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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孔憲蘭刻本《孔子聖蹟圖》之《景公尊讓》。孔子到齊國，齊景公接見他，請他入上座。孔子認為給他設的座規格太高了，請求降一等。齊景公再三要孔子入上座，說：“先生今天來到這裡，寡人認為是極大的榮幸。怎麼肯讓先生坐在下面，這不是讓你遠離寡人嗎！”（資料圖片）
《三國志·魏志》中說：“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尊重賢能，表彰美德之人，是歷來聖明的帝王所重視的；推舉善人，進而教化眾人，是為人師表的孔子所稱道的。
舉賢任能自古便是傳統吏治的重要內容。諸葛亮曾主張治國理政“務在舉賢”。為什麼將舉賢擺在如此重要位置呢？我們從《禮記·禮運》的一句話可窺見一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在大道施行的時候，天下是大公無私的。把有賢德、有才能的人推舉出來去治理國家，這些賢人又能夠去影響、教化他人，使得人人修身潔行、崇尚和睦。
舉善進賢，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善與惡都是可以傳播的，樹立善的導向，就會逐步形成向善的行動自覺
《論語》有云：“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意思是說舉用德行良好的賢人去教化那些才能欠缺的人，民眾就會相互勸勉。這句話有大智慧。要想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讓民眾互相規勸向善，成風化人的方法就是把善的榜樣立起來。有了榜樣與方向，百姓看到後自然會見賢思齊，願意效法。“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之人推舉出來，摒棄邪曲不正之行，邪者也能夠變得正直。並且，這種影響是可持續的。
舉善而教不能，教的物件是哪些人呢？為什麼要強調教“不能”呢？
所謂“不能”，就是比不上“賢人”的那些人。“不能”之人，有的是能力不足，有的是德行有缺。對於他們，正確的方法是培養、鼓勵，而不能嫌棄，應耐心教導，方可使之棄惡從善。《禮記·學記》中說：“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要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都應起到涵養善良、挽救過失的作用。所以對於不善之人，不能隨意拋棄，更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透過教育使之改過遷善。
舉善而教不能，前提是對“不能”之人心懷寬容，願意付出力氣去教化他們。一個真正稱得上賢德的人，不僅要自身能力出眾，更要對他人有寬廣的胸懷，能夠去接納不如自己的人、還願意去幫助影響他們。《論語》中記載：“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尊重賢人，又能接納眾人；嘉獎賢能之人，又能寬容、憐憫無能之人。這背後其實是君子的包容之心，也可以說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同理心。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特別是就普羅大眾而言，並不是每個人都道德高尚、才幹出眾，大多數都是普通人、都有瑕疵，所以對於善行要褒獎、鼓勵、宣揚，對於能力德行不足之人，要懷有包容之心，從幫扶的角度出發，透過舉善的行為去教化他們。
舉善而教不能，關鍵在“舉”。舉，有提出、推舉的意思，代表了選人用人的導向和社會風氣的方向。《孟子》中有一句話：“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善與惡都是可以傳播的，所以人為的選擇和干預就十分必要。透過舉賢，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人民就會有正確的追求方向，逐步形成向善、力行的自覺。
舜在擁有天下時，從眾人之中選取皋陶為士，令其掌管司法，因為皋陶公正無私，所以不仁之人都遠離了惡行；湯在擁有天下之時，從眾人之中選拔伊尹為相，結果不仁之人也遠離了惡行。這說明，舉善確實可以起到樹立榜樣、以上率下的作用，取得“舉善而教不能”的效果。
舉賢思想開創了萬世不衰的崇德向善、注重教育、培養人才、教化眾人的風氣，使得民眾皆能透過受教化而增長才幹、提高德行，進而源源不斷地為社會輸送人才。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尊重任用賢能之人，那麼天下賢士見此狀都願意為國效力。這便形成尚賢舉賢用賢的良性迴圈了。
古人用什麼標準來舉善進賢
“舉善而教”，強調舉用善人是施行教化的先決條件。那麼，要想“舉善”，首先要知道“善”的標準。
善首先是公正無私。中國自古重視公正的美德。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中就有“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到了西漢，賈誼也曾做出這樣的定義：“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公正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偏私，對人對事均以法律、道德為準則，一視同仁，不傾向、偏袒任何一方。因為有私就會導致不平，不平積累久了就會有怨，怨再加深就變成恨，結果就難免產生衝突矛盾。因此，唯有公正無私之人才能率先垂範，正己化人。
善的第二個標準是要胸懷寬廣，甘為人梯。《孔子家語》中記載，子貢向孔子請教：“現今的臣子之中，誰可以稱為最賢德？”孔子答：“齊國有鮑叔牙，鄭國有子皮，可以稱為賢臣。”子貢不解，認為齊國有管仲，鄭國有子產這樣的能臣。孔子於是問他：“你覺得是自己努力成為賢人的人賢德呢，還是能夠舉薦賢人的人賢德呢？”子貢一聽，就明白了：“進賢賢哉”，當然是舉薦賢才者更堪稱賢德。鮑叔牙舉薦了管仲，使管仲顯達；子皮舉薦了子產，使子產顯達，但是卻沒有聽說管仲和子產舉薦了比他們更賢德的人。孔子認為鮑叔牙和子皮才可稱為賢臣，因為他們願意舉薦更加賢德者為國效力，這才是大格局。
進賢，在中國古代還一度被認為是官員的責任。管子曾說：“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縈，殆；見能而不使，殆。”見賢不舉，即為蔽賢；蔽賢之舉，即為瀆職。歷史上因此受到責罰的不乏其人。建元元年，漢武帝詔令諸列侯、郡守、兩千石的高階官吏每年向朝廷薦舉兩名賢士，但元朔元年，還有些郡守終年不薦一人，結果“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到了唐代，這一條甚至被寫進法律，《唐律·職制律》規定，“才堪利用，蔽而不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由此可見，透過進賢來不斷向社會輸送人才，保持人才暢通流動的活力，正是歷代政治家所考慮的。
善的第三個標準是隱惡揚善。想要舉善，就必須在日常中有一雙發現善的眼睛，而不是過於關注別人的過惡。《格言聯璧》中說：“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棄者眾。”品德高尚的人，其性情溫和，他所見到的人，皆認為對方有可取之處，有可以學習弘揚的地方。發現善、弘揚善，這樣善的力量便會發揚光大。而品德不好的人，其性情傲慢刻薄，見誰都覺對方面目可憎，便喪失了客觀理性的眼光，也失去了學習進步的機會。可見，隱惡揚善可以長養人的智慧與厚道，並感化人改過遷善。
怎樣實現舉善的示範引導效用
“舉善”關鍵在“舉”，要建立一套完備科學的制度使之固定下來。在中國古代，我們的先祖探索出了一些“舉善”的方式。
舉善，首先是舉善人為官。古人對於選官非常重視，在選官時堅持“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予”，即爵位不授予無德之人，俸祿不給予無功之人。這樣，人們都注重培養自己的德行，為國建功立業。
從漢代開始，國家實行“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要求地方官負責把孝廉之人舉薦出來，由國家培養，作為官吏候補。
孝廉是察舉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古人認為，一個人對父母盡孝，就能夠對國家盡忠；廉潔，就沒有貪心，具備這兩個品德，做官就不會出大問題。
東漢王符評價察舉制的關鍵“在於明選”，即公開、公正地選拔人才。公開公正的舉賢，一定程度上衝擊了腐朽的世卿世祿制度，挖掘出了一批批崛起自社會各階層計程車官將相。包括後來的科舉制度，其廉政意義就在於把民間賢俊選拔到政府中來，源源不斷地補充新生力量，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吏治腐敗。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封建社會固有的制度性弊端，人為因素往往對選才造成干擾。發展到後來，察舉權易被少數公卿大臣、名門望族所控制，致使察舉範圍越來越狹窄，公平性、有效性大打折扣。
第二就是舉善人為師。國家將德才兼備者舉薦出來作為老師，透過他們的言傳身教，教導百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道理，也能起到長善救失的作用。
康熙皇帝遵循了“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治國理念，延續了以往的經筵制度，挑選通達經典而又德才兼備者為國師，在宮廷講經。皇帝率領文武百官來聽講，敬之以尊師禮。這些國師在宮廷裡講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日日進學，以免荒疏學問德行。
要想使社會風氣變善，舉善人為師很重要。在媒體發達的社會，舉善人為師已有更多便利條件，宣講正道、樹立榜樣，社會風氣自可日益向好。
第三是舉善人為範，即舉善人作為模範、榜樣，把普通百姓中的善人舉薦出來作為道德模範，給以特別的尊重和獎勵。
古時候有“命民”的稱號，專指平民受帝王賜爵。一個普通老百姓具有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尊重長輩，或謙恭有禮、喜好退讓等德行，皇帝就下詔書將之封為“命民”。
得到“命民”稱號的人，就可以坐著裝飾特別的兩匹馬並駕的馬車出行。這種榮譽，是金錢所買不到的，其他人即使再富有，如果沒有“命民”的封號，也不可乘坐這樣的車子。人們看到這樣的馬車，就知道他是詔封的“命民”，並對他表示尊敬。這就令人看到，有德的善人會受到尊重，久而久之，人們尊重有德者，而非尊重富而無德者，就能夠起到教化作用。
舉善而教不能，最終還是要落實在“舉”。禮賢下士、察言觀行、博詢公議，構建起完備多樣科學的機制，方可有效發現善人、舉用善人。（劉餘莉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