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租套合適的房子太難了！”10月17日下午，在北京市朝陽區花家地小區一棟單元樓前，29歲的劉遠（化名）站在大大小小的包裹間，一邊清點行李，一邊對《法治日報》記者說。
碩士畢業工作兩年多來，劉遠已經搬過4次家了。“房租太貴了。”他感嘆道。
當下，像劉遠這樣的租房剛需人群不在少數。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20年我國流動人口為3.76億人，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需要租房居住。多位受訪者表示，在大城市租房面臨租房成本高、可選房源少、租賃關係不太穩定等問題，租房壓力大。
接受記者採訪的專家認為，這些問題的背後，反映出租房市場供不應求的本質。要想解決這一問題，需專門立法為住房租賃市場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必須增加租賃住房的供給。
租金佔收入一半以上
頻繁搬家生活不穩定
劉遠畢業後進入一家公司工作，透過某知名中介平臺租了一間隔斷房，雖然房子交通便利、離單位也近，但房租太貴了。為了省錢，他後來找了一家小中介租了一間相對便宜的房間。
然而，這次租房經歷令他心力交瘁：入住後他發現，房子的衛生條件差、噪音大，交了管理費和衛生費卻沒人提供服務，與中介交涉時對方態度蠻橫。最終，劉遠透過撥打北京政務服務便民熱線才討回剩餘的租金。
多次租房，最讓劉遠難以接受的還是租金——一套“老破小”，兩間臥室一個沒窗戶的小客廳，租其中一間小臥室竟然要3000元至3500元不等，這佔了他月收入的一半以上，“住得離公司近一些，租金高得離譜；租金低的通常在郊區，通勤又是個難題”。
他還發現，無論透過哪個中介租房，租期最長都是一年。“合同期滿後，按理說第二年續租應該免去中介費，但實際上，不僅還要交一筆中介費，房租往往還有一定幅度的上漲。我只能在合同期滿前去找價格有優惠的房子。”
對劉遠而言，每次換房都是一次挑戰。“想在有限的預算裡找一個相對滿意的房子並不容易，看房、講價、避坑等諸多環節都容不得絲毫馬虎。”有一次，他一天看了4個小區的7套房，感到筋疲力盡。
採訪中，劉遠預約的網際網路搬家平臺的貨車趕到單元樓前。劉遠和司機一起把他在北京的全部家當搬上車，啟程前往新的租住處。
這次，他和同事一起合租了一套兩居室，每月6200元，按照合同要求的“押一付三”付款方式及其他雜七雜八的費用，兩人各自付給中介1.5萬元。這筆錢對於幾乎沒有存款的劉遠及其同事來說，“壓力山大，我們都借了錢”。
劉遠的租房經歷，33歲的林曉（化名）感同身受。10年前，她從河南老家到北京找工作，開啟了租房史。由於收入不高，她當時在國貿附近租了一間三居室的次臥，租金每月1500元。
“在老家的居住環境還不錯，突然和這麼多陌生人合住，共用一個衛生間，很不適應。”林曉很快便搬了出來，單獨租了一套兩居室，每月房租升至4000元。不久，她意識到這樣租房“既昂貴又浪費”，只好在網路論壇上釋出招租帖子，很快找到一位女生合租。
平靜的生活總是難以長久。2016年，房東臨時通知她要收回房子，無奈之下，林曉和室友透過某中介平臺匆忙租了一套兩居室。但合同剛簽下不久，這套房子的主人就把房子賣掉了，限她們兩週內搬離。
“畢竟是人家的房子，我們也不好太較真。還好房東當時對我們進行了一些補償。”回顧10年租房經歷，林曉向記者坦言，“租房住，頻繁搬家感覺很不安穩”。
申請保障性租賃住房
位置偏通勤遠不舒心
租金便宜又不用頻繁搬家的房子，住起來也有諸多不便。這是“90後”海歸碩士、某短影片平臺博主郭幫幫的深切感觸。
10月16日下午，記者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附近一家咖啡店裡，見到了披著長髮、身穿米色大衣的她。“一是不舒心，二是通勤遠，三是服務跟不上。”郭幫幫說，在靠近北京市西五環的一處公租房住了半年後，她和丈夫毅然搬離了那裡。
29歲的郭幫幫碩士畢業於英國伯明翰城市大學，在學校時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畢業後一起來北京打拼。剛開始，夫妻倆在北京租房住，每月房租大約7000元。
2020年初，她丈夫的單位通知可以申請作為保障性租賃住房的人才公租房，都沒有北京戶口的夫妻倆嘗試著報名申請，沒想到竟然申請到一間零居室（全開放式房間）公租房。
“我們申請時，看別人申請的兩居三居競爭激烈，就反向選擇了小戶型，這樣申請下來的機會更大。”郭幫幫說，當年9月，他們搬進了公租房，每月租金2000多元，租金一下子降低了不少，感覺挺好。
但郭幫幫很快就發現了房子的“不好”：房間的面積太小，放一張大床進去，空間已所剩無幾，一做飯滿屋子味道，上個廁所一轉身就會碰著頭。郭幫幫的丈夫時常開雲上會議，為了不打攪丈夫工作，她要麼出去走走要麼在廁所待著。
“那段時間，我倆都感覺生活品質直線下降，過得非常不舒心，甚至有些壓抑。”她說，此外，通勤太遠也是一大困擾，她在CBD上班，每次乘坐公共交通都需要一個半小時，特別是從八寶山地鐵站出來頂風往回走，大冬天北風呼呼吹，路上人又少，旁邊是公墓，“又累又害怕”。
周邊的配套生活設施也不足。菜市場、超市離得較遠，購物特別不方便；有一次，她晚上下班回去發現指紋鎖打不開門，電話聯絡管理員找不到人，一下子也找不到開鎖師傅，只好蹲在門口等了大半天。
她有時候會想：“為什麼要為了這間小房子這麼辛苦？”
2020年底，她丈夫從原單位辭職，人才公租房是公司申請的，離職就意味著放棄人才公租房。今年1月，夫妻倆從公租房搬了出來，在北京市三元橋附近租了一套房，租房的煩惱還在繼續。
租賃市場短板待補齊
住房供需矛盾須解決
像郭幫幫、劉遠這樣需要租房住、因租房而煩惱的人不在少數。隨著我國城鎮化程序的加速和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青年人的住房困難問題日益凸顯。去年9月釋出的《2020中國青年租住生活藍皮書》稱，城市租住生活已成為超兩億人的選擇。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北京市房地產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趙秀池長期關注住房問題。她告訴記者，住房租賃市場是整個房地產市場的重要構成部分，住房制度改革以來，我國各個城市的住房短缺問題已基本解決，沒有住房的主要是新市民和青年人，短期來看主要透過租賃住房解決住房問題，因此未來房地產市場的重點是發展和規範租賃市場。
“解決這些人的住房問題，應該租售並舉，儘可能解決新市民的住房困難。”北京市物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畢文強說。
對於租房群體遇到的問題，如租房成本高、可選房源少、租賃關係不太穩定、糾紛解決渠道不暢通等，如何解決，專家們也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畢文強認為，目前住房租賃市場存在一定的混亂現象，體現了住房租賃市場的一些短板，比如市場秩序規範缺失，一些房產經紀機構釋出虛假房源資訊、不退押金租金，惡意驅逐承租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監管制度和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處於缺失狀態，各部門資訊不夠暢通，各自為政，未建立相關聯合監管機制，多頭執法、盲目執法並存。”畢文強指出。
在趙秀池看來，當前住房租賃市場之所以存在一些短板，主要是因為住房制度改革以來，各地各部門一直把產權住房銷售作為重點，租賃市場顧及較少。
北京大學法學院房地產法研究中心主任樓建波分析說，問題背後，體現了我國在租賃住房方面的供需矛盾，不論是市場化的租賃租房，還是保障性的租賃住房，總體上難以滿足社會發展需求。
“租賃市場目前存在結構性的問題，從權利義務關係上看，租戶在資訊知情、交易地位、交易形式方面，均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需要國家進一步從法律上保障租房者的權益。”畢文強說。
加大供給讓供需平衡
專門立法促制度完善
林曉一直“嚮往住進屬於自己的房子裡”，租房期間她排號申請購買共有產權房並在今年獲得購房資格，雖然距離市區有點遠，但畢竟可以正式告別租房生活。
“一兩年以後，等我住上了屬於自己的房子，才會在這座城市裡真正有歸屬感。”林曉坦言。
郭幫幫也走在買房路上，她和丈夫正在努力攢錢，計劃近兩年在北京四環內購買一套二手房，免去通勤之苦。
未來一段時間裡，劉遠還要靠租房生活，他的希望是：“這次搬家能讓我住久一點，少在租房上操心，謝天謝地。”
劉遠的期盼代表了眾多租房者的心聲。
那麼，怎樣才能讓租房者有一個穩定的預期，能夠在城市裡住得起、住得好？
在趙秀池看來，各地特別是大城市，地方政府應該因城施策，針對不同收入人群提供不同的租賃住房，為低收入者提供保障房是政府的責任，中高收入者可以租賃商品房。
“出臺住房租賃條例保障租賃雙方穩定的租賃關係，是發展租賃市場的長久之策。租賃市場更多的是市場行為，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政府負責低端保障即可。”趙秀池說，個人租賃仍然是租賃市場的主力，個人租賃同樣能讓承租者“住得起、住得好”，而減少出租住房的交易成本和承租人的負擔，對增加供應、穩定租賃市場意義重大。
畢文強給出的建議是提高有效供給。“供給新市民、青年人長期居住的住房，是交通位置便利、價位處在中低端、小套型的租賃住房；是租賃關係穩定、糾紛易解決的租賃住房；是能夠滿足基本居住需求的保障性租賃住房。”
樓建波同樣建議增加租賃住房的供給，不但要由政府加大保障性、政策性租房資源的供應，還要設計相關制度鼓勵房屋產權人將閒置資源投入住房租賃市場，使市場上的供需關係基本平衡。
在樓建波看來，這種制度一定是能夠公平公正保護出租人和承租人利益的。比如，鼓勵建立中長期租賃關係的制度，就應該允許出租人每年合理上調租金，穩定租賃關係。
“在住房租賃市場上，只有當供需關係達到基本平衡時，才能夠制定完善公正規範的制度，以專門立法為住房租賃市場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樓建波說。
來源：法治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