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北洋,天南海北,當我們提及這兩組名詞時,其實我們是在說同一件事。
說起南洋,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應是今東南亞一帶:自明清以來,去往東南亞經商、遷徙的“下南洋”活動非常轟動,大量的東南亞華人華僑依舊是那段歷史的活見證。直到今天,位於東南亞的新加坡還有一所著名學府叫作“南洋理工學院”。
福建、廣東人對“下南洋”是最為熟知的,“每一個福建人都有一個海外表叔”是有著深厚史實淵源的硬梗。
如果說起北洋,好像和我們所有人都很貼近了:北洋海軍、北洋政府、北洋軍閥、北洋派……這些在國人從小課本中就不斷出現,似乎北洋才是中國,南洋是國外了。
其實,“洋”的意思就是海洋。在廣東等地,近海地名都可稱“洋”,如“伶仃洋”。
在清末與西方互動頻繁的背景下,沿海成為重中之重,清廷遂將沿海省份劃為南北兩洋區:以江蘇為界,江蘇以北即北洋,以南(含江蘇)稱南洋。實際上就是沿海的北方和南方。
京津、山東、河北、遼寧為北洋,江蘇、浙江、福建、臺灣、廣東為南洋,南北洋均為國內地區劃分。
北重南輕
清末洋務派在全國都建立了很多的軍事工業,當然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新式武裝。洋務派在京城以外的天津、上海、南京、武漢、福州等地建立起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軍事學校,軍事工業的代表包括天津機器製造局、武漢漢陽鐵廠、上海江南製造總局、南京金陵機器製造局、福州船政、安慶內軍械所等,涉及海陸兩軍;
軍事學校的代表包括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南京江南陸師學堂等,可見當時作為通商口岸的京師衛城—天津,政治上已和江南首府平起平坐。
由於洋務運動的開展,北洋逐漸崛起為一股政治經濟 勢力,它代表新地主階級,即地主階級洋務派的利益。北洋的崛起,離不開李鴻章和袁世凱在天津的經營,先是淮軍,接著是袁的新式陸軍,皆以天津為基地—天津崛起為北洋派的大本營,成為“國之重器”所在。
從總體而言,近代北重南輕的局面,是隨著北方攜京師所在的政治勢力逆勢而起所形成的,相對應的是太平軍戰爭後江南地區的衰落。自古作為錢糧供應地的江南地區,經濟、文化影響力均堪一流,政治上也是僅次於華北平原的“二號地區”,然近代以後的衰落,讓江南成了純粹的人才輸出地,錢糧方面已無足輕重;南京、蘇州、揚州、杭州等傳統地區均失去經濟中心地位,蘇、揚等地成為可有可無的地方,其重要性比不上北方任意一座煤、鐵重鎮,反面來看,這從列強的爭奪中便一窺而知。
“北強南弱”當然和北洋陣營的強大是密不可分的,但眾所周知,自南北朝以來,尤其是南宋以來,南方取代北方中原地區成為新的經濟中心和文明重心已是不爭的事實,其更有向華南廣東轉移的趨勢。北洋陣營攜強大政治勢力逆勢而起,仍然被一股新的力量打破格局:破局之處,乃於滬上。
上海,亞洲第一大都市,成為南方陣營新的大本營,這裡是江浙財閥資本的聚集地,甚至還有遠道而來的粵人勢力。
在清末,上海已是各種新思想的融匯中心,革命黨人的聚集所在;到民國北洋年間,各派力量在上海更是錯綜複雜的交織。
南人在上海接受西方洗禮,發展起了和北部政治勢力相抗衡的能力,之後的國民革命軍就是在廣東武裝,在上海資本滋養下壯大起來的,這是蔣氏政權能夠立都南京的關鍵。
此外,上海更是南方少有的重工業基地,是強勢扭轉“北重南輕”格局的關鍵砝碼(也是滬寧杭後來成為輕重工業並舉的綜合性工業基地的重要基礎)。
東南互保,分庭抗禮
或許由於北方的洋人橫行無忌,華北爆發了大規模的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緊隨而來,清廷岌岌可危。東南地區的洋務派督撫不但不對清廷加以救援,更是狠狠“補上一刀”,這實際上是對北洋派把持軍權的一種回應。“東南互保”運動發起,實際上是新地主的一場倒戈,他們宣告南方各省不再聽命於清廷,為資產階級時代開啟了大門。
盛宣懷在滬創辦南洋公學(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今上海南洋模範中學曾是南洋公學的附屬中學
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成為“東南互保”的代表人物。
某種程度上,東南互保是南方政治勢力脫離清廷的一次預演,也是“南洋勢力”崛起的前兆。而南洋的核心,正是兩江總督府所在地的江南首府—南京。
京津是北洋勢力的兩大代表城市,滬寧則是“南洋”的代表城市,從表面看,這是兩大城市集團之間的對壘。
1906年,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端方在南京創辦全國第一所華僑學校—暨南學堂,接納來自外洋的華僑學生,與華僑關係的密切實際上對後來的形勢發展頗有影響。這所學堂就是今天廣東暨南大學的前身。
1910年,“南洋勸業會”在南京召開,這是一場舉國空前的世界博覽會。這場“五千年未有之盛會”沒有在京師舉辦,也沒有在北洋派的大本營天津舉辦,而是舉辦在了南京,不僅可以看出南洋各地此時已脫離清廷掌控的某種事實,而且也可以看出南方各派勢力更加務實。
南京自古為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雖則此時經濟中心已被上海取代,南方各派視南京為政治中心。所以辛亥革命中,江浙聯軍奪取南京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18省代表匯聚金陵則是對這一認知的最終確定。
這是革命派孫中山一定要定都南京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袁世凱決不願意到南京做大總統的主要原因。
南京總統府 清代的兩江總督府,又成了民國的總統府,看似是巧合,其實冥冥中體現了某種“繼承性”
由此,寧滬一線逐漸演變為一種強勢的政治經濟力量,和京津代表的北洋勢力分庭抗禮,哪怕在北洋時代,佔領南京總統府並控制上海外圍地區一直被看成是擁有能夠和北洋中央對峙的力量。在蔣介石那裡,“南洋”取得了對北洋政府的最終壓制。
其實,近代南洋北洋之爭,不過是宋元以降,東西之爭轉變為南北之爭後的一次變式的縮影。明代在南京,便“七下西洋”,到了北京,則“堅守國門”,代表了中古地主階級在兩個不同地域文化影響下的價值取向。
近代,“北洋”與“南洋”之爭,在京津與寧滬兩股政經勢力之間,以一種新的形態再次將上演:它們或者是政治上的北洋與國府相對,或者是文化上的“京派”與“海派”爭鳴,本質上是代表兩股政經勢力在地域的形態外衣下的對抗。這種對抗以蔣氏蛻變為以江浙財閥為基礎、代表地主資本家利益的新軍閥為結果而告一段落。
“蒸蒸日上”的寧滬一線取代了“垂垂老矣”的平津一線,成為新的核心。南京和上海,相距300公里;華盛頓和紐約,相距也是300公里。近代,南京和上海的關係,就像是白宮和華爾街。
南北代表,天南海北
今天,歷史上披著“城鬥”外衣的各種勢力的爭奪早已隨風而逝,一條京滬高鐵讓北京、上海之間可5小時之內通達,也相繼串聯起了京津寧滬四大城市,它們還有一個聯合別稱“天南海北”。在80年代以前工作包分配的時代,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四大城市是比較好的歸宿,遂有此稱。
“今逢四海為家日”,而今,中華城市均欣欣向榮,每一個城市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都獲得了巨大發展,在沿海地區形成三大經濟圈: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它們互為犄角,彼此促進,帶動內地城市群奔向燦爛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