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到1945年日本正式投降,在整整14年裡,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傷痛,早已鏤於金石,成為了不容篡改的歷史。
然而,在民間的傳言中,卻經常出現這樣的日本兵——他們不僅會給老百姓看病、理髮,還時常將花花綠綠的糖塊塞在小孩子手裡,一點沒有窮兇極惡的樣子。
於是,諸如“日本兵不像宣傳的那樣壞”、“敵佔區老百姓其實過得不錯”這樣的言論,便不時出現在網路世界中,還往往引來許多人表示贊同。
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一段發生在80年前的故事,也許會為我們揭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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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天,八路軍山東縱隊政治部接到了一份奇特的報告,提到了一個叫做水原清的日本軍官。
根據報告中的說法,水原清中等個頭,大約30歲左右,是這一年3、4月份突然出現在沂水縣大安莊(今山東沂南縣大安村)一帶的。
與其他日本軍官不同的是,水原清平時很少穿軍裝,反倒經常穿著土布褲褂,在村子裡面閒逛,操著一口蹩腳的中文,和老百姓們談天說地。
據水原清自己講,他沒當兵前,是日本共產黨黨員,一貫反對戰爭,這次來到大安莊,是來與八路軍“交朋友”的,要和“八路軍大大的親善”。
在根據地裡突然出現一名“日共”黨員,這一訊息自然引起了山東縱隊政治部領導的注意,他們馬上指示沂東敵工站,重點注意水原清的一舉一動。
沒過多久,新的情況便彙報上來了,水原清的表現,居然比“八路”還“八路”——
在大興莊駐紮期間,水原清不僅經常免費給老百姓看病抓藥,還辦了一個學堂,教附近村莊裡的孩子們識字。
起初,水原清留著一副“仁丹胡”,但到了大興莊後沒幾天,他就把鬍子全颳了,乍看上去,根本想象不到他是個日本人。
除了平日裡表現得非常“親民”之外,水原清還替附近的老百姓辦了兩件“大事”——
其一,在大興莊附近的庫溝村裡,有兩名地下黨員被日軍便衣抓走了,其中一人還是庫溝村村長。
為了救人,村民們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找到水原清,想讓他幫忙說情。
沒想到,水原清居然一口答應下來,沒過幾天,這兩名地下黨員真的被日軍釋放了。
其二,當沂水城的日軍向周邊村莊攤派糧食時,拿不出糧食的小孫家莊村民,也找到水原清幫忙求情。水原清經過一番奔走,果然免掉了小孫家莊的徵糧。
水原清的這一番表現,讓山東縱隊政治部的領導們也有些拿不準了——要說這是收買人心,不至於做到釋放地下黨員這一步,可要說水原清真的是個“反戰”人士,又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
思來想去,山東縱隊政治部決定派出一支小分隊,秘密前往大興莊一帶,前去摸摸水原清的底。
而帶領這支隊伍的重任,就落到了政治部敵工科副科長何慶宇的肩上。
此時的何慶宇,雖然只是個22歲的年輕人,但已經在敵工戰線上工作了好幾年,還在八路軍總部敵工幹部訓練班受過訓,工作經驗相當豐富。
即便如此,在臨行前,政治部宣傳部長兼敵工部長劉子超仍然對何慶宇千叮嚀萬囑咐:“最近敵人開始搞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正想方設法地蠶食根據地,這個水原清的行動,很可能是敵人的新手段,務必要提高警惕!”
何慶宇點點頭,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請部長放心,保證完成任務!”
經過一天一夜的跋涉,何慶宇帶著幾名精幹的敵工人員,來到了沂東武工隊駐地。
剛剛抵達駐地,何慶宇就得到了一項新情報:水原清又為老百姓們辦了一件“大好事”——
在大安莊落下腳後,水原清便以要開辦學校、醫院,缺少人手為由,從本地招募了10多個人,在大安莊建起了一個據點。
雖然名義上是據點,但水原清的據點既沒有工事、也沒有崗哨,老百姓甚至可以自由出入,比上鄰居家串門還方便。
就在幾天前,沂水縣城的日軍突然外出掃蕩,許多來不及躲避的老百姓,便跑到了水原清的據點裡躲了起來。
而水原清也是來者不拒,不僅將老百姓藏了起來,還出面趕走了日軍,使大興莊避免了一場浩劫。
這一新的訊息,讓何慶宇犯了嘀咕:這個“活菩薩”一般的水原清,難不成真的是反戰份子?
然而,經過一番仔細的偵察,何慶宇很快便發現了幾個疑點——
首先,水原清招募的10多個“助手”,基本上都是各村裡遊手好閒的地痞無賴,其中還有不少人,長期和日軍、漢奸有著不清不楚的關係;
其次,水原清之前“救出”兩名地下黨員中的那位村長,被放回來後不久,便莫名其妙地被殺害了,兇手至今也沒找到。
而且除了這位村長外,附近村子裡的幾名抗日積極分子,也都先後遭到了暗害。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水原清在與老百姓聊天時,常常有意無意的表示:八路軍拼命抗日也不對,容易招致日軍的報復,要是沒有八路軍、也沒有日軍,大家一起“共存共榮”,那就天下太平了。
水原清的這一番言論,著實迷惑了不少老百姓,甚至有的老百姓也開始在私下裡抱怨:“要是八路軍不打鬼子就好了!”
在與沂東武工隊、敵工站的會議中,何慶宇將這些疑點和盤托出,並做出了自己的判斷:“這個水原清,一定來者不善!”
何慶宇話音未落,脾氣火爆的武工隊隊長邢子平便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茶碗一陣亂跳:“我早就懷疑,這個水原清是‘黃鼠狼給雞拜年’!可咱們只靠嘴說,鄉親們恐怕不信哪!”
何慶宇微微一笑:“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照我看,最好的辦法,還是請敵人自己出來說清楚。”
聽了何慶宇的話,邢子平愣了一下,隨即便恍然大悟地笑了起來......
幾天之後的一個傍晚,水原清的兩名便衣,從據點裡走了出來,徑直向著沂水縣城的方向走去。
剛剛轉過一個拐角,兩人嚇了一跳——在牆邊上也蹲著兩個人,正在翻弄一個包裹。
兩名便衣回過神來,連忙喝問:“你們倆鬼鬼祟祟地,蹲在這裡幹什麼呢?!”
蹲著的兩人互相對視了一眼,其中一人說道:“我們就是大興莊的,要出門去走親戚。”
兩名便衣瞅瞅那個鼓鼓囊囊的包裹,似乎明白了什麼,獰笑起來:“你們是大興莊的?我們怎麼沒見過?我看你們就是賊!”說完,其中一人便要伸手去拿包裹。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名便衣的手剛剛碰到包裹時,兩隻短槍便頂在了他們的下巴上,嚇得兩人險些尿了褲子。
緊接著,從拐角處又閃出來3個人,用破布堵住了他們的嘴,五花大綁地押走了。
過了半晌,其中一名便衣暈頭轉向地被押到了一間堂屋裡,堂屋中央坐著一個人。這人揮了揮手,便有人過來給他鬆了綁,嘴裡的布也被抽掉了。
這名便衣驚魂未定,顧不得細看,便“咕咚”一聲跪在了地上,連連磕頭:“好漢饒命!好漢饒命!我上有80老母......”
話還沒說完,坐著的這人便大喝一聲:“胡扯什麼?王水,看清楚我是誰?!”
這名叫王水的便衣仔細一看,坐著的這人瘦削精悍,腰裡插著兩把駁殼槍,正是武工隊隊長邢子平。
見到邢子平,王水腆著臉笑了起來:“是邢隊長啊,這不是大水衝了龍王廟麼......”
原來,王水有一個遠房表哥,在山東縱隊裡當營長,而邢子平從前正是他的部下,和王水算是半個熟人。邢子平安排的這次“抓舌頭”行動,就是衝著王水來的。
經過一番審問,王水乖乖交代了自己的任務——他們這次去沂水縣城,是替水原清送一封信給沂水縣城裡的日軍,至於信裡面說的什麼,他也不清楚。
信很快被送到了何慶宇的手裡,經過翻譯,水原清的真實面目終於暴露了:
“此地平安無事,我處影響擴大。不少百姓對我們有好感,尤其是放了那兩個人、減免那個窮村糧食,百姓高興。只是便衣隊殺那個村長下手太早了,他們會懷疑是我們所為......”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這個看上去“人畜無害”的水原清,同樣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
在這些鐵證面前,王水也終於幡然悔悟,供出了水原清的許多情況——據王水所說,他曾經聽說水原清是從濟南來的特務頭子,沂水縣的許多日軍軍官,見到他也是畢恭畢敬,可見身份不低。
王水同時表示,之前那名地下黨員和一些抗日積極分子被害,都是水原清一手策劃的,他願意幫武工隊在暗地裡做工作,揭露水原清的真面目。
有了王水現身說法,何慶宇和武工隊的工作就好做多了——沒過多久,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了水原清的真實身份,一度人來人往的據點也變得門可羅雀,搞得水原清相當鬱悶。
見工作有了成效,何慶宇便向山東縱隊政治部做了彙報,建議立即抓捕水原清,為被害的同志們報仇。
出乎何慶宇意料的是,山東縱隊政治部在對他們的工作提出表揚的同時,卻沒有批准他們抓捕水原清。
政治部領導人的理由很簡單——水原清一定不會甘於失敗,很有可能會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這樣一來,我們既可以進一步掌握敵人的“套路”,又可以“借力打力”,反向利用水原清來替我們服務。
事情後續的發展,果然沒有跳出縱隊政治部的預料。
1941年8月,見自己的行動遲遲沒有進展,水原清便另生一計,派人放出風去,想要親自會見山東縱隊副司令員王建安,當面表示自己的合作誠意。
接到這一訊息後,縱隊政治部馬上做出了應對,何慶宇再次“披掛上陣”,要與這個特務頭目來一番面對面的較量——
8月底的一天,何慶宇帶著翻譯與幾名武工隊員,來到了水原清的據點裡。
落座之後,何慶宇直截了當的說道:“你說你想見王副司令,王副司令派我們來了,有什麼說的,你就說吧。”
水原清滿臉堆笑:“哪裡哪裡,我只是非常仰慕王副司令的為人,想要當面拜見一下。我是講友善的,今天請你們過來,是要聯絡聯絡,認識一下。”
何慶宇冷笑一聲:“親善?我看未必吧——”
緊接著,何慶宇將水原清之前策劃謀害地下黨員的事情全都抖落了出來,說得水原清臉上青一陣紅一陣,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看著水原清陰晴不定的面孔,何慶宇與武工隊員們也暗暗捏了一把汗——當面戳穿水原清的把戲,是何慶宇提前定下的“激將法”,只有這樣,才能逼迫水原清打出下一張牌。
然而,這樣做的風險也是很明顯的,一旦水原清當場翻臉,他們恐怕就只能殺出一條血路了。
幸運的是,過了半晌,水原清又重新堆起了笑臉:“誤會,誤會!事情不是這樣的,請不要誤會我的好意。”
見水原清沒有發難,何慶宇也暗暗鬆了一口氣,他趁機說道:“既然水原先生有好意,那就得做出些實際行動來,我們才能相信你啊。”
何慶宇的這一手,讓水原清有些始料未及,他沉吟了一會兒,說道:“為了表示我的好意,我願意為你們提供情報,並且絕對保證聯絡人員的安全。”
水原清果然“說到做到”,一個多月之後,他就派人給何慶宇送來了一份“重要”情報:華北日軍第12軍調動了3個師團和4個混成旅,準備向山東根據地發起掃蕩,掃蕩重點則是濱海地區一帶。
縱隊政治部經過對比分析,水原清的這一份情報實際上是“半真半假”,雖然表面上煞有介事,但在具體兵力部署配置和掃蕩重點上,都與實際情況有不少出入。
為了迷惑敵人,縱隊政治部專門起草了一封回信,在對水原清表示感謝的同時,也“無意”中透露了山東縱隊應對掃蕩的相關部署。
當然,這些“透露”出的部署只不過是些煙霧彈,卻對日軍的掃蕩行動產生了極大干擾,日軍在根據地裡轉悠了好幾天,壓根沒碰到山東縱隊的主力,最終只得無功而返。
到了1941年的初冬,不甘心失敗的日軍再次集結了5萬多人的兵力,對沂蒙山區進行了大掃蕩,將沂蒙山區圍得如同鐵筒一般。
為了保持與上級的聯絡,何慶宇再次找到了水原清,表示希望水原清簽發兩張通行證,以便自己與水原清進行來往。
何慶宇的藉口合情合理,水原清也沒有理由拒絕,他很快給何慶宇弄來了兩張通行證,並蓋上了自己的名章。
水原清沒想到的是,他的這兩張通行證,轉手便被何慶宇交給了沂蒙山區的部隊。在日軍掃蕩期間,八路軍的情報人員,正是靠著這兩張通行證,將日軍的情報及時送到了山東分局書記朱瑞等領導人的手裡,為部署“反掃蕩”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水原清的確為八路軍做了有利的工作,但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話,恐怕就要暴跳如雷了。
到了1941年12月,沂東武工隊突然發現了水原清據點的異常——水原清辭退了許多“助手”,並開始收拾起了行李。
根據這一情況,縱隊政治部認為,水原清應該已經察覺到了自己計劃的失敗,準備撤離這一地區,並當即給何慶宇下達了指令:“馬上組織逮捕水原清!”
過了兩天,何慶宇派聯絡員給水原清送去了一封信:
“久未聯絡,有要事相商。明天晚上,我方聯絡員將在銅井村據點崗哨等候,望帶一些太平洋戰爭的資料來。”
見到這封信,原本垂頭喪氣的水原清又看到了一絲希望,表示一定按時到達。
第二天晚上,水原清果然按時趕到了銅井村據點,見到了何慶宇安排的聯絡員。聯絡員對水原清說道:“何科長就在銅井村,我們過去聊吧。”
水原清雖然有些懷疑,但由於銅井村離日軍據點極近,有恃無恐的水原清還是跟著聯絡員進了村。
然而,還沒走兩步,武工隊隊長邢子平便氣喘吁吁的跑了過來,故作驚慌道:“村子裡來了一支不明身份的隊伍,咱們還是到另一個村子裡再說吧!”
緊接著,從四下裡一下子躥出了幾名武工隊員,架起水原清就往村子另一頭跑,等到水原清反應過來時,他已經徹底落網了。
經過縱隊政治部敵工人員的審問,水原清終於招認了自己的罪行——他原本是日軍華北方面軍駐濟南特務機關的一名特務,直屬於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部第四課。
在與八路軍的長期作戰中,他逐漸發現,八路軍之所以能夠越打越強大,是與廣大中國老百姓的支援密不可分的。
因此,水原清編制了一個“和平瓦解”計劃,透過種種手段,與八路軍爭奪民心,截斷八路軍與根據地百姓的血肉聯絡,消除八路軍生存壯大的土壤。
水原清的這一計劃,得到了日軍駐山東省特務機關長西田耕一的激賞,而沂水地區,就是水原清實施這一計劃的“實驗區”,如果取得了成效,日軍便會將這一行動推行到整個華北,甚至整個中國。
然而,水原清的周密計劃,在八路軍敵工人員的針鋒相對下,還是徹底失敗了——水原清在交代材料中懊喪地表示:“(實驗)開始進展十分順利,我滿懷信心,上方也誇獎......但後來由於種種事件相繼出現,我之計劃施展困難......”
1942年秋天,山東縱隊政治部根據水原清犯下的罪行,將其處決,日軍想要的“和平瓦解”,與他們的侵略圖謀一樣,最終不過是痴人說夢。
日本投降的新聞
這段故事雖然發生在80年前,但它向我們所展示的道理,直到今天卻仍然適用——我們面對的敵人,不一定都是明火執仗、凶神惡煞,也有可能是冠冕堂皇的“公知”與“大V”,他們送給我們的“糖果”,裡面包裹的,可能就是斷腸的毒藥、要命的鴆酒。
“朋友來了有美酒,豺狼來了有獵槍”,只要所有中國人民擦亮眼睛、團結一心,任何針對我們的陰謀,最終也只能落得失敗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