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保華
西平縣出山鎮牛昌村位於國家森林公園棠溪源的起點處。該村有古代民居一座,三間正屋,外磚裡坯,一共兩層,上覆小瓦,瓦如鱗列;樓層使用厚實的木板做間隔,設斜梯通其上下,年代久遠,色皆如墨;屋頂有五脊六獸,曾經飾以陶製花卉、龍、獅子、魚等,雖曾遭破壞,今天仍能見到屋脊側面裝飾的牡丹及脊背上的數條游魚等,花開富貴、魚躍龍門,寓吉祥於古樸,賦靈動於莊嚴,與高大厚重的屋體相得益彰。
這座民居是古村的歷史、文化地標,一座樓就是一方無言的地方誌,承載著牛昌村的村史由來、族群密碼及鄉賢文化等具有鄉土社會典型個案特色的道德、文明資訊。牛昌村原名劉昌村,因清代西平二郎廟國學監生劉卓然在此建“別墅”而得名。古代“別墅”指的是在本宅之外,選擇景色優美之處建造的供遊憩的園林房舍——牛昌村村南為具有美麗神話傳說的九女山,山上有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子之墓,山之陽為自《史記》以來史不絕書的冶鐵鑄劍“聖水”古棠溪,山之陰則是規模龐大的戰國墓葬群遺址——自此以後,劉卓然氏一脈在此繁衍生息,至今該村絕大多數為劉姓村民。關於這座古樓歷來流傳著這麼一個傳說:一個叫劉卓然的人,一根扁擔挑著六個小孩來到該地,定居於此,後來打算為每個孩子建造樓房一所,但第六所剛剛搭上檁條,就與世長辭了。“一根扁擔”云云固然是顯示先輩創業艱難,含著告誡後人應當守成、光大祖業之意,建成五所樓房的說法不能斷定是否確實,據老人們回憶建國後一共有三所,在“破四舊”中被拆掉兩所,唯一的這一所也曾遭遇一定損害,但幸而能夠基本完整地儲存到今天。
筆者近日在棠溪採風,得見房屋主人本家所藏修訂於民國期間的《西平縣劉氏家譜》,根據其中所記人事,才得以瞭解該民居始建者劉卓然的主要事蹟及該古樓的大致“房齡”。
根據《劉氏家譜》記載,劉卓然是清朝中期人,是本族第一個獲得國子監太學生身份者,也是本族首倡、建立劉氏家廟(祠堂)者之一。家譜“碑傳懿行文”中《劉卓然公創修棠溪橋碑文》記述,劉卓然在其“春秋望古稀”之時,開始籌建棠溪橋,從“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至二十四年三月初八而厥功告竣”,而清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這樣算來,劉卓然青壯年時期當在乾隆朝,中老年在嘉慶時期,此外晚年還應該有道光朝十年左右光景——“劉氏家譜卷一”記述“劉氏家廟創於七世祖監生卓然生員丕顯等諸公”,劉卓然、劉丕顯為堂兄弟,前者年齡應當稍長,而由劉丕顯撰寫的“創修劉氏家廟族譜序”記述“家廟既成爰序譜牒”,落款為“道光十二年”,修家廟序家譜時間前後相繼,相隔應當不長,但在後人撰寫的“重修劉氏家譜序(一)”中記述創修家譜之人時,只有“丕顯公”,有可能此時劉卓然已經年老體衰力有不逮甚至去世了。
由如上考述可知劉昌村創始人劉卓然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那麼這座唯一倖存的古樓建於何朝,距今有多少年呢?對此家譜中沒有詳載,《劉卓然公創修棠溪橋碑文》中說,劉卓然從少年起就有修建棠溪橋的志願,但之前因為“門戶未立,不獲兼營耳。今汝輩既已成名,其助我拮据以了此夙願!”由此可知,在建造棠溪橋前,劉卓然的六個兒子都已成家立業,想必六座樓房應當都早已建造完畢。如前所述,棠溪橋始建於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那麼今天儲存下來的這座古樓也應該在嘉慶晚期,距今大概有200多年了。
古樓不僅僅是一座供今天的人們去遊覽觀賞的古代民居標本,跟它相關的人物、族系、家譜等還具有很高的文化附加值,如同其他地方的古民居一樣,它們還是塑造、彰顯傳統中國人人格精神的樣本。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鑑古知今、鑑往知來的民族,一向重視國有史,方有志,族有譜。正如有識者言:“家譜能起到幫助一個家族慎終追遠而又不偏離主線的作用。家譜中的家訓、家規,家族中優秀人才的輩出,都能起到強大的感召、教化後代的功能。”的確,中國人的家譜文化在基層社會結構中承擔著基礎性的人文教化功能,教人以勤勞節儉、孝親睦鄰、行善積德、為人以正等做人原則和立身處世的底線,維護著地方的公序良俗和社會秩序,是傳統以文化人鄉賢文化育人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平縣劉氏家譜》中記載了許多劉氏傑出族人的嘉言懿行,而古樓的主人劉卓然就是這樣一位不僅熱心本族事業,而且關心公益、造福地方的“賢人”。
《劉氏家譜》“碑傳懿行文”部分第一篇就是《劉卓然公創修棠溪橋碑文》,由同鄉乾隆己酉恩科舉人陳森撰寫,記述了劉卓然及其子孫“傾囊破鈔鳩工庀材”“耗資千金”在棠溪澗修建石橋的義舉。棠溪人傑地靈,不僅是戰國時期是韓國冶煉兵器的地方,如《史記》所說“韓卒之劍戟出於棠溪”,諸多名劍如棠溪、干將、莫邪、龍泉皆產於此;同時也湧現出許多傑出人物,如家譜所記魏晉名臣和洽、和逌、和嶠祖孫三人,或清貧守約,或才情美好,或為政廉直,堪為後人楷模。棠溪“要津”竹園渡口處於“東通淮汝,西達宛洛”的“衝道”,交通位置非常重要,但其上下游四十里沒有橋樑,來往不便,尤其是到了盛夏,“諸壑競趨,奔澌激射,浮濫迅疾”,水患嚴重,津渡不通。劉卓然為國學監生,子孫均“列名黌序”,是典型的書香門第,因而多懷濟世之心。他少年時常從此處來往,早已萌生修橋利民之志,等到後來遷居到這裡,“屢睹行旅之困其志益奮”,終於在其晚年號召、帶領子孫及鄉鄰修成此橋。據老人們說,這座石橋屬於比較少見的石料榫卯結構,全由石榫卯合,結實耐用,為當地人們交通往來提供了極大便利。直到建國後五十年代,全國興修水利,開始統籌規劃棠溪的防洪、灌溉等問題,在原來的竹園渡口附近修建了竹園壩水庫,並在壩堤上修築了更為寬闊平坦的公路,石橋才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永遠藏身於平靜的水底。
今天,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文化振興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大力弘揚鄉賢文化成為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有效路徑之一。本地鄉賢的善行義舉往往結合著某些“物質文化遺產”在當地口耳相傳,具有鄉鄰式、口碑化、在地性、接地氣的特點,容易成為“鄉親”見賢思齊的物件。像劉卓然這樣的一方鄉賢在傳統中國可謂在在俱是,他們雖然在“大歷史”上並沒有幹出特別轟轟烈烈的事業,但是在“小地方”上卻“勿以善小而不為”,以一己之力造福一方,將“讀書人”“修齊治平”的大理想身體力行在身邊事、鄉邦情中,率先垂範,默默影響、教化著本地的美風良俗。這樣的人可謂多矣!其作用可謂大矣!
要之,牛昌村古樓背後隱藏著家譜、鄉賢等“文化素材”,其中蘊含有濃郁的澤被鄉里的道德精神,因而,當我們保護、修繕、觀賞先賢有形的遺產時,還要注意挖掘、整理、闡發其中包含的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讓鄉賢文化在鄉村文化振興、新農村思想道德建設中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該文系駐馬店市產業創新發展研究院重大專案前期成果之一。作者:黃淮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張保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