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中國古代地圖的研究始於民國初年，但長期以來並未得到學界重視。近年來，隨著史學研究的多元化以及研究的重點從實證轉向闡釋，以往不受重視的各類史料日益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由此，將石刻、陶塑、壁畫、雕磚、銅玉、織繡、漆器、木器、繪畫等歷史實物、影象以及文化史蹟作為主要研究物件，並結合傳統文獻綜合考察歷史的形象史學也隨之興起。古代輿圖作為一種“影象”，自然也是形象史學的研究物件。那麼，在形象史學的視野下，古代輿圖的史料價值在哪裡？如何拓展我們對歷史的認知？
“看圖說話”：邁向形象史學的第一步
長期以來，不少研究者將古代輿圖視為中國古代科技水平和地理知識的直接反映，因此研究內容多侷限於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層面，主要討論古代地圖的繪製技術、準確性以及繪製年代等問題。這種視角在很大程度上侷限了我們對中國古代地圖的認知。
古代和現代地圖都是人們認識地理空間後用圖形方式進行的再現，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認知”和“再現”中蘊含有大量“主觀性”的內容。這些“主觀性”的內容，正是地圖的研究價值所在。對中國古代地圖學研究而言，地圖的繪製技術反而是次要的內容。因此，要將古代輿圖納入形象史學的視野，我們必須轉換看待古代地圖的視角，將地圖視為一種具有強烈主觀性的“影象”。
傳統地圖學邁向形象史學的第一步，就是“看圖說話”，即挖掘地圖圖面內容所反映的古人對於地理空間的認知，結合傳統的文字材料，提出一些新的歷史認知。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華林甫、李誠、周磊著《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晚清直隸山東縣級輿圖整理與研究》（齊魯書社2015年版）一書就以地圖為史料，討論了義和團運動、清末華北平原地理情況等問題。
中國現存的中國輿圖主要是宋代之後的，大部分是明清時期的，這一時期也是傳世文獻極大豐富的時期。因此，不太可能從某幅地圖的圖面內容中挖掘出傳世文獻缺乏記載的、與地理空間有關係的重大歷史事件，至多隻能對歷史細節進行增補。
為了彌補這一缺陷，一些研究者意識到，與文字文獻相比，作為影象的地圖，其優勢在於對地理要素及其空間分佈描述的直觀性。因此，將同一時代的多幅地圖並置在一起，可以發現這一時代某些地理要素的基本情況或空間分佈。如徐蘋芳在《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城邑圖”及其有關問題》（徐蘋芳：《徐蘋芳文集：中國城市考古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一文中，對七幅漢代城市圖進行分析後提出，漢代地方城市中的官吏府舍為城市的最重要部分，外圍多用垣牆包繞，形成了城內的另一個小城，即所謂“子城”。此外，將不同時代的一系列地圖並置在一起，可以發現某一地理要素隨著時代演變而發生的變化。筆者在《中國古代城市輿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6集，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一文中，透過分析宋元明時期的城市圖，發現自宋至明地方城市中的衙署分佈有著從集中到分散佈局的趨勢。
上述研究雖然發揮了地圖的優勢，但依然屬於“看圖說話”。如果僅僅將地圖的史料價值侷限於此，那麼依然缺乏研究深度，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形象史學”。
最近十多年來，一些古代史研究者開始注意到了古代地圖中蘊含的“主觀性”，意識到了地圖實際上是一種帶有主觀性的影象。如葛兆光看到了古代輿圖蘊含的“思想”，由此將其應用於思想史的研究，他在《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華書局2011年版）一書中，闡述了地圖中蘊含的對於異域的想象、對於世界秩序的想象。又如，管彥波的《中國古代輿圖上的“天下觀”與“華夷秩序”——以傳世宋代輿圖為考察重點》一文（《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提出，古之輿圖是時人表述其所認知的政治空間、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的一種最直接的方法，典型就是古人在地圖中表達的他們所認知的天下秩序。他們的研究雖然將地圖看成了影象，但依然是從地圖的圖面內容出發，只是對圖面內容中蘊含的主觀性進行了發掘。對於形象史學而言，這依然不夠充分。
“圖面背後”：向形象史學的真正轉型
地圖是“影象”，但我們還應意識到，蘊含在“影象”中的主觀性是多維度、多側面的，影象能提供的史料也是多維度、多側面的。要發掘作為“影象”的地圖的多維度、多側面的史料價值，我們需要深入到地圖的“背後”。這樣的研究才可以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形象史學研究。下面，筆者以古地圖研究中不太受重視的一組地圖為例，探討如何深入到“圖面背後”。
在明代後期直至清代，存在一系列相互之間有著淵源關係的地圖，其特點就是除了位於圖幅中央的地圖之外，在地圖圖面上以及四周有著大量記載了歷史事件、異域風俗等內容的文字。這一系列地圖中，目前可以見到最早的是明嘉靖三十四年福建龍溪金沙書院重刻本的《古今形勝之圖》。我們可以將這一系列地圖命名為“古今形勝之圖”系列。
使用傳統的史料學分析方法，我們可以追溯這一系列地圖的資料來源。就“古今形勝之圖”本身而言，應當與桂萼《廣輿圖敘》一書中的“大明一統圖”譜系下的“輿地總圖”子類存在聯絡。但其中一些地圖還參考了明代後期來華傳教士所繪的世界地圖，由此將描繪的地理範圍擴充套件到了歐亞大陸，甚至包括當時所瞭解的“全球”。就文字而言，“古今形勝之圖”圖面上的文字可以追溯至《大明一統志》，而地圖周邊的文字大致可以追溯至桂萼《廣輿圖敘》、羅洪先《廣輿圖》以及其他在明代中後期常見的著作。總體而言，這幅地圖並不是新創造的，而是“抄襲”而成。如果僅從圖面內容來看，其來源於一些流行於明代晚期的地圖和文字，所以這幅地圖並沒有什麼史料價值，至多可以用來談談明代的“華夷觀”。但是，如果從知識史維度進行挖掘，我們能看到多側面的問題。
首先是這一系列地圖的物件和功能。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認為這一系列地圖屬於“歷史地圖”或者“讀史地圖”。這一認知暗含的是，這一系列地圖的受眾應當是受過一定教育計程車大夫。但是，這一系列地圖中不僅存在大量史實錯誤，而且存在大量文字錯誤，以至某些部分不可讀。因此，這一系列地圖的受眾應當是基層大眾，甚至是不太識字的人。由此，可以推測這一系列地圖的主要功能並不是為了提供知識或者作為參考，而是用於那些受眾“彰顯”知識的淵博以及具有廣闊的視野。這點其實非常好理解，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出版了大量裝潢精美、奢華、開本巨大甚至是定製的地圖集，但這些圖集的內容很多時候是過時的。至於這些地圖集的功能，現代研究者通常認為它們是用於點綴貴族圖書館以彰顯他們“世界眼光”和社會地位的工具。今天的類似物就是放置在各階層人士書櫃中的“經史子集”“二十四史”等著作。
由此可以進一步引申出的問題就是：以往研究中通常認為書籍中蘊含的知識就是其針對物件掌握的知識，也是這些書籍的購買者在意以及能理解的知識，但基於上文對“古今形勝之圖”系列地圖的分析，可以認為這一認知是存在問題的。我們應該認識到，書籍、地圖以及其他各類影象雖然是知識的載體，但它們首先是物品，且大多數是商品。因此，對於製作者、使用者和購買者而言，這些地圖和書籍的功能是多樣的，除了可以傳遞知識外，還可以用來彰顯購買者的地位、用於裝飾、當作收藏品等。所以，在研究中我們不能假定它們的使用者、購買者和觀看者都希望理解、掌握或有能力掌握這些知識，由此更不能假定它們的製作者、購買者和觀看者都在意它們承載的知識。
再切換一個知識史的側面，這一系列地圖所蘊含的知識，也流行於同時代計程車大夫中，即這一系列地圖蘊含的知識是士大夫和民間共享的。按照傳統的分析，這一現象展現了一種從上至下的知識流動，代表了知識的普及化。雖然基層民眾可能並不能完全理解這套知識，但透過這些地圖和書籍的出版，他們確實有了了解、掌握這套知識的機遇和可能。不過，除了這種傳統的分析之外，更有意思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來源於士大夫“知識”的這一系列地圖流行於普通民眾中，卻沒有流行於士大夫中？
僅從知識的內容是無法回答這一問題的，因為流行於民間和士大夫中的很多知識在內容上是相近的。對此，我們需要考慮知識的“形式”。大致而言，“知識”的內容不是憑空存在的，需要透過文字、影象等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空間、邏輯等關係表達出來，這些可以被認為是知識的表達形式。不僅如此，這些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的各種關係又被放置在龜甲、青銅、竹簡、絲帛、石頭以及紙張等載體之上，而這可以被認為是知識的承載形式。因此，知識的內容、表達形式和承載形式三者結合起來，才構成了所謂的“知識”。與本文討論的問題存在密切聯絡的是知識的表達形式。知識的表達方式包括：所用的文字是正字、異體字還是俗字等；使用的是書面語言還是口語；措辭是否典雅；刊刻或者手寫得是否優雅、美觀；各要素在載體上的佈局是否美觀，是否符合閱讀習慣；等等。“古今形勝之圖”系列地圖圖面上的文字存在不少錯誤，文句也不太通順，且往往非常“通俗”。這似乎說明知識的表達形式影響了知識傳播的物件。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如下結論：決定了某種知識的流行群體的不僅是其內容，還有其表達形式、載體等各種因素。
多維度挖掘影象的史料價值
上述兩個側面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得出如下認知：要理解“知識”，不能僅僅侷限於其“內容”，還要將其載體、形式、物件、功能等考慮在內。
還可以再思考另外一個側面。我們在這一系列地圖中還可以看到明確的“華夷觀”，但不同於前文提到的葛兆光和管彥波的研究，在這裡我們要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即地圖上的“華夷觀”是一種“無意識”的知識，還是一種“有意識”的知識？大致而言，“無意識”的知識是受到時代、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被放置在知識的載體上，而“有意識”的知識則是製作者有意製造的。在研究中我們需要識別這兩類知識，如對於“古今形勝之圖”系列地圖上的“華夷”秩序，我們不能說它們是國家或者主流意識用以塑造“華夷”秩序的工具，而只能說它們展現了當時人們對“華夷”秩序的理解，是一種“無意識”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地圖的繪製者和觀看者可能都意識不到的知識，因為這種知識對他們而言太熟悉不過了，如果繪圖者不那麼繪製，反而會被覺得奇怪。
上述只是基於知識史的維度從多側面對這一系列地圖蘊含的史料價值的挖掘。除此之外，我們在這一系列地圖的“影象背後”還能看到的就是文化傳播的維度。如前文所述，這一系列地圖中的某些地圖整合了當時傳教士繪製的世界地圖。不僅如此，這一系列地圖傳入日本之後，在日本再次結合了日本人獲得的西方人繪製的其他亞洲地圖。如果從這一維度進行闡釋，我們似乎可以想到卜正民在《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全球化貿易的興起》（文匯出版社2010年版）中闡釋的全球化。
在這一系列地圖的“影象背後”，我們還能看到的是“地理空間認知”的維度。在那個時代，西方以經緯度為基礎繪製的地圖開始佔據主流。這些地圖類似今天的地圖，講求比例尺、投影以及準確性。而這一時期中國人繪製的地圖依然受到傳統“華夷觀”的影響，“華”佔據了圖面的絕大部分空間，“夷”則被放置在了地圖的邊角。從現代角度而言，西方的“地理空間認知”是建立在絕對座標基礎上的，而中國古代的“地理空間認知”是建立在主觀構建的秩序上的，兩者應當是無法相容的。但在這一系列地圖中，兩者被極好地混合起來，由此我們似乎看到了中國古人“地理空間認知”的“彈性”和“包容性”，甚至現代建立在絕對座標基礎上的“科學”地圖似乎也沒有那麼“優秀”。
當然，在形象史學的視野下，這一系列地圖的史料價值及其闡述的歷史認知遠遠不止上述幾個維度。這樣的維度隨著我們“視角”的轉變將會增多。
史學多元化是形象史學確立的關鍵
透過上述簡要分析，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走到“圖面背後”的意義，這也是傳統古代輿圖研究向形象史學轉型的關鍵。那麼，如何走到“圖面背後”呢？在筆者看來，除了要擺脫以往看待古代地圖的“科學”視角外，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看待史料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史學研究視角的多元化，而這兩者都來源於理論和方法的多元化。
當然，隨著近年來我國史學從考訂向闡釋的轉向，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日趨多元，但目前的問題在於，當下流行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如果追根溯源的話，大都是舶來品，而不是我們自己思考所得。舶來品並不可怕，但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真正理解借鑑而來的理論，以及透過借鑑，我們是否能夠學會自己進行思考。雖然一些學者試圖進行理論、方法層面的思考，且在國內獲得了一定的影響力，但與全球範圍內的頂尖歷史學者相比依然存在差距。目前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並不缺乏優秀的“工匠”，缺乏的是有創造力的“設計師”。
總之，史料不會自己說話，形象史料也是如此，我們看待它們的視角越多，它們能告訴我們的也越多。反言之，如果我們看待它們的視角是傳統的、單一的、固化的，那麼它們告訴我們的大概也只是那些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因此，包括古代輿圖在內的形象史學今後的發展，並不能只是基於對史料的挖掘，而應立足於史學整體革新帶來的各方面的多元化。
（作者系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成一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