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上，各界佩戴著新徽章的代表們激動地踏入中南海的重要場所懷仁堂。
這裡燈火通明、座無虛席，在正前方的主席臺上掛著一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萬歲”的橫幅，後幕上掛著政協的會徽。
這次會議是為了即將到來的開國大典做好萬全準備，還要進行投票選出我們的國家主席、副主席。
在各位代表投票過後，按理來說發下去的明明有576張有效選票，收回來的是575張選票選擇毛主席當選國家主席。
這缺少的一票對投票結果的影響微乎其微，但這張沒了蹤影的選票，確實令人費解。
一、一張缺失的選票
1949年9月30日，距離開國大典已經走向倒計時，這天對國家來說也是意義非凡的日子。
在這一天，毛主席正式擔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主席，是由政協與會人員投票公開、公正選出來的主席。
而關於這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章程、流程和事務，都由臨時成立的籌備會秘書處負責的。
籌備會秘書處還為各位趕來參加的代表們，送上一本《代表手冊》。
裡面有會場圖解、各部門負責人名單、注意事項等等一應俱全，就連交通住行相關的安排也有準備。
民主促進黨的代表司馬文森從香港趕來，一路上早有人做好接待準備為他安排出行和住宿，給他發放了《代表手冊》、通行證和飯票。
在見識了一系列有條不紊的安排之後，司馬文森在日記本上寫道:“中共不開無準備之會。”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政協會議的場所選址中南海的懷仁堂，籌備會秘書處請來主持改造場地的負責人是梁思成，還加入了徐悲鴻、鍾靈、葉淺予等人參與懷仁堂的設計。
這個高質量團隊僅用了十八天的時間竣工，把懷仁堂改造成了可容納近七百人的會場。
可以說，在把各位代表邀請進入懷仁堂參與最後一天的正副主席選舉時，籌備會秘書處的工作是絲毫沒有出現過差錯，一切都依照規章進行。
等兩輪投票結束後，籌備會秘書處在一旁的小會場中查點票數。
在眾人等著發表結果時，籌備會秘書處的副處長王仲方找到了周總理。
他一臉難色，告訴周總理這箱子裡的選票一共只有575張，他們查點了幾遍都是少了一張。
本來這次投票採用的是無記名投票，他們也無從得知有哪一位代表沒有投票。
這收回來的575張選票都選擇毛主席當選主席，倒是沒有選擇其他人的選票。
有人提議把那張票當做廢票，按照全票透過的結果報上去。
王仲方不敢獨斷，他找來了周總理商議。
周總理沉思後，他也不能擅自做出決定，向毛主席請示如何處理。
毛主席尊重選民的權利，他說:“我們是人民的政府，遵從人民的選擇，缺一票就缺一票，沒有什麼關係。”
在大會上，工作人員如實公佈了毛主席的票數，正式宣佈“毛主席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臺下的人紛紛站起來鼓掌慶祝。
接著，副主席的六位人選也出來了，分別是朱德、劉少奇、李濟深、宋慶齡、高崗和張瀾。
次日便是萬民同慶、禮炮齊鳴的開國大典。
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飄揚的五星紅旗在慷慨激昂的國歌聲中緩緩升起，中國的歷史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二、一次酒後的洩露
關於在9月30日當天缺失的一張選票，籌備會秘書處曾以為是哪一位代表粗心大意，忘記把選票放進箱子。
可這個理由也有些說不通，像是選舉國家主席這樣的大事，就算先前把票忘了，也該在結果宣佈後把票送過來。
畢竟這缺少的一票，實在讓人遺憾。
不過關於缺少了一票這件事情，人們還有另外一個猜測，有的工作人員認為是毛主席沒有把票投給自己。
在得不出來一個確實猜測的情況下，很多人都默認了這個理由。
不過一次酒會後張東蓀的“真言”，讓人們把目光投向了張東蓀，他成了沒有投票的最大嫌疑人。
本來已經翻篇的“未解之謎”，又再次被人們翻出來添上新的可能和線索。
當時張東蓀作為民盟中央常委的成員參與了政治協商會議，同時他還被選為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席團成員。
他的身份地位在黨派中並不低，不過，張東蓀的思想不太堅定，他的心常在國家利益與私人恩怨之間徘徊不定。
在政治立場上，張東蓀倒向了“親美派”，他並不認為共產主義制度適合國情。
在經過毛主席的一次批評之後，張東蓀從心底認為共產黨與他理念不合，為此有些怏怏不平。
是什麼原因讓張東蓀從一個報國書生，最終走向了賣國之路呢？
這要從他的人生經歷談起。
張東蓀也曾是在歷史風雲中走在前沿的一批人物，在晚清期間透過官派留學去日本東京深造。
1904年，在日本東京留學的1見識到兩國的差距，深感清朝國力的落後，生起了立志報國的心。
他還結識了改良思想的梁啟超，深受啟發，不再把救國的希望寄託在腐朽的清政府身上。
1911年，在革命黨領導武昌起義後，張東蓀認識到機會來了。
他買船南下，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臨時政府，擔任了內務部的秘書職務。
在孫中山的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後，他不認可袁世凱的所作所為，選擇創辦報紙啟發民智。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這一段時期，各地軍閥割據，政治混亂無序，張東蓀沒有做出投靠任何一方的選擇，選擇安穩了下來。
三、一次糊塗的賣國
在激烈的抗戰戰爭期間，面臨外敵，張東蓀再次活動起來，倡議國共聯手合作抗日救國，為中共地下黨運送了源源的學生資源和藥品。
不可否認，此時的張東蓀仍有一顆救國之心。
等抗戰戰爭一結束，張東蓀就要面對一個現實難題了，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治理念之間要做出抉擇。
事實上，他成為了一個兩邊不倒的“中間人”。
在張東蓀看來，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的政治制度都不適合，他想走一條結合了官僚資本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優點的道路。
這個理念看上去挺有意思，其實“兩個都要”的結局就是“兩個都行不通”。
要是按照張東蓀的想法，把美國的“自由民主”用在政治上，把蘇聯的“計劃經濟”用在經濟上，那麼不配套的政治和經濟必然無法同時執行。
不僅如此，張東蓀更信賴美國，主張選擇美國的援助建設國家。
可中共是不支援美國或者蘇聯任何一方過度干涉我國內政，希望擁有一個獨立主權的政治環境，這一點又跟張東蓀的主張背道而馳了。
所以這個張東蓀的立場常常站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他和兩邊都有合作，在兩邊影響力還不小。
在和平解放北平一事上，他被傅作義邀請去做代表參加談判，事後毛主席也稱，北平和平解放有張東蓀的功勞。
1949年1月，張東蓀與費孝通等人去拜見中共中央領導。
毛主席出面接待了他們，這次張東蓀依然堅持己見，反對向蘇聯“一邊倒”，要多多親近美國。
毛主席向他們講了世界局勢，在國際社會上像美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對他們可並不友好。
有資本主義列強侵佔我們國土的例子在前，犯下累累罪行距今不過幾十年。
再加上清政府那一攤子賣國的欠款、舊賬，要想與美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交好，恐怕要走上清政府的老路了。
兩邊誰也沒有說服誰，毛主席批評了張東蓀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對國情的認知還不夠。
這些話讓張東蓀心中不樂，他認為自己兩邊不站隊的想法是好的，可這根本不能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實現。
所以在後來選舉國家主席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張東蓀的內心動搖了。
在事後，他無意間表露出來的態度，讓王志奇鑽了空子。
這時王志奇已被美國收買，成為洩露機密情報的間諜，他動用了一些手段企圖從張東蓀的嘴中套出情報。
王志奇以“美國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為幌子，信以為真的張東蓀希望做“中間調停人”，讓王志奇告知美國“中國可以跟美國友好相處”。
意志不夠堅定的張東蓀很快就被王志奇套出了許多機密情報，包括中國政協委員名單、政府具體經濟預算等等國家機密，成為了一個洗不白的“賣國賊”。
在特務王志奇被公安捉住後，他咬定是張東蓀主動給自己的情報。
這些話引起了公眾的憤慨，許多人指責張東蓀賣國求榮，要求嚴厲處置。
張東蓀被撤去一切職務和工作，後在1968年被關入秦城監獄，直到病逝。
對於張東蓀這個人，他的定位始終應該是一個本分的學者。
一旦他跨出了那個最適合的圈子，期待在政治舞臺上加入黨派之爭，這就是他此生最不該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