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優待俘虜”的相關政策，傳遍了整個國民黨，也因此，許多高階軍官為了爭取寬大處理，紛紛投合起義。
此外，面對願意投降的國軍士兵時，我軍基本都會網開一面，給予他們衣食住行的保證。但凡事都有例外，我軍在處理三位國軍高階將領俘虜時，便直接宣判了他們的死刑。
那麼，這三名國軍將領分別是誰？他們為何會被我軍判處死刑？
謝文東
首先要說的，便是第一個被槍斃的國民黨中將司令官——謝文東。
在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為了搶佔東北地區，開始用金錢大肆收買東北各地的土匪，使這些土匪搖身一變，變成了當地的正規官兵，蔣介石的意圖很明顯，他想用這些土匪的力量，直接對抗解放軍。
我軍對蔣介石的做法深惡痛絕，因為大多數的土匪都欺壓、屠殺過當地的老百姓，為了消滅這些土匪軍，我軍集結軍隊挺進北滿，開展了“清繳”工作。
在北滿地區，有一支龐大的國民黨土匪部隊，即謝文東統領的第十五集團軍，這支隊伍的總人數多達4000人，他們控制著北滿的各行各業，行事張狂霸道，是當地民眾心中的噩夢。
與謝文東土匪軍隊相抗衡的，是我軍的三五九旅和東北合江軍區部隊，這個部隊是我軍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主力部隊，共經歷大小戰鬥上千次，衝過敵人上百條封鎖線，部隊中的每位士兵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1945年12月，我軍挺進北滿率先解放了重鎮哈爾濱，在這之後，我軍將士士氣大漲，將謝文東的土匪部隊打得潰不成軍，令謝文東連番向後撤退。
1946年4月，我軍的合江軍區部隊兵分兩路向謝文東大軍發起進攻，在這次戰役中，我軍擊殺、活捉敵軍近1500餘人，將謝文東的土匪軍大砍了一半多。謝文東狼狽的朝著雞西方向撤退，撤退的途中，他問自己的部下：“雞西那裡，情況如何？”
此時的情況危急，部下根本來不及多想，隨口回道：“司令，你就放心好了，他們的部隊只會在陝北開荒種地、搞生產，根本就不會打仗。”
謝文東聽後心中鬆了口氣，並下令“轉戰雞西”。此時，駐紮在雞西的軍隊，正是我軍的三五九旅，根本不是謝文東部下口中“不會打仗”的隊伍，當三五九旅旅長得知謝文東“自投羅網”的訊息後，大笑道：“馬上集結部隊，這一戰，務必要打垮他們！”
之後，我軍以壓倒性的攻勢，將謝文東的匪部徹底打亂，到了交戰的後期，匪部幾乎無人聽謝文東的指揮，紛紛只顧著逃命了。
謝文東並不甘心失敗於此，在匪部打散後不久，他與李華堂等國民黨匪首展開合作，重新湊了一個9000餘人的部隊，並將刁翎縣城佔領，我軍沒有想到，謝文東會如此的負隅頑抗，為了早日達成北滿的解放，我軍打算“盡力爭取謝文東投降”。
這年的8月5日，我軍集結軍隊，將謝文東所在的刁翎縣包圍，並展開了兩天兩夜的激戰，而見勢不妙的謝文東，則帶著剩餘的殘匪，狼狽的逃入了深山密林。
我軍自然不會這麼輕易的放過謝文東，為了打擊謝文東的匪部勢力，迫使他投降，我軍開展了“深山剿匪”行動，並採用“攻心策略”派謝文東的老戰友李延祿送信，敦促謝文東早日投降。
李延祿告訴謝文東：“共產黨對待投降人員，一向是有寬大政策的，希望你能夠懸崖勒馬。”
謝文東說：“別多說了，我已經無路可走了。”謝文東拒絕了投降，此時的他還做著國民黨崛起，派兵援助他的美夢，深陷在權力的漩渦中不可自拔。
此時，我軍已經將北滿的大部分土匪都消滅了，只剩下了小股土匪勢力在頑抗，而謝文東在我軍的大肆追捕下，也漸漸的顯出了疲態，他停止了奔命，開始依仗著對地形的熟悉，在深山老林中東躲西藏。
1946年11月20日，我軍在四道河子山的一座土地廟裡，俘獲了謝文東。
在押送的路上，謝文東慌張的對看押人員說道：“我是北滿有影響的人物,你們不能隨意動我，我要見你們司令!”
合江軍區司令賀晉年聽說了謝文東的要求後，直接拒絕道：“我才不去見謝文東呢，他與我是敵我關係，只能在軍事法庭上見面！”
12月2日晚上，謝文東在看到為他準備的好酒好菜時，便意識到了自己的結局，他喝了幾口酒，還是覺得不甘心，於是便讓看守人員找來了軍區保衛科科長王世芳，由於喝酒壯膽的緣故，他言辭激烈的對王世芳說：“我當年參加過共產黨，打過日本鬼子，日本鬼子都沒把我殺了，你們說殺就殺麼？我抗日有功啊！”
王世芳說：“明日法庭上，自會有一個公道。”謝文東苦笑了幾聲，接著喝起了酒，試圖用酒精麻痺自己。
12月3日清晨，公審大會在勃利縣城的操場上召開，百姓一聽要審問謝文東，紛紛起了個大早，專門來到操場上等候，就連一些外縣的百姓也來到了現場。
公審開始後，謝文東以五花大綁的模樣押送到群眾面前，忽的，人群中有人高喊道：“打倒謝文東，消滅鬍匪！”
在這之後，老百姓紛紛發聲，控訴著謝文東所犯下的罪行，其中，有位大媽站在最前方哭喊著謝文東殺害了他全家，一時之間，整個操場都佈滿了驚天動地的“喊冤”聲，謝文東被這陣仗嚇得直哆嗦。
最後，勃利縣公安局局長陳松林宣讀了謝文東的種種罪行，將他養匪為患，利用職權之便殘害百姓的事實公之於眾，並判處謝文東死刑。當人民聽到這個宣判後，紛紛揚起了輕鬆的笑顏，高興的歡呼著：“共產黨萬歲！”
之後，謝文東被押送到了吳雄烈士墓前，當場被我軍槍斃。
接下來，再看第二位被槍斃的國民黨高階軍官——趙世玲。
趙世玲官至陸軍中將，在抗日戰爭前期階段，他還是個一心救國的熱血青年，1937年4月，趙世玲擔任了山西犧盟會的教導團團長，他兢兢業業的教導軍士，為即將到來的中日大戰做準備。
1937年7月7日，日軍對我國發起了全面侵華，在民族危亡時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下令組建以軍官教導團、訓練班為基礎的“山西抗敵決死隊”，趙世玲積極的參與到了其中，由於在抗戰中表現突出，1938年時，他被升任為決死隊3縱隊遊擊9團團長。
在這後不久，閻錫山開始有了消極抗日、反共的想法，趙世玲在閻錫山的影響下，也漸漸熄滅了積極抗日的心思，開始走上了一條反共的不歸路。
1939年，閻錫山發動政變，成為了蔣介石手中的反共先鋒，他集結了6個軍團的兵力，向駐紮在山西的我軍發起進攻，而趙世玲也是這場政變的主要參與人員，他在這次政變中屠殺了不少共產黨人，手中沾滿了同胞的鮮血。
這次事件後，閻錫山對趙世玲狠辣的作風很是欣賞，將趙世玲逐步提拔到了四十三軍中將軍長一職，此時的趙世玲可謂是風頭正盛，在山西的閻軍中也建立起了一定的威望。
正當趙世玲想著往上更進一步時，一場晉南會戰將他打回了原型，在這場戰役中，他折損了八萬多士兵，閻錫山得知這個結果後，大為生氣，直接將趙世玲的職位給撤了。
太原解放
已經嚐到權勢滋味的趙世玲，自然不甘心止步於此，他開始步步為營，重新在閻軍中起步，從一個教導團的教育長，發展到太原綏靖公署參謀長，在這期間，趙世玲為了討好閻錫山，屠殺了不少我黨的革命志士，毫無疑問，此時的他已經陷入到了權欲的深海中無可自拔了。
正當趙世玲以為自己熬出頭時，“解放”號角吹到了太原，1949年4月，閻錫山拋棄了他的部下倉促而逃，趙世玲絕望的守在城中，最終被我軍抓捕。
1949年10月，趙世玲因在戰爭中屠殺了我軍大量的革命志士，被判處死刑。
最後要說的，便是國民黨陸軍中將——戴炳南。
1948年7月，晉中戰役後，我軍對太原實行了全面的軍事包圍，蔣介石為了解太原之危，打算將黃樵松的三十軍從西安空運到太原支援。
我軍地下黨得知這個訊息後，立即與黃樵松取得了聯絡，並成功爭取到了黃樵松，讓他在這年的11月進行起義，以破壞蔣介石的支援計劃。
正當我軍認為一切盡在掌握中時，卻出現了一個意外，這個意外便是27師師長戴炳南的告密。
10月29日，黃樵松收到了我軍的起義信，這封信將當前的戰局分析的一清二楚，此外，信中還力勸黃樵松“早下決心，舉起義旗”，黃樵松看過信後將其立馬燒掉，並靜坐在燭火面前思考，在反覆的思考中，黃樵松最終下定決心準備起義。
之後，黃樵松將“準備起義”的事告訴了他培養多年的心腹戴炳南，戴炳南得知起義的訊息後心下一驚，他對黃樵松說：“我不反對起義，誓死跟隨軍長到底！”
戴炳南說完這句後，暗自在心中打著小算盤，準備找個機會將這則訊息告訴閻錫山，一舉破壞黃樵松的起義計劃。
黃樵松
11月3日夜晚，戴炳南急匆匆的趕往太原綏靖公署，將黃樵松“起義”的訊息告知了閻錫山，閻錫山知道後大為氣憤，他惡狠狠的對部下說道：“你們想辦法，立馬將黃軍長扣押起來！”
為了抓捕黃樵松，戴炳南他們以開會的名頭，將黃樵松騙到了綏靖公署，當黃樵松到達開會現場時，閻錫山佈置好的大軍，將黃樵松一舉拿下，而這場起義，也就此以失敗告終了。
我軍在得知黃樵松遇難的訊息後，對告密的戴炳南憤恨不已，參與太原戰役的高階軍官紛紛表示道：“誓死要抓住戴炳南！”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我軍進駐到了太原城，俘獲了閻軍的全部人馬，但最後清點人數的時候，卻沒發現戴炳南的蹤跡，戴炳南的侍衛李士傑告訴我軍：“戴軍長死於炮彈之下。”
我軍自然是不信他的鬼話的，為了得到戴炳南的下落，我軍多次給李士傑做思想工作，並規勸他“戴罪立功”。而李士傑最終被我軍所打動，說出了戴炳南的藏身之地。
5月2日，李士傑和我軍一起，前往了戴炳南的藏身之地，在包圍了四周之後，李士傑高聲喊道：“軍長出來吧，團長、師長都在外面等你！”
之後，戴炳南毫無防備之心的走了出來，在看到我軍士兵時，戴炳南嚇得直接下跪道：“我錯了，我有罪，我認罪......”
1949年7月18日，戴炳南因叛賣、破壞國民黨三十軍軍長黃樵鬆起義被判處死刑，在他被判處死刑的那一天，太原人民高興的在街巷處慶祝歡呼，他們表示道：“如果不是戴炳南，或許太原會解放的更早，對於破壞解放的反動分子，處死判決真是大快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