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的原因很多，除了經常提到的統治腐敗，宦官專權等人為方面的原因外。還有自然原因，氣候變冷，科學上稱之為小冰期。小冰期氣候異常寒冷，引起明末的全國性大災變，饑民遍野，經濟崩潰，才是導致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一、異常的生態與不適時調整的政策加速明朝衰亡
縱觀可考的人類歷史，氣候變化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生態環境的變遷，有時甚至會助推王朝國家的更迭與演替。但同時也需要看到，人類行為所帶來的破壞力似乎更為嚴重，毀林燒荒、開闢疆土、修建水壩、戰爭動亂等等無一不對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基於此，我們重點分析明朝中後期“異常”的生態現象，是如何影響到了明帝國的日常運作，進一步剖析生態因素在明朝衰亡中所扮演的角色。
明清鼎革之後，清朝統治者吸取明朝衰亡的制度性慘痛教訓，當代學者亦對此作出學理上的總結，提出了明朝滅亡的五種解釋模式 。隨著環境史研究的不斷推進，從生態環境視角切入，成為解釋明清易代原因的新方向。明清時期正值氣候變化中的“小冰期”，彼時氣候異常、災害頻發，特別是明末，連年乾旱，餓殍滿地，盜賊四起。在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情況下，穀物歉收，物價上漲，而當物價高於稅收時，朝廷又不得不增加稅收。這樣自然加重百姓負擔，最後導致民亂四起。加之後金政權的威脅，明末國家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明朝中後期，時人對於森林資源的不當開發與利用，加劇了生態危機，直接威脅其生存環境，誘使了明末民變的發生。
(一)小冰期導致生態異常
事實上，明帝國的衰亡，除史學界幾乎已經定性的流寇、邊患、朝綱等常態化的制度性原因外，還深受當時極端氣候的潛在影響。17世紀的“小冰期”導致的氣候異常，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所謂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又稱“小冰河期”，最先是由弗朗索瓦-埃米爾·馬泰（François-Emile Matthes）提出，主要是指自15世紀初到20世紀初，全球氣溫下降的寒冷化時期，中國又將其稱為“明清小冰期”。一般而言，凡氣候突變都會造成嚴重的乾旱、暴雨、酷寒等自然現象，而以土地為生的人類社會，接著就會出現饑荒、疾疫。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指出，世界的溫度、氣壓和降雨量都在不停地發生波動。這些波動影響到樹木、河流、冰川、海平面，影響到稻、麥、橄欖和葡萄的生長，影響到動物和人。特別是在15至18世紀，當時大多數人口主要依靠土地生活，糧食的收成將會直接影響他們物質生活的優劣程度，如果影響持續惡劣，甚至會造成社會動亂與帝國的崩塌。
明朝時期，小冰期氣候異常主要表現在氣溫變化及乾溼變化上。年平均氣溫明顯低於其他時期，夏季旱澇災害頻發，冬季又異常寒冷。據方誌記載，在江浙一帶，“萬曆二十四年（1596）杭、嘉、湖三府自五月不雨，至七月八月雨如注，狂風交作，經數日夜不息，山洪暴發，廬舍傾圮，圩岸崩頺，郊原皆成巨浸。” “天啟四年（1624），鎮江六月初五日大寒冷，夜微雪，十一月初八日，大暑，人裸體三日。”773在傳統經濟結構中，農業是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經濟門類。由於氣候寒冷，天災頻繁出現，糧食複種指數下降，農作物產量大幅度下降。張家誠、林之廣等人指出，小冰期時期，氣溫每降攝氏一度，各季作物的熟度隨之變化一級，而熟級的變化，將會影響百分之十的產量。極端天氣不僅影響農作物的生產，也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因自然災害導致的“人相食”的現象，史書多有記載，而明代時的相關記載更是俯拾皆是。天順元年（1457），“北畿、山東並飢，發塋墓，斫道樹殆盡。父子或相食。”天啟之後，旱災頻發，物價上漲，百姓食不果腹，人相食現象愈演愈烈。崇禎十四年（1641），左懋第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
頻發的旱災不斷刺激著民變的出現。明末所謂“秦晉流寇”，其主要構成人員正是饑民。清戴笠總結說，“天啟辛酉（1621），延安、慶陽、平涼旱，歲大飢。東事孔棘，有司惟顧軍興，徵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職富者粟，懼捕誅，始聚為盜。盜起，飢益甚，連年赤地，鬥米千錢不能得，人相食，從亂如歸。饑民為賊由此而始。”百姓食不果腹，難以生存，遂被迫為盜，造成聚眾造反的現象，此起彼伏，社會更加動盪不安。明末，塞北氣溫更加酷寒，北方農牧帶的降雨量異常偏少，旱災頻發，大量牲畜死亡，百姓生活窘迫。為求生存的女真人，挑起了對明的戰爭，他們不斷南下，瘋狂掠奪，這使得動盪不安的明末社會更是雪上加霜。
可以說，“小冰期”引發的這些異常的氣候現象，對原本就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明末政府，造成難以治癒的創傷，明朝衰亡的生態跡象日益明顯。
（二）無節制利用生物資源引發“人災”
人類出現、存在和發展的根基是生態環境，在人類社會的建構與運作過程中，科學技術的演進與發展，以及人口規模的變動，無一不影響人類社會對生態資源的認知、利用與維護。在明朝政府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如何對生態資源進行配置與利用，自然也成了大明社會執行的關鍵之舉。對於生態資源的利用不僅涉及到大明國家的運作，更是直接與百姓的日常生計問題相關。其中，森林資源的開發與影響，就頗能見到經濟生活方式的變革是如何在明朝的衰亡與生態環境問題之間構成了內在的邏輯關係。
明代，為了定居、開墾耕地以及獲取營建建材和生活生產所需燃料，森林資源被大力開發，森林大面積縮減和林相結構的變遷，不僅加劇水土流失的狀況，同時也埋下了日後的生態危機的隱患。伊懋可就指出，從十七世紀開始直到十九世紀，用作燃料和建材的木材在很多地區才開始嚴重短缺[10]90。明時，皇木採辦影響極為深遠，為諸多環境史學家所重視。有明一代，皇木採辦規模尤其巨大，其中嘉靖和萬曆兩朝採辦次數最多，且以高大的楠木為主，而主要採辦的地區則是分佈在四川、湖廣、貴州等地。大規模的皇木採辦，不僅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會加重百姓負擔，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更為重要的是，毫無節制地採辦大宗木材，使得當地林相的穩定結構被打破，至嘉萬時代，採伐地的木材已到了“採伐凋殘、山窮水遠”“道旁枯朽”的地步。
森林資源被過渡開採的另一個原因，是山外移民對山地林業空間的開發。不僅是明代，清代亦如此，林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全國各地陸續進入山區開發的高潮。流移人口通常在山區資源開發的過程中，佔據著主導作用。他們主要聚居的地方，往往是資源開發利用程度較高的地區，同時也是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地區。大批移民進入山區之初，通常以放火燒山的形式從事經濟活動，尤其是早期的刀耕火種種植模式被利用到了極致，但留居下來之後，他們開始經營梯田，實行固定的稻田耕作制度。尤其是隨著原產美洲的玉米、番薯等山地適應能力極強的經濟作物的引入，徹底改變了山地經濟物種的結構及山地人群的生活生產狀態。但在其後的生態演變中，不難發現這類高產旱地經濟作物，對土地的養分的消耗極大，需要不斷地進行追肥，而追肥的方式正是砍伐森林並焚燒，進而加速了森林資源的銳減。森林面積迅速縮減，水土流失自然也就隨之而來，並直接導致河道淤塞與洪水氾濫，不斷威脅到江河中下游洪泛帶的耕地、村莊聚落和國家基層行政建築。另外，森林面積的減少，也直接壓縮動物的生存空間。在明清地方誌以及筆記小說中，關於“虎患”的記載屢見不鮮，正是因為老虎所生存的森林空間被擠壓，而時常進入人類聚居地所致。
總而言之，小冰期引發的氣候異常和明朝政府治理下的國家與社會的經濟生活方式的變遷，以及美洲外來經濟物種的無序引入和大規模推廣，引發了社會的動盪和流民、流寇的激增。為緩解人口壓力，大量移民進入山區，與山湖爭地，肆意掠奪森林資源，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加劇了生態危機。最終，百姓難以生存，誘發明末民變，加速了明帝國的衰亡。
在明朝衰亡的生態教訓中，我們不難看到，對山地和林業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雖然緩解了日益加劇的人口壓力和緊張的人地關係，保障了糧食供應，但肆意開墾耕地，施用地力，忽略了水土保持，其代價則是嚴重的生態問題。明末氣候異變帶來的後果，人們難以抗拒，明清小冰期所帶來的各種自然災害，對當時動盪的明末社會帶來了致命的打擊。但生態環境遭受破壞，似乎對人類的影響更加深遠。在新冠肆虐的今天，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顯得尤為必要。
二、歷史的教訓：人與自然關係的可持續性是根本
凱爾·哈珀（Kyle Harper）指出，“近代以前，氣候系統幾乎不受人類影響，按照純自然規律執行。相比而言，傳染病和人類活動的關係則要密切得多。實際上，是人類社會自身創造了一種可供致命微生物生存、傳播和繁衍的人為生態環境。”[13]2419世紀後期以來，系統性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新材料的開發和利用、大面積的森林砍伐、自然棲息地的汙染、物種的滅絕、農業的機械化等因素，促使微生物的生態史進入了新的階段。
事實上，人類這一系列的行為，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而且極大地影響了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新疾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範圍內興起，並廣泛傳播。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使得病原體有機會在全球傳播。例如，物流的發展、集裝箱運輸、飛機旅行等等現代化的交流方式，加速人、植物、動物、病毒、微生物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流動，也極大地增加了病原體的高速流動性和空間分佈性。日益網路化的社會，使得即使是偏遠之地，也難以倖免成為全球疾病庫的一部分。
節選自《凱里學院學報》第4期“從克羅斯比理論看明朝滅亡之生態原因——《生態帝國主義》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