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以來,以牛兆濂、于右任、茹欲立為代表的陝西文化人享有盛譽;近幾十年,以柳青、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高建群、蕭雲儒等為代表的的陝軍東征是20世紀的一種文學現象,這一現象曾經震動文壇,在陝西乃至中國文學史上都值得記錄的輝煌。
陝西文化發達古已有之,而從宋代以來,陝西文化傳承都有一個核心的名片,就是“關學”。
所謂"關學",他的命名有兩種提法,一是其創始人張載是關中人,所以稱其學問為“關學”,又因創始人張載世稱"橫渠先生",因此又有"橫渠之學"的說法。第二種說法“關學”即關中(函谷關以西、大散關以東,古代稱關中)之學,是從地域角度而言的,無論是張載之前的申顏、侯可,還是張載之後的呂大鈞兄弟、李復、範育、遊師雄、种師道以及金元明清時期的楊奐、楊恭懿祖孫三代、呂柟、馮從吾、李二曲、李因篤、李雪木、劉古愚等,都是關中人,故其理學又稱為"關學"。
從“關學”的內涵性質而言,它是儒學重要學派,屬於宋明理學中"氣本論"的一個哲學學派。一方面,它體現了對傳統儒學的傳承,另一方面,它又表現為具有個性特點的儒學中的一個學派。
關學的核心觀念有三個方面,一是以太虛即氣及人性分疏為內容的性與天道層面的思想;二是以“四為”說為內涵的理想意識與使命意識的統一;三是體現在禮學、經世之學以及實證精神等方面的務實的精神取向。
關學的內在特點體現在:其民胞物與、為民立命的精神關切,展現了儒學思想的另一面。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注重個體自主性、注重主體精神和注重社會責任、注重天下關懷,這兩個方面應當互補。明代以來流行的王陽明心學,往往容易流向空疏、抽象,晚明心學的那些末流已經顯示出那樣一些特點,比較具有社會關切和務實取向的關學,對於抑制片面重視心學可能帶來的偏向,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關學作為儒學中有個性化特點的學派,其特點還體現為對理想意識與使命意識的關注。張載已提出“四為”之說或“四句教”,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等取向首先體現了人應當追求的理想,它同時又規定了人的使命,即化以上理想為現實。與之相應,以上提法的核心便是理想意識與使命意識的統一。基於“四為”之說,關學從其奠基者開始,即注重理想意識與使命意識的結合,由此形成了其特有的精神境界。
關學之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特點,是其務實的精神取向。關注現實,關心治國與平天下,構成了關學的主要特點之一。如近代的于右任。茹欲立等,投身辛亥革命,追求民族復興,關注民生民意,成為近現代關學“立德。立言、立功”的主要代表。
關學開創於張載,同時又經歷了從北宋、南宋、元代、明清,一直到民國的衍化,在民國還有關學最後的代表人物牛兆濂。從時間和歷史層面來看,在這樣一個漫長的延續、變遷、發展變化的歷程中,關學本身也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呈現方式之一,是關學不斷與其他學派的相互交融、相互激盪、相互溝通。
近代以來,關學雖然式微,但是以其植根中國文化底層務實的獨特特點,依然具有其相當活躍的現實價值,得以與中國文化發展“千古若契,一脈相承”,不斷融合、豐富、改進,這就是被人稱之為“關學遺脈”的陝西文化叢集。從張載一直延續到劉古愚之後,還有今天我們大家所熟知的“關中三傑”于右任、張季鸞、李儀址,包括後來的吳宓、楊松軒等,都能劃到“關學餘脈”這個圈子裡。
關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哲學符號,直到今天,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是存在的,是一個開放的命題,沒有中斷,只不過是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因為種種的原因在某一階段出現高峰,在某一階段出現低谷。在劉古愚之後“關學”也僅是式微而已,不是滅絕,不是斷絕,更不是消亡。關學它至今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如現在國內被譽為“新儒家”的這一批人,像韓星、姚中秋等人都是陝西人,仍然活躍於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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