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曲阜孔廟大成殿前的奎文閣，既是中國木結構建築史上的代表之一，又因其作為曲阜孔廟的藏書樓，也就在事實上成為“聖道”的重要載體，使孔廟在文化上的象徵意義得到進一步加強。因此，儘管奎文閣只是中國眾多藏書樓中的一座，但其興廢變遷與孔氏家族的興衰沉浮、儒家思想的地位升降緊密相連。
孔氏藏書源遠流長
在藏書樓出現之前，孔氏藏書之事早已見諸載籍。孔子一生博覽群書，既設壇講學，又編訂六經，且以言傳身教垂範子孫，孔氏家族的藏書傳統便與其世代相傳的家學相伴而生。秦始皇焚書時，孔家藏書已經頗具規模，魏人陳餘曾對孔子九世孫孔鮒說：“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孔鮒則採取了“藏之以待其求”的辦法。西漢建立後，“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困境之中的百家之學迎來了轉機。然漢初諸帝后，或“未暇遑庠序之事”，或任武力有功之臣，或好刑名之言，或好黃老之術，儒者終不能登堂入室。
漢武帝時，崇尚休養生息的黃老之學已經不適應形勢需要，乃在竇太后故去之後，“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此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並在太學設五經博士，儒學成為官方認可的主流。“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氏家族的部分藏書重見天日，並對西漢以後中國經學的發展路向產生了極大影響。自漢代以後，歷代帝王對孔子的尊崇日顯，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孔子“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況且孔氏家族詩禮傳家、“代有賢哲”，如子思、孔安國、孔穎達、孔廣森等均為明賢碩儒，孔氏藏書歷代綿延不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從御書樓到奎文閣
兩漢至唐宋時期，除了歷代皆設的國家藏書機構如石渠閣、天祿閣、蘭臺、東觀等之外，私人藏書也不乏其人。私人藏書樓和藏書家的大量出現，大約始於隋唐時期，與科舉制度的推行、建築水平的提高、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如李泌“端居室”藏書多達三萬卷，白居易藏書處稱“池北書庫”等。孔廟內藏書樓的出現，很可能也在這一時期。至北宋真宗至道三年，殿中丞方演言，“兗州西曲阜縣文宣王廟，有書樓而無典籍，請賜九經及先帝御書，重給祭器，並從之”。這是史籍所見曲阜孔廟藏書樓與御賜書籍的最早記載。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孔廟又獲得了“太宗皇帝御製書一百五十七卷軸……九經三史及疏釋文”等賞賜，“置於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島長吏職官與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在廟”。此後，孔廟書樓改稱御書樓，藏書量也不斷增加。
金朝入主中原後，繼續實行尊崇儒學的文化政策，封賜孔氏後裔。金章宗明昌年間，下詔修建因戰亂毀壞的孔廟，修繕完畢後，明昌六年“親行釋奠之禮”。這次重修不僅擴大了藏書樓的規模，還應大學士党懷英之請，“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金章宗遂賜名“奎文閣”，沿用至今。此次重修是孔廟乃至儒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奠定了奎文閣的基本格局。
明清重修與藏書
明弘治十二年，孔廟因雷擊起火，大部分建築被毀。其後，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源力主新建奎文閣。據大學士李東陽所撰《奎文閣賦》載，奎文閣建成後，“棟宇相埒，金碧交映……徐公既購書數百卷付衍聖公聞韶，令典籍孫世忠守之，四方藩郡聞而致者日益富”。李東陽將此事刻記於碑，至今立於奎文閣廊下東首，成為了解奎文閣發展史的寶貴物證。清初統治者為穩固局勢，對孔子的尊崇達到空前高度，除屢加封賜外，還多次修葺孔廟。雍正二年，孔廟再遭火災。雍正帝遂下旨重修，七年乃竣，不僅“悉復其舊，宏敞有加焉”，還“屋用黃瓦”。今日所見的奎文閣，便是此次修葺後的傑作、中國純木質結構建築的典範，被梁思成評價為中國古建築中“一座不多見的特例”。
從北宋真宗御賜書籍始，加上歷代衍聖公的購買與收集，奎文閣藏書愈加豐富，且不乏珍本。李東陽《奎文閣賦》即雲當時“閣中之書，天下莫備焉”。清乾隆時組織編纂《四庫全書》，襲封衍聖公孔昭煥曾將奎文閣和藏書家孔繼涵“微波榭”藏書中的部分精品進呈四庫館。據孔府檔案所載，光緒二十年，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時，翰林院侍讀王懿榮“奏請飭各省將書局所刻經籍解送衍聖公府儲藏”，光緒帝“著山東巡撫諮行各督撫遵照辦理”。此時奎文閣儼然成為全國的文獻收藏中心。
由於所藏御賜經籍和其他書籍越來越多，從元朝時開始設定專門的官員進行管理。乾隆十五年《至聖廟衍聖公府屬官額缺冊》載，“元武宗至大二年，五十四代衍聖公思晦以賜書甚多，請照國子監例，設典籍一員掌之”。然相關研究顯示，奎文閣典籍之職始設於元仁宗延祐年間，由衍聖公舉薦，需徵得朝廷許可方能正式任命，從元至清未曾間斷。此職主要負責奎文閣所藏經籍文書的保護、整理、利用，及刻板和御賜祭器的看管。由於閣內藏書有一部分供四氏學生員利用，因此典籍官還有出借圖書的職責。由現存孔府檔案可以看出，奎文閣典籍官還經常出現在孔廟祭祀等禮儀性場合，不僅參與衍聖公府的系列白事，還要陪同衍聖公出席各種接待活動，並協助清查屯田。因此，其職責不同於一般的藏書樓管理者，而是以聽命於衍聖公調撥、為其服務為宗旨。
奎文閣轉型之議
晚清以降，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國逐漸傳播開來，科舉制的廢除和新式學堂的建立對依附於皇權政治的儒家思想造成巨大沖擊。孔氏家族在民國前期雖然保留了爵位和規制，但已失去了以前的輝煌。20世紀30年代，有關孔廟以及衍聖公府的各種改革措施逐步提上日程，並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關於孔廟改革的呼聲不絕於耳，曲阜孔氏後裔不得不順應形勢，計劃修建博物館和圖書館，以陳列孔府所藏古籍，並刊印所藏書版。“緣孔府所藏古書、已刻版印行者，在孫（遜）清光緒時印行一次，書版堆置至今已數十年，今擬加以重印。”考慮到花費較高，“擬請由省府墊借若干，印書售賣後得價償還省府。省立圖書館長王獻唐以此事關係古籍流傳，竭力贊助，現正在接洽之中，或有實現之可能也”。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為尊崇孔子，舉行孔子誕辰紀念大會，並派國民黨要員葉楚傖到曲阜致祭，山東民政廳長李樹春和教育廳長何思源也出席祭孔典禮。因見孔廟奎文閣殘壞，樂器亦多失修，祭孔典禮後，省府政務會議席上通過了修葺包括孔廟奎文閣和陳列一切車服禮器並古代樂器的方案，“提議由修顏廟餘款，撥修孔廟奎文閣，成立古物陳列館”。
可見，由於民國時期形勢的不斷變化，孔氏後裔只能在變革中求生機。這一時期，孔廟藏書儘管有所遺失，但藏量也是非常可觀的，且珍本頗多。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孔氏後人為避戰火而南遷。日據時期，包括奎文閣在內的孔廟建築雖然儲存完好，但奎文閣歷千年而不絕的藏書歷史至此畫上了句號。
明代詩人陳鳳梧《登奎文閣》詩云：“嵯峨傑閣入宮牆，上有云梯百尺長。丹碧九霄明日表，牙籤萬軸映奎光。滄溟俯視東洋外，岱嶽平臨北斗傍。何幸登高豁心目，願從聖道竊餘芳”，體現了詩人對奎文閣建築及其藏書的讚歎之情。更值得今人細細體味的是，奎文閣這座經歷了千年風雨的藏書樓，在優秀傳統文化需要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新時代，也必將承載更重要的文化使命。
（作者單位：曲阜師範大學圖書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胡海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