產業的發展，輕工部就組織會戰，研發出了統一機芯，蝴蝶錶廠的高工高振華就參加了全國設計統一機芯。這樣一來，各個廠都用一樣的機芯，便於互相補充排程。
後來隨著人們需求的變化，手錶從單一的計時功能發展到款式和功能的多樣化，各廠又在統機的基礎上發展出單歷、雙歷手錶。統機的機芯太大，我們廠就重新設計了一款15.3mm的女表，錶盤有指甲蓋那麼大，這是全國裝配直徑最小的一款手錶，但這款女表沒辦法實現規模化量產，最後只能叫停。
這時候從深圳那邊也傳來了一些電子錶，廠子裡有些人去了深圳，批發點電子錶，賣得便宜，走時也比機械錶準。
2、瑞士訪問見聞
大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西安的手錶行業組織了這次瑞士訪問。
在國內的時候，西安和上海、北京、天津的手錶製造工藝算是第一流的水平，1970～1981年，在全國手錶行業12次質量考核評比中，蝴蝶錶廠曾8次名列前三名，7次獲走時第一名。
■ 自動化車間
這次出國，我們參觀了瑞士的電子錶生產線、多工位銑床、主機廠、自動機床廠及鐘錶展覽館，也瞭解到了瑞士面對市場形勢和鐘錶行業發展的看法，說實話和國內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瑞士人幹活特別嚴謹，整個機械加工的工序流程一絲不差，當時我們在外面參觀，瑞士的工人都在低頭幹活，並不受影響。要是在國內可不一樣，都站在裡頭看。而且，瑞士人到點就下班，5點一到把東西擱好，開車就回家，沒有像在國內，下班時間再多幹點，走得越晚越好。瑞士人禮拜六禮拜天商店也不開門。
當然最重要還是整個手錶行業發展模式上的差別。國內的手錶行業大都是全能廠，大而全，比如西安要造手錶，有專門的錶殼廠造錶殼，專門的鐘表機床廠來造裝置，連掃地的都配套，所有的東西都是齊全的。
但瑞士不一樣，瑞士的許多工廠配備的人員並不多，他們都是隻把握住關鍵的那幾步，軸承是瑞典的，液壓件是美國的，很強調專業分工，基本沒有大而全的全能企業，更沒有辦社會的企業。
當時瑞士的電子錶廠，線路板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已經像電影膠片一樣。我們在瑞士就看到了新研發出來的三代電子錶“斯沃琪”，瑞士人送了我們一人一塊“斯沃琪”（SWATCH）的樣機，我那塊表走得還挺準。
瑞士號稱“鐘錶王國”，機械錶特別厲害，但許多人不知道電子錶的鼻祖也是瑞士人。瑞士人最早研發出電子錶，但沒有看重它的潛力，過高地判斷了電子元器件的難度，就還是繼續做機械錶，他們的老師傅水平都很高。結果電子錶技術被日本引進過去繼續研發，慢慢地降低石英電子和微調電容的成本，當時手錶就是個計時的工具，電子錶的精度高於機械錶，這整個就把瑞士打垮了。我們去的時候，電子錶在國際上大概能佔到三分之一的份額吧。
面對這種情況，瑞士財團舉全國之力扶持電子錶發展，透過三代電子錶“斯沃琪”抵擋住了日本的攻勢。但瑞士人一直沒有丟掉機械錶，所以最後日本的電子錶雖然從量上打敗了瑞士，但瑞士的機械錶價值一直很高，這就是它的工藝水平支撐著。反觀我們，哪個也沒學成，電子錶沒學成，機械錶也沒做到最高檔。
3、機械錶與電子錶之爭波及國內
現在回過頭來看，國內的機械錶廠當時已經發展上百家，現在整建制保留且依然在生產只有天津手錶廠，為什麼這麼快全不行了？這當中有許多原因。盲目發展是一方面原因，電子錶的衝擊是另一個很大的原因。
瞭解了國際上的情況，再來了解下國內的。
電子錶的出現對機械錶市場幾乎是毀滅性打擊。在當時，電子錶的優勢很明顯，走時精度高、機芯尺寸小，便於變換各種花色款式，這些都是機械錶無法比擬的。機械錶還有個特點，就是錶殼要隨機芯走，能夠研發的款式和花色相對有限。
深圳那時候已經有很多組裝廠，是從香港直接進口的電子錶機芯，由日本生產的2035型號電子機芯，掛牌價只要6塊錢。大大小小的組裝廠，弄10來個裝配工人，把錶殼錶針錶帶一扣，一天加加班七八百的量就上去了，而且不費什麼成本，租一間屋子，弄幾張桌子。像國營的機械手錶廠，從頭到尾建一個錶廠，人、裝置、廠房都要花錢，一隻手錶100多個零件，連螺絲都是自己生產的，成本上幾乎沒有任何優勢。
而且當時機械錶的稅還是43%，電子錶的稅只有14%，深圳特區的電子錶組裝廠在成本低廉的情況下，同時享受三來一補、免二減三的優惠政策，這是當時像蝴蝶錶廠這樣的國營手錶廠是無法比擬的。當時的要求是電子錶要70%內銷，30%外銷。但是幾乎所有的錶廠都願意賣給國內，比如一隻飛亞達電子錶國內賣到198塊錢，國外賣得很便宜。
為了抵擋電子錶的衝擊，當時輕工部組織在北京建立前門器件廠，專門生產電子元器件，北京、天津也分別建立了電子手錶廠，但這時候再去重新研發電子錶，已經落後太多了。日本人把步進馬達微調電容加上錢賺夠了，我們再拿用別人的機芯裝好的表去競爭，已經不太可能了。其實60年代的時候，國內和日本的電子水平是不相上下的，文革這一耽誤，落後日本20多年。技術的發展是要靠踏踏實實去幹的，這些技術上的差異，憑藉個人在當時是改變不了的。
■ 1983年荷蘭留學生雍莉在西安旅行時拍下的蝴蝶表的廣告
當年動員上海的老師傅來西安，那些人拖家帶口100多戶，機修、理化、裝配、自動各個車間，還都是主要領導和技術骨幹來支援的，他們連煤球都運來了，挺不容易的。按當時三線建設的要求，在長安區（當時為長安縣）選址，但現在來看，由於地處農村，遠離市區交通不便，無法利用城市可提供的道路、水、暖、電等方面的便利條件，一切都要動手自己建設，全廠800人為後勤輔助人員，郵局、電影院、小賣部、女職工哺乳室一應俱全，這些也間接成為蝴蝶錶廠轉型的桎梏。
在電子錶的衝擊下，各地手錶廠只能轉型自救，蝴蝶手錶廠跟西光廠合作生產了“華山AE-2”型135快門，快門也是計時器件，加工精度略低於鐘錶加工精度，所以後來用錶廠退役的閒置裝置成立了快門車間。鐘錶機床廠成功開發了捲菸機和接咀機，開始介入菸草行業。錶殼廠生產了臺式輕印刷機。寶石軸承廠的轉型最成功，跨行業開發了“太陽牌鍋巴”現在還在。
隨著時代發展，連同蝴蝶錶廠在內的鐘錶行業，也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一代人的青春也隨風而去。
■ 這是一張當年去瑞士訪問的合影，前排最右邊拿黑色皮包的是瑞士人包士哲（音譯），他陪同我們去各個廠家。前排左二為李雲殿（蝴蝶錶廠）、左一為李耀文（德文翻譯），第二排左一徐久康（錶殼廠廠長）、左二毛傳福（零件一廠）、左三何永林、最後一排中間者為孟昭信（風雷儀表廠）。
整理 | 圖圖 | 貞觀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