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成都北路大沽路口，有一座造型奇特的紀念碑，它是一面寬大的牆。牆面由灰白色的舊磚砌成，牆體上有三扇石庫門，顯示著這兒原來有三套連排的石庫門民居，門牌號碼是大沽路356號至357號。牆上掛著紀念銘牌，銘牌上寫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團中央的機關是哪一年設立在這裡的？在這裡又曾經發生過怎樣的故事？
追求新思潮的有志青年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非常重視青年運動。1920年8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最年輕的成員、原浙江第一師範學生俞秀松，在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裡6號，與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8人發起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擔任書記。
當時中國青年追求新思潮的氣氛十分濃烈。為了掩護青年團的革命活動，並便於輸送革命青年赴蘇俄學習，黨組織還在新漁陽裡6號辦了個外國語學社，楊明齋為負責人，俞秀松任秘書。俞秀松在講課的過程中，逐步發展了包括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梁柏臺、陳為人、何今亮（即汪壽華）、李啟漢、李中等30餘名團員。之後團員逐漸增加到200人。這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由外國語學社安排赴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還有相當多的團員回到自己的家鄉從事革命活動，籌建青年團。
俞秀松
1921年3月，當時全國已有團員千餘人，於是在上海便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俞秀松擔任書記。就在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緊鑼密鼓地籌辦召開全國團組織的代表大會時，俞秀松接到了莫斯科少共國際發來的邀請函，請他派代表參加少共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
1921年4月1日，俞秀松在自己的家書中說：“上海的朋友們推舉我為留俄學生代表之一，而且推舉我為中國赴俄京第二次國際少年共產黨（大會）的代表。”等到俞秀松參加少共國際代表大會以後，又接到陳獨秀的電文，指派他和張太雷一道參加於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一去就是半年。召開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的事就延遲了下來。
1922年初，由於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抓去，關了十餘天，最後被驅逐出境回到上海，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負責人。從安全的角度考慮，陳獨秀與施存統等一致認為，在新漁陽裡6號再設立團中央的領導機關已很不妥當。於是便租借了1915至1916年才建成的大沽路356號和357號兩幢單開間的石庫門房子作為團中央機關的所在地。
施存統就住在356號這幢房子的二樓。357號的二樓也擱著幾張床，可供外地來滬的同志暫時居住。施存統每週都要開一次團員大會，參會的人多，經常把天井也擠得滿滿的。
施存統
3月6日，中共廣東支部的負責人譚平山寫信給施存統，建議團的一大“大會地點，如能改在廣州更好，因為比較自由”。此刻，香港海員大罷工剛剛取得勝利，廣州工人運動正蓬勃發展起來。施存統採納了譚平山的意見，決定將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一大放在廣州召開。
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1925年1月起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施存統當選為團中央書記，張太雷、俞秀松、蔡和森、高尚德等當選為執行委員。5月15日，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出版專號，集中刊登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青年工人農人生活狀況改良的議決案》等檔案，大多數出於施存統之手。
施存統是俞秀松的同學，也是浙江第一師範的學生。他當選團中央的書記之後，幾乎吃住都在大沽路356號團中央的機關裡。他文筆極好，幹勁沖天，團的機關刊物《先驅》幾乎都是由他一個人負責編輯的。回到上海以後，他傳達了團的一大的決議、宣傳團的工作，356號和357號團中央幾乎天天門庭若市，動靜過大，引起了租界當局的注意。6月9日清晨，租界當局的警察突然上門，查封了大沽路356號和357號的團中央機關。之所以清晨出動，本想將施存統堵在屋內一網打盡的。沒想到施存統為了趕稿，一夜沒睡，在二樓小曬臺上動動筋骨，剛想回房休息，發現情況不對，匆忙翻牆跳到355號的曬臺，從別人家屋子的後門逃走了。6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刊登了一則訊息，說“昨晨接公廨稟稱，在大沽裡查悉三百五十六、七號屋內，有人設上機關”“陳列各種書籍報紙，往往各學生入內閱者，不取分文”“書報中所述，均系過激主義”，於是團中央決定關閉大沽路上的機關。
滄海桑田。一百年過去了。在當初的原址上，建立起了這一堵牆，表達了人們對這段歷史深深的懷念。
《中國青年》創刊
施存統作為《先驅》的主編，從撰稿、排版、到印刷廠印刷、校對幾乎是一個人包辦。甚至一個人上街去撒傳單。他的工作自然是萬分辛苦，但組織的鞏固與發展工作漸漸停頓了下來。而不少外省市新成立的團組織，也不知道去哪兒與團中央聯絡。1923年2月1日出版的《先驅》終於承認：“中央現在欲急速解決本團種種問題，感覺有提前召集第二次全國大會的必要，所以議決於1923年3月間開第二次全國大會。”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先驅》從1923年2月1日起連載了施存統的文章《本團的問題》，同時還刊登了各地團組織對開好這次大會的提案與建議。但開會的地點始終定不下來。先是上海，但無論租界、華界對中共黨團的活動都已經“十分關照”（引自法租界巡捕特級督察長薛畊莘《我的回憶》———筆者注）。於是施存統希望到湖南長沙去開……最後還是採納了鄧中夏的意見，到他在“五四運動”期間播下了革命種子、青年革命活動十分活躍的南京國立東南大學開會。開會日期也是一拖再拖，先是莫斯科少共國際發來指示：批評中國團領導只注重於學生運動，要求團組織多發展點青年工人，最後終於在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召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次大會的召開雖然一波三折，但是它所取得的成果卻十分輝煌。首先在於它透過的“本團與中國共產黨之關係決議案”中，明確要求中國青年團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完全依照共產國際的規定執行：即“政治方面團必須完全服從於黨”。這就決定團作為黨的助手，在蓬勃開展的革命運動中，成為中國青年中一支不可替代的偉大力量。為中國青年團的發展指明瞭方向。
其次，改變原先單打獨鬥的方式，專門成立了一個編輯委員會，創刊發行《中國青年》雜誌，作為青年團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從1923年10月創刊，一直到今天，始終伴隨著中國青年的成長。《中國青年》編輯部設在上海法租界薩坡賽路（即淡水路）66弄4號。這是一幢單開間的石庫門房子，推門而入便是天井，然後是客堂間，二樓可做臥室或書房。房屋朝南向陽，頗為寬敞。《中國青年》為週刊，每期32頁，從創刊至1926年2月編輯部撤離到武漢，共出版了113期。這幢極具歷史意義的房子，在1986年由共青團上海市委與《中國青年》雜誌社聯合出面，精心修繕，保護了下來，現靜靜地安臥在延中綠地的一角，刻錄下這一段光輝的歷史。
《中國青年》編輯部舊址
走進棚戶區的任弼時
青年團在上海早期的成熟發展與壯大之中，貢獻最大者之一無疑是任弼時。
任弼時1904年4月30日出生在湖南湘陰一個貧苦的教師家庭裡。1920年，年僅16歲的任弼時來到上海，在霞飛路新漁陽裡的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並由俞秀松介紹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樣由俞秀松安排，他和劉少奇、蕭勁光、蔣光慈等人踏上了赴俄羅斯的漫漫旅途。
青年時代的任弼時
他們一行經過赤白交界區（即日本軍佔領區和蘇俄紅軍控制區交界區）時，任弼時正在發燒，被當成“鼠疫患者”要拖出去槍斃……情急之中他大喊冤枉，在量體溫時，巧妙地將體溫表的水銀一頭移出體外，矇混過關，被放了出來……（選自《蕭勁光回憶錄》）
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時，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1922年初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秋，由於中國革命的需要，他提前畢業回到了上海。
黨組織開始安排任弼時到上海大學任教，但不久又決定他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工作和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參加這次大會的有18人，代表全國2400名團員，第一天便通過了一個決議，“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提出了團的無產階級化、群眾化、青年化的問題。“把入團的最高年齡從28歲降到25歲，規定14歲以上25歲以下的青年才能入團”。
這次大會通過了《一般被壓迫青年運動的決議案》等11項決議案，張太雷當選為總書記，任弼時任組織部主任，惲代英任宣傳部主任兼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主編，賀昌任工農部主任。不久，黨中央急調張太雷赴廣州擔任共產國際派駐國民政府總顧問鮑羅廷將軍的翻譯，由任弼時代理團中央總書記，後任團中央總書記。
任弼時到上海以後，居住在孟納拉路（後改為延安東路）富康裡482號。此處離薩坡賽路上的《中國青年》編輯部，也只有100多米的距離。這是一幢單開間的兩層樓石庫門房子，推門而入便是客堂間。順木樓梯走到二樓，後面是一個亭子間，前面向南是一個臥室。當時任弼時二十出頭，尚未成家，他便住在亭子間，裡面只放得下一個單人床、一把椅子和一張寫字桌。依照當時的慣例，團組織的書記住哪兒，那兒便是團中央機關的所在地。平時團中央領導開會，商議工作，或是外地的團組織領導前來彙報情況等，也都在這兒，時間晚了便在這兒落腳休息。碰到緊急情況，任弼時越過馬路從英租界轉移到法租界《中國青年》編輯部，或是惲代英從法租界躲到英租界任弼時處，這樣的情況也偶有發生。
這個地方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以“任弼時舊居”及“團中央機關所在地”的名義，銘牌標示為上海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筆者曾多次探訪，雖有住家，但十分安靜，建築物保護完好。可惜在建造延安路高架時被拆除了，現在成了延中綠地的一部分。
任弼時被譽為“黨的駱駝”。他在主持團中央工作時，不辭辛勞，夜以繼日。他十分重視對工人的教育和在工人中發展團員，並率先示範。幾乎每天晚上都到上海大學在蘇州河畔工人聚居區興辦的“平民學校”上課。他對工人們說：“你們晚上有空，我晚上來；你們下午方便，我下午來。只要你們需要，我隨時隨地都可以來上課。”同時他以“平民學校”為掩護，把曹家渡純善裡52號的學校，辦成了黨團組織基層幹部的訓練班。他經常到工人們居住的棚戶區、滾地龍里去做調查研究。在任弼時和他同事們的不懈努力下，共青團組織發展得很快，“五卅”運動以後，全國團員人數達一萬人以上，更為可貴的是工人團員佔了全體團員數的將近一半。
任弼時非常重視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幾乎每一期上都刊登他的文章。他和惲代英商議，拿出相當篇幅刊登青年來信，並熱情回答青年們思想、處境、生活、戀愛等方面的許多問題，使《中國青年》成了青年們最好的朋友，刊物發行量超過一千份，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1925年5月末，“五卅”運動爆發了。6月2日，任弼時簽署了團中央的通告：“此次反帝運動應儘量擴大到全國。”同一天，他在自己的寓所，即團中央機關，召開團中央緊急會議，並撰文《上海五卅慘殺及中國青年的責任》一文刊登在《中國青年》雜誌上。
“五卅”運動以後，上海的形勢變得嚴峻起來。1925年秋，奉黨中央指示，團中央機關由孟納拉路富康裡搬遷至北四川路大德坊。1926年,任弼時和從長沙來滬的未婚妻陳琮英在大德坊的一間亭子間裡結婚。
此後，任弼時奉黨中央指示到廣州考察團組織的工作，隨後赴莫斯科參加少共國際執委會第6次會議。而《中國青年》編輯部在編輯出版了第113期刊物以後，也於1926年2月搬離了上海……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誕生地。憑藉著俞秀松、施存統、任弼時等許多革命者的艱苦奮鬥，它經歷了誕生、挫折與發展，從呱呱墜地的嬰兒，迅速成長為壯碩的青年，走向更廣闊的新天地。
題圖為大沽路團中央紀念碑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許雲倩 題圖來源：本文照片由作者拍攝和提供
來源：作者：吳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