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鳳凰週刊》2015年第7期
轉自：水煮歷史
1912年2月12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清廷頒佈“退位詔書”：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這份350字的退位詔書，頒佈至今已有103年，但圍繞這份詔書，依然有眾多的疑點：退位詔書究竟是誰起草的？先後有幾個版本？經過誰的修改？“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中的“袁世凱以全權”是不是袁世凱擅自加上的？
清廷為何同意頒佈退位詔書？
同意頒佈退位詔書，意味著清廷接受了南方民軍提出的建立共和政府的主張。
在1911年12月3日正式停戰、議和之前，經日本商人、俄國領事敖康夫等牽線，清廷和民軍已經在私下進行接觸，試探對方主張。道員劉承恩就是受袁世凱派遣、前去武漢與黎元洪接觸的清廷官員。在11月22日的一份電報中，劉承恩說“黨代表提議建立民主，將我政府另置一地保全、安富尊榮，與憲命之意不合，故難就議”（《軍機處電報檔》）。由此可知，早在10月初，民軍就已經有清室退位、另置一地保全的方案。
隨著時間的推移，民軍的優待方案變得更加具體。12月14日起，南北雙方代表從武漢轉移到上海繼續談判。12月13日離開武漢之前，外務部司員曾宗鑑給外務部發電報，其中就提到，“在鄂議四條：一推翻滿清；二優禮皇室；三厚待滿人；四統一各省”（《電報檔》）。“優禮皇室”和“厚待滿人”這兩條，已經具有後來優待皇室條件的雛形了。
儘管如此，直到11月底，清帝是否遜位，還沒有定論。雖然清廷於12月28日正式下旨，同意召集國會公決君主、民主問題，但直到1912年1月24日，清廷的主張還是召開國會以決定是實行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立憲，沒想退位。一個明顯的證據，這天，隆裕太后下“國會選舉辦法暨開會地點可酌量辦理”懿旨。為此，第二天，袁世凱專門上折彙報國會地點擬選天津、青島、漢口三地及議員代表分配的新方案。
清帝退位詔書
但是僅僅過了4天，清廷的態度就發生了180度的轉變。1月29日，隆裕太后主持召開第五次御前會議，決定撰擬宣佈共和詔旨。2月3日，隆裕太后釋出諭旨：授袁世凱全權與民軍商酌優待條件。
清廷態度為何突然發生了巨大轉變？史書一般認為是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宗社黨領袖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使得宗社黨不敢再堅持抵抗；二是段祺瑞等帶有“兵諫”性質的聯名上書，逼迫清廷就範。
但看來，過去的史家誇大了彭家珍暗殺良弼的作用。從良弼死後的待遇來看，他在清廷並不受重視。2月12日，清帝頒佈退位詔書的同時，還頒發了兩道和賜卹有關的諭旨：第一道是給予四川總督端方同時遇害的弟弟端錦賜諡；第二道是不給良弼賜諡。
賜諡是朝廷對死者褒獎的一種重要手段。端錦生前的官銜只是河南候補知府，為四品官；良弼為副都統，屬正二品。官階低的端錦被準賜諡、官階高的良弼卻沒有獲准，足以表明清廷對良弼之死並不是十分重視。
2月3日授袁世凱全權與民軍磋商優待條件的懿旨中，有“前據岑春煊袁樹勳等暨出使大臣陸徵祥等統兵大員段祺瑞等電請速定共和國體以免生靈塗炭”等語，但岑春煊的《為開國會決定政體事宜陳述己見事》電報在1月9日已發，清廷斷不會拖至一個月後才重新予以考慮，在此只是託詞而已。
促使隆裕太后接受共和的真正原因，是段祺瑞的“兵諫”：
“1月25日，段祺瑞以湖廣總督名義向內閣發去《為感懿旨公決政體及各將領來言請戰事》的電報，奏言“邇來各將領不時來言人民進步非共和不可，……昨聞恭王、澤公阻撓共和，多憤憤不平，要求代表各路統將亦來聯銜，壓制則立即暴動，敷衍亦必全潰。”電報所說的恭王、澤公阻撓共和，是指在御前會議上恭親王溥偉、鎮國公載澤反對共和的言論。
緊接著，第二天，1月26日，段祺瑞又聯合薑桂題、張勳等46位將領，聯名致電內閣轉奏，“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1月27日，南方談判總代表伍廷芳通知袁世凱，“如陰曆本月十一日上午八時以前，仍未得清廷宣佈共和確報，則前交優待條件全行作廢。”陰曆十二月十一即1月29日。段祺瑞的奏電和通電，以及伍廷芳的最後通牒，直接導致隆裕太后被迫同意共和，於1月29日主持召開第五次御前會議，決定撰擬宣佈共和詔旨。
宣佈共和詔旨，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退位詔書。從那時到今天，關於它的種種傳聞，不少至今尚難確定。
退位詔書究竟有幾個版本？
一種說法是洪述祖起草了退位詔書。
時為袁世凱侍從武官的唐在禮，曾於1912年2月12日抵乾清宮，見證隆裕太后移交退位詔書過程。他回憶說：談到退位詔書，我們總以為是袁世凱幕下專擬奏稿的文案阮中樞所草擬的，因為當時所有重要的奏章，甚至是諭旨，幾乎都是出自阮的手筆，後來聽說最早的退位詔書是直隸候補道員洪述祖所擬的。洪是內政大臣趙秉鈞的親信秘書，夤緣趙而得到袁的賞識。那個詔書，是洪到袁的私邸去聽袁面授要義而後著意撰寫的，以停戰議憲為要旨，說明“但求於中國土地人民多所保全，無論君主立憲、民主立憲，餘與皇帝均樂觀厥成”，並未明詔退位。洪述祖是著名電影導演洪深的父親。在轟動一時的“刺殺宋教仁”案件中，洪述祖受袁世凱、趙秉鈞等指使，策劃組織，1919年被判處絞刑。
據其給趙鳳竹的信，那份詔書，在9月初就已經寫就。唐在禮文後還附錄了洪述祖版退位詔書的原文，兩廂比較，和後來的退位詔書毫無相同之處。但可以說，它是武昌首義之後出現的最早的退位詔書。
溥儀（資料圖）
另一種說法是梁士詒起草了退位詔書。
《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2月6日給希拉姆的信中說到退位詔書，“這道諭旨正由梁士詒草擬中，昨天他還同我磋商這件事。他認為在十天之內不可能頒發……”2月9日，莫里循又在信中告訴希拉姆，“梁士詒，郵傳部長，正在撰寫退位詔書”。梁士詒當時確實負責南、北之間重要細節的討論，但1939年由鳳岡及門弟子編定的《民國樑燕孫先生士詒年譜》中明確說，“退位詔書是清一代最後結束，原文系由南中將稿電來，該稿為張謇手筆，後經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權一筆而發表。”
第三種說法是張錫鑾起草退位詔書。
1936年10月，曾經跟隨梁士詒、阮忠樞等人在袁世凱內閣擔任文案幕僚的葉恭綽，在袁世凱、梁士詒、阮忠樞等人相繼離世的情況下，在《越風》半月刊第20期發表《辛亥宣佈共和前北京的幾段逸聞》一文。其中說，遜位詔書，張錫鑾（吳祿貞被刺後出任山西巡撫）早就叫人擬了一稿，大家認為冗長，不滿意，交給他修正，他覺得為時還早，就密藏在衣袋中。拖到1912年2月7日前後，他正準備動筆，而南方已擬好一稿，電知北京（此稿聞系張謇、趙鳳昌所擬）。這點，在唐在禮的回憶中也得到印證，“其後張錫鑾也找人擬過一稿交葉恭綽修正，葉遲遲未動筆。”
第四種說法是華世奎、阮忠樞、徐世昌起草。
1912年2月6日，天津《大公報》訊息，退位詔書的草案於2月2日呈進，執筆者為華世奎、阮忠樞。次日，又有訊息稱，“此一詔書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昨已將草案交袁內閣校閱，袁以此次皇上退出政權，斷非歷代亡國可比，等將來頒詔時，擬由內閣撰定，請旨頒佈。”
第五種說法認為張元奇起草，徐世昌修改。
遜位詔書頒佈10天后，上海《申報》於2月22日以《清後頒詔遜位時之傷心語》為標題報道說：“此次宣佈共和，清諭系由前清學部次官張元奇擬稿，由徐世昌刪訂潤色，於廿五日早九鍾前清後升養心殿後，由袁世凱君進呈。”張競生《南北議和見聞錄》也說：“退位各詔，系學部副大臣張元奇擬稿進呈，清太后交世續、徐世昌斟酌，經徐世昌刪訂潤色，然後蓋用御寶。”依據“清學部次官”推斷，這裡的張元奇，應該是“張元濟”之誤。張元濟，年輕時曾積極參與戊戌變法，大名鼎鼎的商務印書館，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得以發展壯大的。
此外，還有袁世凱起草說等版本，時為新疆布政使的王樹在自訂年譜《陶廬老人隨年錄》中說：“其遜位之詔皆袁世凱所擬也。”
宣告退位時的末代皇帝溥儀父子
而流傳最廣的，是前清狀元張謇起草說。唐在禮就回憶，“傳聞最盛的是南方張季直與趙竹君所擬之稿，用電報傳至京，後經汪袞甫、徐世昌等修改。”張季直，即張謇，辛亥革命期間常住上海趙鳳昌（字竹君）家，而汪袞甫即時為民政部左丞、為袁世凱掌文案的汪榮寶。
張謇去世（1926年8月）之後，他的兒子張孝若在《南通張季直傳記》初稿中談到“不久內閣即日遜位的覆電，來到我父的手中”時，摘錄引用的內閣覆電中，有“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等內容，和最終版退位詔書相比，雖然還有很多文字的不同，但意思已頗為相近。
胡漢民讀到傳記初稿後，於1930年2月18日給為該傳記題寫書名的譚延去信，明確表示退位詔書是張謇所寫的，“清允退位，所謂內閣覆電，實出季直先生手。”胡漢民還說，是他請張謇起草的退位詔書。在其自傳中，胡漢民再次重申了此說法，“清帝溥儀退位之宣言，由張謇起草，交唐紹儀電京使發之”。
張孝若在張謇的傳記中還說，起草詔書的原稿現存在趙鳳昌先生處。
趙鳳昌，字竹君，曾為張之洞幕府，晚號惜陰主人，其居所惜陰堂曾為南北和談場所，期間往來眾多的南北雙方關鍵人物，如孫中山、黃興、唐紹儀、伍廷芳等等。他的兒子趙尊嶽在《惜陰堂辛亥革命記》中說，退位詔書是張謇應其父趙鳳昌所請而起草的，“張初笑謝，以為不可，終於著筆，就其案頭八行橫箋，不具首尾，書數百字，文甚樸雅。先公以為可用，亟電京師。不出所料，北方前擬數詔，均不中體，袁正患無策，得之大事稱許，一字不易，僅加由袁世凱辦理一語頒行之。”趙尊嶽也承認，張謇的手稿在他們家還儲存了好些年，“張手稿存‘惜陰堂’有年，某年《申報》國慶增刊，囑餘記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張譜失載其事。”
上述各種說法中或細節存在錯誤，或引述不夠具體，種種原因導致目前關於退位詔書究竟是誰所起草，尚無確鑿無疑的結論。
洪述祖版太早，和最後版本毫無關聯；張錫鑾版，葉恭綽尚未動筆修改。此二說可以擱置不談。莫里循的梁士詒起草說，本身就為梁士詒所否認，自不足信。《申報》2月22日的張元奇起草說，其中寫到“於廿五日早九鍾前清後升養心殿後，由袁世凱君進呈”，這明顯是不諳史實的信口開河，因為無論是清宮檔案還是各種當事人的回憶，隆裕太后交退位詔書的場所是在乾清宮而非養心殿，而且袁世凱並未到場。
至於張謇起草說，雖然目前得到最廣泛的認可，但尚未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更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原稿尚未發現，且無論是張謇的信札、日記還是後人編訂的張謇年譜，對此都沒有記載。筆者曾先後去過位於江蘇南通常樂鎮的張謇故里和位於南通市區張謇所創辦的南通博物苑，兩處對張謇的介紹中，都沒有提及其曾起草清帝退位詔書一事。
1912年《時事新報》臨時增刊套紅慶祝清帝退位
趙尊嶽所說的曾經將張謇此手稿的影印版發表於《申報》，但至今未在《申報》找到。而且，他還說，“胡漢民初不知其事，以為別出他手，至孝若傳記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而按胡漢民自己的說法，是他請張謇起草的退位詔書。果真如此，胡漢民豈能不知此事？並且，胡漢民和趙鳳昌都說是自己請張謇起草的，豈不互相矛盾？
和退位詔書起草者是誰尚難確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退位詔書頒佈之前，袁世凱曾親筆進行了六處修改。
2013年7月，由駱寶善、劉路生夫婦主編的《袁世凱全集》出版。這套煌煌36卷、定價2.68萬元的《袁世凱全集》，無疑收錄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袁世凱文稿及相關史料。
據此版《袁世凱全集》，我們看到最終版退位詔書在公佈之前，至少還有5個不同的修改稿，其中的一版，袁世凱親筆作了6處修改。
修改第一稿中的大部分文句，和最終版在文字上有很大的差異，起筆為“前經降旨，召集國會，將國體付諸公決”，此外說到退位原因之一，是“轉瞬春耕，長此兵連禍結，四民失業，盜賊起，荼毒生靈，豈牧民者所忍漠視”，但一些關鍵內容已然確定，比如“定為共和立憲國體”，比如“著授袁世凱以全權，籌辦共和立憲事宜”。
最終版退位詔書結語“豈不懿歟”歷來為人稱道，葉恭綽評論，“此稿末句‘豈不懿歟’四字，聞系某太史手筆，餘甚佩之。蓋舍此四字，無可收煞也。”我們發現，修改第二稿刪去了部分文字，但末尾即有此四字，而且文中出現了“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這樣的關鍵詞句。
在修改第二稿的右側空白處，有兩行與內文修改筆跡相同的旁批，寫道：“略聲出民軍發起之功，袁為資政院所舉。”於是，修改第三稿的開頭改為“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文中有“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字句。但關於臨時共和政府組織，和第二稿相比，“與民軍”三個字前移了，成了“即由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這，意味著是由袁世凱和民軍共同組織臨時政府。
《袁世凱全集》中還收錄了張謇南通家藏的退位詔書。此版退位詔書和第三稿的不同，主要表現為：一、沒授予袁世凱全權而是“即由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二、結尾不是“豈不懿歟”而是“豈不懿哉”。
袁世凱的手批版，則是在修改第三稿的基礎上的。其一，是將“今全國人民心理傾向共和”改為“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加了一個“多”字，更為準確；其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暨完全領土，悉行付畀國民，定為共和立憲國體”一句，改“悉行付畀國民”為“公諸全國”，而將“完全領土”四字移後至“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之後。更為關鍵的是對“即由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一句，改為“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把“與民軍”三字後移。
最終公佈的退位詔書，完全遵照袁世凱的修改版。這也意味著，袁世凱手批版即為退位詔書的最終修改版。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
從上述對退位詔書的各種修改稿的簡要敘述，我們還可以得知：
趙尊嶽的記述有不實之處。他說，“不出所料，北方前擬數詔，均不中體，袁正患無策，得之大事稱許，一字不易，僅加由袁世凱辦理一語頒行之。”退位詔書顯然經過多番修改，而非一字不易，第一、第二稿的開頭，和最終版更是差異明顯。
張謇家藏版退位詔書並非張謇執筆的原稿或副本。因為家藏版中，像“即由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顯然是袁世凱修改稿的筆意，“組成民主立憲政治”的表述也和民軍主張共和的宗旨相悖。
胡漢民在自傳中的表述有誤。他說，“乃於最末加‘授袁世凱全權’一語，袁殆自認為取得政權於滿洲，而作此狡獪也。先生（孫中山）見之，則大怒責其不當；而袁與唐諉之清廷，且以其為遺言之性質，無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但由上我們得知，修改第二稿即有“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而非最後才竄入。
更為關鍵的是，在退位詔書正式頒佈前一天，即2月11日，袁世凱曾給孫文、黎元洪、伍廷芳等去電，發去退位詔書全文。與此同時，還另電告知“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佈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也就是說，如果民軍方面對此退位詔書有異議，完全有時間在12日頒佈之前再進行磋商和修改。換言之，退位詔書的最終版，孫文及民軍方面當時是認可的。
袁世凱手批清帝遜位詔書的原件，據駱寶善先生介紹，他是經過一個臺灣學者的提示，在日本找到的。
而根據唐在禮的回憶，他們從隆裕太后那裡拿到退位詔書之後，就前往袁世凱當時所住的位於石大人衚衕的外交大樓，在那兒舉行了隆重的接授詔書儀式。袁世凱“略為鞠躬雙手接過，隨即將詔書開啟，但並未宣讀，就慢慢地把它放在大帖架上陳列起來。”這道詔書原件，後被內閣中書張朝墉收藏。張歿後，由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以很少的錢購得，如今保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