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德國因湧現出大批享有世界聲譽的藝術家、文學家、哲學家，成了詩人和思想家的國度，更因其在科技領域的眾多發現和發明而獲得科學家和傑出工程師搖籃之美譽。近代德國在文化科技領域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其有組織的知識生產體制。從體制形態上看，這種有組織的知識生產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近代早期依託於宮廷的多樣性知識生產
在民族國家敘事正規化下，近代德國的政治分裂曾為許多歷史學家詬病。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種分裂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德國近代早期的多文化中心格局以及由此帶來的知識生產的繁榮。當時數以百計的諸侯宮廷根據各自的需要進行相關知識生產，不僅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組織平臺，而且使知識生產呈現鮮明的多樣性文化特徵。
近代早期的德國諸侯宮廷之所以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工場，有其政治和社會原因。從政治上看，諸侯作為雄居一方的主宰，需要修建豪華的宮殿等建築，藉以襯托自己的至高威嚴。據統計，僅16世紀到17世紀中期，各地城堡和宮殿設計圖紙就達8000份之多，這些建築知識成果顯然是各宮廷組織的產物。薩克森選侯強壯者奧古斯特及其繼任者就曾召集珀佩爾曼等著名建築師和藝術家，在首府德累斯頓大規模修建茨溫格爾宮等建築和園林，將這座城市形塑成極富貴族氣息的“巴洛克城市”。歷史名城波茨坦也因普魯士王家宮廷聘請建築師申克爾等修建巴洛克及洛可可式園林“無憂宮”，而成為普魯士最迷人的風景名勝所在。
宮廷貴族為追求精神享受和高雅生活，需要各種詩歌、音樂等文學藝術作品供自己娛樂消遣。這一點在音樂作品創作方面尤其突出。“歐洲音樂之父”巴赫一生的音樂創作都與宮廷關係緊密，他先後服務於薩克森－魏瑪和安哈爾特－克滕宮廷樂隊，在此成就了其眾多流傳千古的音樂傑作。“近代交響樂之父”海頓也長期服務於埃斯特哈奇侯爵等貴族宮廷，衣食無憂而傾心於音樂創作，奉獻了大量交響樂、歌劇、彌撒曲和奏鳴曲。貝多芬最著名的九部交響曲的前六部獻給了貴族，以致謝他們的資助。德國皇家宮廷所在的維也納甚至成了音樂家雲集的音樂之都。
宮廷諸侯不僅需要宮殿和音樂展示其威嚴和優雅的生活，也需要一些文人史家為其歌功頌德，規訓臣民。故而許多諸侯招集文人墨客於宮廷，根據其需要進行創作。薩克森－魏瑪的安娜·阿瑪麗亞女公爵及其子卡爾·奧古斯特公爵，即因此而聞名遐邇。他們邀請歌德、席勒、赫爾德爾等文化界精英於魏瑪宮廷，以展示其開明形象，提升本邦的“軟實力”。歌德、席勒在魏瑪宮廷的支援下，不僅完成了文學創作，而且聯手開創了德國古典主義時代，魏瑪因此成為“德國的雅典”。
就社會層面而言，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諸侯宮廷在知識生產中的組織角色。這不僅因為諸侯宮廷有雄厚財力實施和支援知識生產，也因為當時尚未形成獨立的文學藝術職業，詩人、藝術家等知識生產者多依靠資助維持生活。各宮廷因此成了文人雅士聚集的場所，他們在宮廷組織和資助下生產宮廷所需的知識。
近代中期基於大學平臺的知識生產
進入近代中期後，大學開始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組織平臺。在歐洲大學史上，德國的大學與西歐諸國相比出現較晚，發展卻很迅速。1495年帝國議會上，德皇馬克西米利安二世與各方諸侯約定，在各自領地內資助創辦一所大學。德國大學數量因此迅速增長。從17世紀末開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理性、寬容、進步的訴求催促著人們對科學的探索和社會發展的思考，原來以宮廷為平臺的知識生產體制顯然已不合時宜。德國大學旋即與時俱進，率先出現以知識生產為導向的學術化轉型。1694年建立的哈勒大學和1737年創辦的哥廷根大學，首先開啟崇尚學術和科學研究的現代轉型。19世紀初，在拿破崙戰爭中敗北的德國各邦失去了“抵抗的物質能力”。普魯士決定“用精神的力量來彌補物質上的損失”，推行教育強國戰略。為此，普王雖承受著向法國支付鉅額戰爭賠款的壓力，仍從拮据的財政中撥出15萬塔勒爾，指定著名教育家威廉·馮·洪堡於1810年創立新的柏林大學。
柏林大學作為德國第一所現代大學，鼓勵一切對於真知的探索，為知識生產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和廣闊的空間；把研究成就作為評判大學和學者水平的關鍵指標；實行授課資格確認制，從講師到教授，科學研究能力和成就成為晉升與否的核心要素；將大學列入國家機構，國家保障研究投入和教授高薪待遇，以此保證學術研究順利進行。柏林大學因此迅速發展為德國學術研究的中心和其他大學效仿的榜樣，大學也由此成為德國知識生產的高效組織平臺。
現代大學崇尚學術和研究至上的體制導向，促進了德國知識生產數量的增長。於是，在許多研究領域尤其是自然科學領域，德國人從知識生產的落伍者變成了先行者。
近代晚期基於多組織平臺的知識生產
19世紀中期前後，德國工業化高速發展，僅有大學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經濟領域對科技知識生產的迫切需求。德國的知識生產體制由此向多組織平臺轉變。在這種多組織平臺體制支撐下，德國逐漸成為知識生產的強國和“科學上的先導國家”。
這一時期的大學響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調整原有專業規模和結構，大幅縮減神學、法學等傳統學科，擴大醫學和哲學學科，創設新的自然科學、經濟學等學科，甚至成立新型的商業和工業大學，從而使契合經濟發展需要的知識生產能力躍升。以化學學科為例，為滿足化學工業迅猛發展的需要，各大學普遍建立化學實驗室，大批次地培養社會急需的化學博士。
處於生產一線的企業也開始扮演組織知識生產的重要角色。許多企業根據需要建立起與生產緊密結合的實驗室，不少新發明和新發現就是在這類實驗室中完成的。在著名化工企業弗里德里希·拜爾公司的實驗室中，僅化學家卡爾·杜伊斯貝格就發現三種新的苯胺染料，還培養出一批年輕的化學家。生產與科研的緊密結合，使德國在化學領域的知識生產領先於他國。
社會性科研團體也成為承載科學研究和知識生產的重要組織平臺，在這方面最著名的要數“威廉皇帝促進科學協會”（當今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的前身）。該協會由拉特瑙等大工業家與阿爾特霍夫等國家官員在德意志帝國時期共同策劃成立，旨在加強德國的“經濟技術競爭能力”。到1914年，這一協會在工業界等的資助之下，陸續建立了威廉皇帝煤炭研究所、威廉皇帝化學研究所、威廉皇帝物理化學研究所、威廉皇帝實驗治療和勞動生理研究所、威廉皇帝生物學研究所等一系列研究機構，大批次進行科學知識的生產。
德國政府也積極促進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德意志帝國政府認為，德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主要基於科學之上”。因此，國家積極推動科學研究，成立了“帝國物理技術研究所”“帝國農林經濟生態學研究所”等多個研究所，透過實行減輕教學負擔、設定研究教授職位等“阿爾特霍夫體制”，吸引諸多研究人才進行科學發明和創造。此外，德國還於1877年頒佈專利法，明確對各種技術發明進行專利保護，從法律制度層面為知識生產保駕護航。
正是受益於以上知識生產體制，19世紀中期以後特別是德意志帝國時期，德國醫學和科技領域的知識生產呈現繁榮局面。在醫學領域，1870—1909年德國有216項發現和發明，其他國家總共278項；在自然科學領域，1871—1900年德國在熱能、光學和電磁學領域的發現和發明2022項，而英法兩國總共只有1604項。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生產同樣碩果累累。在史學領域，史學大師蘭克年逾古稀，仍筆耕不輟，1881年開始出版多卷本《世界史》；另一位史學大師特奧多爾·莫姆森以《羅馬史》榮膺190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史學新星也耀眼閃爍，弗里德里希·邁內克因推出《19、20世紀的普魯士和德國》等重要著作，成為“思想史”的開創者。在社會學領域，馬克斯·韋伯、維爾納·松巴特等學者則透過推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現代資本主義》等一系列名著，奠定了有關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和社會學基礎。
（作者：邢來順，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