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魯迅，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和革命家。
他本是一個富家子弟，正是無憂無慮專享學業的年紀卻家道中落。
此後，他的生活一波三折，磨難頗多，因此對人對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認知。
救人救世，始終貫穿於魯迅生命始終。
在父親病重期間因遭遇庸醫亂開藥，他對中華傳統醫術反感，但他長大後卻立誓學醫，治病救人。
在覺察到學醫無法救中國後，他棄醫從文，轉而利用手中的一支筆桿，罵遍世間不平事。
他的文學作品緊跟時事，透露著對亂世的不滿，對軍閥、剝削者、侵略者的鄙夷，還有對陷落於困窘中的普通大眾的恨鐵不成鋼之心。
魯迅《而已集》
距離魯迅去世已經八十多年了，他留下的文字依舊在影響我們、激勵我們，令人陷入無限沉思之中。
1927年，魯迅在其發表的《而已集》中有這樣一段話：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道教、佛教在中國均已傳承幾千年，即使是現在，佛教和道教依舊是中國的中堅宗教之一。而道館、寺廟更是旅遊勝地，被人追捧。
為何魯迅要把和尚等和道士在一起對比？言語中甚至“踩一捧一”，好似透露出對和尚等的諸多不滿。
但實際上，魯迅並不討厭和尚，他生命中的第一位老師甚至就是和尚。
魯迅
在他的文學作品《我的第一個師父》中，魯迅筆下的和尚師父善變通，又有些狡黠和可愛，魯迅是較為親近這位師父的。
魯迅對道士也無什麼態度，他甚至是個無神論者，不信鬼神、不信宗教。因此，若要說他厭惡和尚，對道士有好感，卻是站不住腳。
解析魯迅這番話，要從下一句入手“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這番話，頓時把“憎和尚，不憎道士”給深邃化。
魯迅想透過這段話表明什麼？或許要從佛道在中國的起源講起。
佛道起源
佛教並不是中國的傳統宗教，它起源於公元前6-5世紀的古印度，傳言是古印度一個國家的王子看破塵世，創立並傳播此派。
魯迅
一直到了中國兩漢時期，佛教開始出現在中國。
據後漢書記載，當時的皇帝東漢明帝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身形高大的金色天神飛向遠處。
醒來後他詢問臣下，得出結果，原是他界神明，於是請人請來佛祖。因此，從一開始，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就獲得掌權者的極力推行。
有趣的是，佛教經典也特意記下這一過程：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
寺廟
相比較於佛教在中國的開局順利，道教的傳播卻一波三折。
“道教”和“道家”通常被混為一談，雖然也有區別，但這裡就不加以詳細區分。
春秋時期，老子所著《老子》（《道德經》）被認為是確立道家學說的正統。
而早在三皇五帝時期的黃帝，早已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被認為是道家學派的起源。
隨後，道家學說經過莊周、列禦寇、惠施等人傳播開來。
但，道學得以傳承，卻始終難以發揚。其“天人合一”、“無為而治”思想不利於維護統治，被當時中央集權掌權人所不喜。
中國道士
因此，道教相比較與佛教，規模上始終難以企及，產業、口碑更是難以對比，甚至擁躉者數量也遠遠不足。
但為何如此推崇佛家的民眾卻反過來厭恨它？與佛、道教義與思想有關，也與人的自私性、劣根性有關。
人的自私
人們一向是隻信好的，不信壞的。相信命運，卻也相信一切皆可改變。
因此會出現一種可笑的現象，當人左眼跳時，會嘟囔著“左眼跳財，右眼跳災”；
但一旦右眼跳，那又立馬拿科學出來說事，什麼機體睡眠不足等等，總不會再和“右眼跳災”扯上一點關係。
倘若心中存有嫌疑，又會繼續有“拍手心3下，厄運退散”等說法。
魯迅
“迷信卻不堅信”、“定命卻定不了人心”是魯迅在寫在散文《運命》中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國民眾生活幾千年的智慧核心。
說到底，不過只是為了尋求情感依託。
所謂對待佛教和道教也是如此，壞的不信，只信好的。那麼，在維護自身利益方面，總的來說，卻是道教居多。
首先，佛教認為，修來世。今世因，來世果。這一思想不符合人民的追求。
不管平日裡再如何祈禱，但人總是把自己前世、今生與來世分的清清楚楚。
前世做的惡關我今世何事？自出生以來“我”始終恪守禮節、謙卑忍讓、與人為善，當修今世因果，而不至於使所謂的前世拖累現在。
民國時期和尚
同等，來世的幸福又為何要“我”現在受苦？
且不說民眾對於轉世信任與否，但如果沒有以前記憶，脫離當下身份，那麼這所謂的“來世”獲得再多又和人現在有何關係？
相比之下，道教的“活在當下，享樂現世”則更符合民眾需求。
不管是道教傳承中的長壽丹藥，使人身體安康、長命百歲；還是道家所謂的“點石成金”使人財務富足；
亦或者玄乎的符咒等，可以輕易使人達成自己目標，免去奔波和勞累。都符合民眾追求當下、追求享樂的普世需求。
中國人憎和尚的原因還有一個是，和尚的存在影響了他們的利益。可以具體分為兩個方面。
道士
一，寺廟寺中的免賦稅性、斂財性和聚眾性。
相比較道士的閒雲野鶴、各成一派，佛教具備更強的紀律性和規整性，佛家弟子在古代享有的權力也少有勢力可以企及。
最重要的一點是，入佛門者，可以免去賦稅和徭役。因此，那些出名的寺廟會特意大肆購置田地，儲備食物以待後期。
尤其是在亂世，生活朝不保夕之際，寺廟則成為許多貧困人家的選擇，想要以此逃脫賦稅和徭役。
但事情總要有人來做，這個人去做了和尚，那本來應該他交的稅相當於分攤到其他人頭上。
於是統治者會加重賦稅，引起民眾不滿，更多人投入佛門。一時間，國家陷入惡性迴圈之中，而佛門則藉此勢力越來越大。
小和尚
比如在北周武帝統治時期，在佛教的最鼎盛時期，僧人就達到200萬，寺廟也有3萬多處。
當時北周人口人數才2000萬至3000萬之間，軍隊士兵數目也僅僅只有5萬餘人。
佛教勢力太大，不利於維護統治，也遭受那些不得入佛門的民眾不滿。
因此，在中國歷史上，統治者曾開啟數次著名“滅佛事件”。強制要求和尚還俗，歸家種田，娶妻生子。
二，佛教傳承講究脫離紅塵，他們對於掌權者是誰毫不在意，即使國家危難，但佛自在心間，他憐憫所有生命，因此放任一切失去。
總的來說，若在盛世還好，萬民追捧，香油錢賺得滿滿的。
魯迅
若是亂世，他們諸事不管，且收納民眾（尤其是青壯年）的舉動不利於其他人的利益。
因此，和尚的存在已觸及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追捧他，卻不妨礙受苦時埋怨他。
相比較佛教，道教的思想則有“兼濟天下”之意。
“道士下山”也是他們的傳統之一，當國家危難、民族存亡，道士必不會苟存，而是選擇與民眾共進退。
當亂世結束，國泰民安，那些道士卻又轉身就走，不留一片雲彩，繼續陶醉於山野之中。
另一方面，相較於和尚們的聚眾生活和嚴明紀律，道士則不喜規模更大，他們通常一座道館，幾個人就能撐起一家師門。
魯迅
相較佛門只要有了“放下三千愁絲，皈依佛門”之心就會被收入門內，道士收弟子講究更多，根骨、悟性甚至師徒緣分等，設障頗多。
道教的離散型和小規模性以及“救世”心理與追求現世超脫，註定其不會成為統治者警惕的物件，也使得其既不會被民眾熟知，卻又被其信任。
說到底，不過還是人的自私性作祟，親近那些不傷害自己的、可以給自己帶來利益的勢力，遠離那些可能損害個人利益的勢力。
人的劣根性
之前所述，不過單單從佛道兩教來做解析。
但魯迅“人往往憎和尚，不憎道士”卻不僅僅只是佛道兩教的區別，和人自古就有的劣根性有關。
魯迅
魯迅一向不信鬼神、不信宗教，這點可以在散文《運命》中得到佐證。
其間寫著：“假如有一種命，說是要連克五六個丈夫的罷，那就早有道士之類出場，自稱知道妙法……”
不僅如此，他對道士之流其實是有牴觸的，對於道家中的長生、尋仙更是持不贊同態度。
在另一篇文章中，魯迅提到：
“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後以偶閱《通鑑》，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見，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魯迅
至於和尚，相比較道士，和尚與魯迅的關係還要更親近一些。
《我的第一個師父》中，魯迅與他的師父、師兄弟關係不錯，他也曾養於和尚名下，被起了個佛家法名為“長庚”，還擁有兩件法寶。
寫那篇文章目的，主要還是為了談和尚現狀，隱隱揭露和尚們的“悠閒”生活，但魯迅始終不乏親近之意。
“三師兄比我恐怕要大十歲，然而我們後來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擔心。”
“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卻久已彼此不通訊息”都可以看出魯迅與和尚關係還不錯，甚至是有懷念在的。
魯迅與許廣平
因此，魯迅筆下的“不憎道士”並不能單純解析為他推崇道家，“憎和尚”也不能同等認為他就厭惡和尚。
這是一個純粹的唯物主義者，堅持反叛與掙脫，相信人的命運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運命》中，魯迅就提到這一觀點。他通篇諷刺，講述中國普通民眾的生存，信命卻又不盡信命，骨子裡始終燃燒著反抗的火焰。
他雖說到：“都說中國人是定命論者，命中註定，無可奈何”，但“這運命是有方法轉移的”。
魯迅與許廣平
魯迅認為所謂命運不過是有志者進行抗爭之後，被迫失敗後的無奈推諉。因此，什麼“運”和“命”不過都是胡說。
所以，若要更深一層理解“憎和尚，不憎道士。懂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卻要回歸魯迅所在時代，那個國危民難、人不是人的時代。
“和尚”、“尼姑”、“耶教徒”甚至是“道士”等等，更多程度是一種隱喻，藉此表達魯迅對時態的擔憂還有對人天性的揭露。
魯迅發表《而已集》的時間是1927年，在那之前和之際，中國遭受的磨難罄竹難書。
魯迅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扣開中國國門，到之後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等等均是民族陷落沉亡的推手。
等到魯迅出生，他更是眼睜睜看著國家經歷一次次革命，一次次失敗。洋務運動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
到了20世紀，八國聯軍侵華，再一部喪權辱國條約簽訂。苦難始終沒有結束，至少在魯迅看來如此。
他提到人民憎和尚之等，一方面確實是這些和尚、尼姑、回教徒、耶教徒在民族革命之時，少有做貢獻，還往往拖後腿。
民國和尚
他得知的和尚生活富足，少用做什麼卻能獲得安穩富足生活，甚至還能娶妻生子。
不過是剃了頭的俗人，因著一層身份，倒比別人高大許多。
他得知當時的耶教徒欺男霸女，惹出不少教案，卻少有受懲罰。
相反，那時候的道士，倒是延承一致的“苦”與“窮”，是弱勢群體。
魯迅在用道士來比擬中國，把和尚等比作那些外來侵略者。
他曾在《漢文學史綱要》一文中評價莊子散文：“其文則汪洋捭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魯迅
可以看出，他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是報以讚賞甚至是驕傲的態度。
但是推古至今，本是天朝上國的中國卻遭受著曾經不看在眼中的文化侵略。曾經的中國傳統宗教，卻被外來者佛教欺壓。
由此可以看出魯迅的憤怒，還有他的恨鐵不成鋼之心。因此他說“人們往往憎和尚，不憎道士”，則隱喻著對那些外來者的反抗。
另一方面，卻和道士的弱勢地位有關。這卻與中國人的劣根性有關，同情弱小、厭惡強大。
人們往往善於從不幸者那裡獲得安慰，從優於自己者那裡產生憤恨。
第三屆全員道士合照
對於那些弱勢群體，他們從不吝嗇施展同情與善心，於是說“不憎道士”，不過是生活困窮時的自我安慰。
“憎和尚”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和尚都要比他們的生活要好，於是產生不滿與妒忌。簡而言之，就是“見不得別人好”這種心態。
但魯迅從中，更是隱隱透露出一絲悲涼。只有“憎”，沒有“解”，正是那時期人民面臨的困境。
再次讀到：“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卻已不再是原來心境。
魯迅
須知，與人嫉恨之心不可有，對弱小者悲憫可以，重點是要如何打破僵局，使弱小者強大。
魯迅想的從來都是國家脫困、民族盛行，外來者離去，本土者強盛。只有這樣，民族才有希望。
所以他最後才會補充“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希望藉此警惕人民，希望有一個盛世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