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芝銘,1869年4月6日生,河南新蔡古呂鎮新華街人,清末舉人,孫中山同盟會成員。辛亥革命後,奔走民主共和;北伐時期,花甲之年從軍;抗戰爆發,送女赴延安,襟抱可見。
大革命失敗後,任芝銘把革命希望寄託在中共身上。雖對中共政策不明瞭,但他認為,共產黨為爭取多數人的利益,打倒少數人的剝削壓迫,這是絕對合理的。
抗日戰爭開始後,任芝銘即赴新鄉,任豫北師管區司令部參議,後調任國民黨十三軍後方留守處主任,他利用這個職務之便,多次回新蔡縣動員大批進步青年去延安參加革命。
1938年冬,任芝銘送女兒任均到延安,當時他的二女兒任銳和外孫女孫維世都在延安。一家人團聚在革命聖地,任芝銘非常興奮。更讓他高興的是,毛主席還為他舉辦了歡迎宴會,菜餚雖然不豐盛,但毛主席、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熱情,讓任芝銘感動不已。
毛主席雖不喜酒,也端起酒杯,道:“任老先生從蔣管區不遠千里而來,我們非常歡迎你!”
任芝銘把酒一飲而盡,說道:“蔣管區空氣太汙濁了,我來延安透透新鮮空氣。”
毛主席說:“你們一家在延安團聚,堪稱紅色家庭嘍!只是孫炳文(任銳丈夫,1927年被國民黨殺害)犧牲的太早了!”
任芝銘說:“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的革命事業一定會取得勝利!犧牲個人生命在所不惜!要不是在下已老朽,我還要參加你們八路軍呢!”
任芝銘非常欽佩毛主席的游擊戰術,藉機向他討要游擊戰術的文字,因為沒有編出專門的文字,毛主席向他贈送了一本《論持久戰》,任芝銘視若珍寶。
任芝銘回到新蔡後,擔任“抗敵後援會”的主任,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1945年後任新蔡縣參議長。建國後,歷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員、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河南省第一至三屆政協副主席、民革河南省委主任委員。是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69年1月1日,在鄭州逝世。
任芝銘膝下無兒,只有六個女兒,六朵金花。分別是其中大女兒任馥坤、二女兒任緯坤、三女兒任載坤、四女兒任煥坤、五女兒任敘坤、六女兒任平坤。
但任芝銘思想很新,沒有兒子,並未像很多老輩人那樣怨天尤人。他在給二女兒的詩中說:“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羅蘭”,把希望寄託在女兒身上,讓女兒們接受最好的教育,將來有更好的人生前途。但女兒們所受新時代風氣影響之大,讓他也始料不及。比如老大與老二,先後逃婚離開老家。
大女兒任馥坤(1890年—1965年) ,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丈夫黃志烜,是民國著名採礦專家,曾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後,擔任西南煤礦管理局總工程師,負責西南幾省國營煤礦企業的工程技術開發管理。他們生了四個兒子,還收養了孫炳文和任載坤的女兒孫新世。
二女兒任載坤 (1892年—1949年),又名任銳,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京津支部,並參加了孫炳文等人組織的革命黨人暗殺團。1913年她在北京與孫炳文結婚。1925年她加入中國共產黨,跟隨丈夫從事革命活動。1927年4月,孫炳文被蔣介石腰斬於上海龍華。丈夫罹難後,她輾轉四川、北京、上海、河南教書為業,撫育烈士遺孤,積極參加黨領導的革命活動。
抗戰爆發後的1938年2月,她與女兒孫維世奔赴延安,到延安抗大學習,母女二人同窗共讀,一時傳為佳話。維世喊媽媽,其他學員也都尊敬地叫她“媽媽同志”,就連毛澤東在給她的信中也以“媽媽同志”相稱。
任銳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從不以老同志自居,從不享受任何的特殊照顧,並先後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送往抗日前線。1949年春,因積勞成疾病逝,享年58歲。
任銳生有三子二女,其中大女兒孫維世是周恩來、鄧穎超的養女,新中國話劇奠基人之一。
三女兒任載坤(1894年—1977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是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夫人。馮友蘭作為一位哲學家,他頭腦中經常思考的是社會、人生和哲學,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任載坤身上。因此馮友蘭的成就與這位賢妻良母式的女性不能分割。他們的女兒宗璞(馮鍾璞)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兒子馮鍾越是我國飛機強度專家。
四女兒任煥坤,1917年河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五四運動時,她是開封學校領袖,成功推動了全市罷課。她嫁給了辛亥志士、新蔡縣舉人劉積勳的兒子劉沛直,夫妻感情非常好。可惜在21歲時,因得產褥風去世。
五女兒任敘坤,是六姐妹中最美的,最像古典仕女,人稱“東方美女。她喜歡《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但是,正如林黛玉一樣,美人多薄命,她18歲時因肺病在北京去世。
六女兒任平坤,又名任鈞,生於1919年12月,1937年秋,隨二姐任銳在鄭州從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冬由父親送到延安參加革命,受到毛主席歡迎和宴請,一同應邀赴宴的還有先期到達延安的二姐任銳和只比她小一歲的二姐長女孫維世。她本想和二姐、侄女一樣進抗大學習,但是孫維世建議她考魯迅藝術學院。於是,她考進了魯藝戲劇系。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魯迅藝術學院畢業後,任均一直在延安從事戲劇表演和研究工作,她在演旦角十分出色,有“延安梅蘭芳”之譽,受到毛主席、周恩來副主席親筆讚揚。1942年,任均與戲劇同行王一達結為伉儷。
新中國成立初期,王一達任中國駐保加利亞使館文化參贊,兩人駐外工作數年。他們生育有五個孩子。任均離休於北京戲曲專科學校。2010年,她出版口述歷史《我這九十年》,加印多次暢銷不衰,並於2019年完成增補本《我這一百年》。
任芝銘的經歷和思想變化,對六個女兒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六女兒任均所說:“實際上,我們都找到了生命的價值,也都為國家做了事情。我想,父親對他的女兒們,一定是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