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的9月，時年7歲的我，在上一年上學不適應的情況下，重新轉入一年級開始我的人生求學歷程，這一求學歷程對我影響深遠。
母校之初始印象
開學第一天，儘管家境不殷實，考慮到我是第一次正式邁入校門，父母還是特意為我準備了一番：委託舅媽幫我做了一雙新布鞋，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了一個米黃色的舊書包，裡面裝了兩支鉛筆。母親領著我，順延老屋前面的那條土路，右拐兩個彎，爬上一個近五十米墊有石頭呈階梯狀的小陡坡後，來到了我即將渡過五年時光的地方—杏花村小學。
這是一個由土坯建造的鄉村學校，坐落在一座小山坡之上，由六間教室、幾間老師住房和一個簡易的廚房構成。幾間土瓦房教室裡除滿滿擺著一張張方形的課桌外，前方還都放置著一張簡易的木桌，上面擺有粉筆盒與黑板刷，這是老師上課的簡易講臺。講臺後方是一塊載入在木質三腳架上的大黑板，教室四周的泥牆滿是縫隙，透過這些縫隙可以看到教室後滿是青苔的那條窄窄的屋簷通水溝，土牆上的木窗戶帖著舊報紙。老師辦公與休息的房間就在教室一側，一邊對應一個教室，中間用土磚隔開，人均面積大約7-8平米，因為靠著山，房間裡面常年溼氣很重，每次長久未歸，屋裡都會有一股濃濃的黴味。教室外是寬約1.5米、高為1米左右的懸高型走廊，走廊過道上面是一根根圓形杉木柱子，支撐著構建房屋人字形的大棗木三角形架樑，正中間的那根木柱上懸掛一個鐵絲繫著的鏽跡斑斑圓錐形的鐵鈴鐺，旁邊木柱上倒掛一鐵錘棒，這個鐵鈴鐺敲起來的時候聲音格外清脆，可以在那個山坳裡久久迴盪。在我兒時的印象裡，學校清脆的鈴聲意味著新學期、新課程的開始或下課、放學快樂的時光。走廊外圍是一些比較齊整的青石，每隔一個教室，銜接操場與走廊的地方都會有一塊方方正正的石頭墊著，這些石頭無疑方便了我們這些學生上上下下。學校的操場是一個沒有硬化且地面高低不平，面積約為150平米長方形泥土場地，我們做操、集訓、開會、跑步、滾鐵環、玩陀螺都在此處，是童年時代唯一的玩耍場所，也是我們這些漸次長大的孩子們的樂園。正對響鈴的操場上樹立著一根粗大、磨得滑溜溜的竹旗杆，旗杆頂端固定有滑輪，繩子可以上下移動，升旗的時候只要將旗柄栓在繩上，伴隨著國歌聲，國旗就會藉助滑輪升到旗杆頂端。進入學校坎坷不平的小坡旁還有三根竹竿夾在兩根大樹之間，有鐵絲將一根光滑結實的杉木牢牢綁在上面，這是供孩子們滑上滑下的重要娛樂設施。泥土操場左面，緊靠幼兒園（我們當時也稱發矇班）那間房有一個大沙坑，這是我們跳遠或“爭奪勢力”範圍的重要場所。
我的第一位老師
我所在的一年級是由一個個年齡相差無幾的玩伴們組成的大集體，有不適應上學如我掉隊重新開始的，有被父母抓來強迫上學的，也有沒有發矇就自告奮勇要求來上學的，零零整整湊在一起有近50人，人數上男女平分秋色。由於我們平時玩在一塊兒，除了個別偏遠處住家的不認識外，年齡相仿的我們很快就熟悉，大家聚在一起議論的話題就是新來的班主任—劉獻男。
杏花村的地理位置比較偏僻，很少人願意來這個鄉村小學執教。學校裡的老師絕大多數都是本村人，他們沒有固定的編制，一邊務農一邊教我們這些孩子們，作為編外老師他們統統被稱為民辦老師。教我們的劉老師是當時唯一一名公辦老師，所謂吃“國家糧”的，雖然還沒有謀面，但小夥伴們已經紛紛議論開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的說這個老師是去年參加高考沒有考上，名落孫山，只好來杏花這個山腳之地教書，有的說這個老師父親剛剛退休，他是來頂班的……
老師長得怎麼樣？謎底很快就有了。學校辦公會一結束，隨著鐺鐺的鈴響，一個剃著平頭，身著短袖的男老師，夾著一摞課本走進了一年級教室。老師不苟言笑，給我們講了一些入學的基本要求，包括每天上課要按時，要守紀律，小學生守則十條要背誦，要通知家長積極繳足學費，否則不給分發書本之類的。要求講完後，劉老師在確定班委會時，不知何故，他一眼相中了我，宣佈我為班長，輔助他抓好班上的日常紀律。
我這個班長很快就與班主任熟絡了起來。老師作為單身老師，吃住很不方便，我由於家離學校很近，關心老師冷暖與吃住就成了我作為班長職責的一部分，請老師到家裡做客吃飯，送飯菜到學校成了我那一段時間的日常。劉老師參加過高考，教我們很用心，我至今還依稀記得他在課堂上教給我們的一些知識技巧，比如語文識字方面，教“水”字他就會指向窗外的山塘，雙手合攏左右搖擺，隨後拿起課本大聲讀，告訴我們這是水，教“火”字他就會掏出身上的火柴盒，擦燃一根，再大聲念一遍，謂之火……劉老師也是全能型的老師，不僅要教我們的語文、數學，還要教我們體育、音樂、勞動，一天滿滿的六節課，他時常講得唇乾舌燥，有時候水都喝不上。
劉老師教我們的那個冬天特別冷，寒冬臘月之際，北風狂吹，呼啦啦的，從教室土牆裂縫中鑽進來，整個教室都是冷颼颼的。這個時候，同學們就不停在教室裡跺腳，實在扛不住了，有的同學甚至在座位下面點燃草稿紙來取暖，有的同學把腳墊在屁股下面以此獲得熱量。大家還利用課間休息的十五分鐘，以“擠油”模式（大家躲在牆角，一個接一個往前擠）增加一點熱度。劉老師在這個時候就在一旁指揮，有時也會親自參與進來，整個教室裡洋溢著吆喝聲與吶喊聲。雪花飄起來，大雪覆蓋整個村莊時，劉老師還會帶著我們在操場上滾雪球、堆雪人，同時也會分成男女兩組，由我指揮男生一組，他本人指揮女生一組，大家抓起地上的雪，攥成一團一團，互相之間仍來扔去。劉老師個頭比我們高很多，往往成為我們最容易擊中的物件，一場雪仗下來，其頭上、身上都是雪，簡直狼狽不堪，引得所有同學哈哈大笑。
小學一年級對我們這些小屁孩而言，印象最深的就是打陀螺、摺紙方塊、玩石子、踩高蹺、滾鐵環等娛樂遊戲活動。此類活動，劉老師或在一旁看我們玩，或為我們提供相應的玩具，比如幫我們整理陀螺的鞭子，幫我們撿回滾落的鐵環，有時候還親自指導，告知我們失誤在哪裡，玩的嗨的時候，劉老師還會情不自禁為我們鼓掌……
短暫的一年很快過去了，說好了下一個學年繼續教我們的劉老師不知道什麼原因再也沒有回到杏花村執教，有人說劉老師繼續補習參加高考去了，有人說劉老師回到自己老家尾基灣執教去了，也有人說劉老師的父親走了他去守孝了……
動盪不安的二三年級
劉老師一去不復返，我們再也沒有過他的訊息。從第二個學年開始，我所在的班幾乎如同走馬燈一樣開始換老師，先是謝老師，隨後又是郭老師，再又是自家嫂子鍾老師。這兩年的學業，前面兩位老師教了什麼，幾乎沒有什麼印象了，記憶猶新的就只有自家嫂子了，也許作為曾經的嫂子，多一份親情、多一份關愛，她所教的東西我至今還很受用，所以在此多費一些筆墨。
我所述說的鐘老師是我伯父的大兒子的愛人，也是我們袁家的才女，當地為數不多的高中生。從隔壁桃江縣嫁到袁家後，從幼兒園老師做起，隨後在二年級下期起代理我們的班主任，直到三年級結束為止。
鍾老師是典型的桃花江美女，音色柔美，即便沒有音樂伴奏，也能將當時的許多歌曲唱得悠揚婉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萬里長城永不倒》這些我至今還能隨口哼唱的歌曲就是她教會的。我也是在那個時候知道了音符的妙用與價值，鍾老師習慣唱一遍樂譜再唱一篇歌曲，她唱的時候會在講臺上用尺子一邊敲一邊唱，十分投入……學校操場頗為狹窄，遇到高年級開展體育活動，我們的體育課就無法進行。鍾老師腦子靈活，把我們“大部隊”開到學校下面的山塘堤上，在此開展100米跑與50米折返跑訓練。她的跑步訓練程式很到位，隨著她的口哨一響、大手一揮，“預備、開始”小夥伴們總是如離弦之箭般跑出去，作為班長兼體育委員的我則在對面及時把成績記錄下來。
二年級上半學期勞動課逐漸多了起來，只要不下雨，一般一週都會有1-2次。所謂的勞動基地是在離學校兩公里之外，一個村裡分給小學的山頭上進行的。從我家出發，沿著山路蜿蜒前行，走過兩個山坳，轉過兩座山塘，就到了勞動基地。學校一般選擇星期四開展勞動，我的嫂子也就是鍾老師，領頭帶著我們這群小夥伴，或揹著竹籃、或揹著鋤頭、或提著撮箕、或拿著柴刀，在我們分配的那塊土地上採摘金銀花、種花生、栽樹苗，忙的不亦樂乎，老師不覺累，我們也不覺苦。這個基地在我就學的那個年代被整理得井井有條，既有產出，也能夠讓孩子們得到鍛鍊。前些年回到家鄉時，我特意跑過去看了一眼，勞動基地已經是林木叢生、荊棘遍地，往日盛景已不復存在。
那個時候，學校會有各種各樣的假期，比如春天裡會有插秧假，秋天裡會有采摘茶籽假和移栽油菜假。鄉鎮聯校給我們放這些假，一方面是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勞動，為家裡減輕一定的負擔，另一方面透過這樣的假期給我們增加勞動任務。學校老師食堂所需要的柴火就是由我們這些娃娃們提供的，每個人需要上交2-3捆，我作為班長就需要落實鍾老師所交代的任務，老老實實登記每一個同學提交的柴火，看看份量夠不夠，是否過溼等等。讓我們這些孩子們覺得最麻煩的是要上交茶籽，父母往往捨不得把家裡的拿出來，學校就要求我們利用假期做足這份功課。假期結束的時候也是我這個班長最為痛苦的時候，為完成學校的任務，我們三三兩兩組成一群，利用課後的時間跑到臨近的山上，一棵樹接著一棵樹翻爬，把大人們採摘過的油茶樹又再“掃蕩”一遍。這個時候，學校對面或背後的山頭上就灑滿了我們的歡聲笑語，一顆顆油茶樹上，我們的身影不斷晃盪著，與落日的餘暉交織在一起，形成小山村一道別樣的風景。
最激動人心的莫過於我上二年級時的“六一”兒童節匯演，我們由鍾老師指揮編排的節目被鄉聯校相中，指定作為單獨節目參與“六一”匯演。我作為此次節目的參與者與指揮者，與鍾老師一樣激動，但也為此愁緒萬千。按照演出通知，此次演出男生表演者的著裝要求為白球鞋、白襯衫、藍短褲，家裡送我上學本來頗為不易了，要像別的孩子那樣換裝、換鞋，幾無可能。回家後，我把情況告知母親，誰知此事似乎難不倒她。母親翻箱倒櫃找到了一條剛剛做好的藍色棉綢褲，拿到村頭裁縫那裡剪短褲腳，把女褲的右邊拉口縫合，一條演出褲就成型了。白色球鞋就更難不倒她了，她把我穿的那雙黃膠鞋洗乾淨，然後用土辦法找到顏料來染色，黃膠鞋很快變成了白膠鞋。演出的那一天，村裡的一臺拖拉機把我們參加表演的老師與學生拉到中心小學，路上顛簸不斷，途中鍾老師給我們講參演的要領，不斷鼓勵我們要為學校爭光添彩。可惜天不遂人意，由於我們是第一次參加全鄉的演出，經驗不足、緊張過度，這次匯演我們沒有為鍾老師的付出拼到理想成績，連一個安慰獎都沒有得到。我們在飢腸轆轆的情況下坐上來時的拖拉機返回村裡，大家默默無語，與早上來的興奮形成巨大的反差，大家緊緊握著拖拉機的護欄，互相對望著，連欣賞沿途景色的心情都沒有。
沒有想到，這是小學階段第一次演出也是最後一次演出。不久，鍾老師與我的堂哥鬧起了離婚，給我們上課也是時斷時續，三年級那一年又有兩位老師相繼代課，整個班的學習成績也是一落千丈，一度成為全鄉墊底班級。
重整旗鼓的四五年級
盼星星、盼月亮，四年級的上半學期，我們班迎來了重大拐點。一位叫陳國華的老師出現在我們面前。陳老師時年接近五十歲，個子不高，黑白相間的絡腮鬍修理得整整齊齊，身著一套灰色的中山裝，除了雨天外，腳上常年穿是一雙手工布鞋，往返於校門與家門之間的交通工具是當時並不多見的一輛鳳凰牌腳踏車。據老師們講，陳老師的數學水平很高，在執教我們班之前，他在鄰村的一所小學教數學，成績在全鄉數一數二，因此，鄉聯校決定派他來支援這個落後鄉村小學的落後班級。
作為全鄉17個村聯考成績最差的班級，陳老師面臨的第一關就是開學第一天，報道的人數由上一年的五十餘人降到只有四十多人。好幾個組裡的同學結伴不來上學了，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成績相當不理想，好多同學上學年的成績單大都只有十多分，就連我這個班長也只有四十來分，顯然這樣的成績讓很多家長心灰意冷，讀書無用論也一度甚囂塵上。
如何讓輟學的同學儘快來上學成為陳老師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作為老師，他懂得學生對於他的重要性。為此，在第一天報道結束後，陳老師就夾著一個公文包，身著的確良白村衫，腳穿黑色布鞋，頭戴一頂黃色草帽，在“秋老虎”還在逞強的午後，開始了他的走家串戶式的家訪。每到一個同學家裡，他都要搞清楚其不來上學的理由，耐心做好家長的工作，告訴他們學習的重要性。他把家訪的情況都記在公文包裡的筆記本上，不來上學的原因是家長本人還是學生本人，最終是否確定來上學等等都記得一清二楚。
家訪起初並不順利，陳老師告訴我：有的家長嫌他多管閒事，說孩子上不上學由他們自己說了算；有的家長說經濟困難，家裡孩子多，實在是無以為繼……但陳老師並不氣餒，依然堅持家訪，反反覆覆做停學學生父母的工作，甚至表態學費不夠的同學可以緩交學費，實在困難的他個人可以墊付一些。
在四年級上半學期的一段時間裡，一邊教學、一邊家訪成為了陳老師的日常。一次不行、兩次再來，兩次不行、三上家門，慢慢地，班上的同學漸次多了起來，在當年的國慶節後逐步恢復了常態。
學生到齊後，陳老師就“快馬加鞭”開始了自己的教學程序。他的課多以啟發式教育為主，課堂氛圍異常濃厚。上數學課的時候，針對我們班列式計算基礎差問題，他的“藥方”就是鼓勵我們勤於動手、動口。在那狹長的黑板上，他列好一組組豎式，隨機點名由同學們上去演算。做完後，錯在哪裡？為什麼會錯？由下面的同學們一一予以點評。講應用題章節時候，陳老師往往會在黑板上把題目寫出來，要求我們在較短的時間按題意及要求列式與作答，看誰的手快腦快，又快又對的會得到陳老師的點贊與表揚，大家像跑步比賽一樣，紛紛舉手搶答，比學趕超的氛圍很快就熱烈起來……特別是彼時的我，也是情感發育期，班上有兩個女同學數學特別好，為了吸引她們，我會絞盡腦汁，儘量讓自己在課堂上表現的更突出一些，以此得到老師的表揚。以至於那個時候，在快速解答出一個題目或想出來一種更好的運算方法的時候，我都會禁不住心跳不止，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會不時張望一下自己心心相戀的那位圓臉盤的劉姑娘……陳老師的啟發式教育對我後來的求學歷程影響深遠，讓我養成了遇到問題喜歡思考的習慣，絕不人云亦云。
沒過多久，我們班的數學成績開始好了起來，由原來沒有人及格，到一次次小考，甚至聯校出題的期末考試驟然躍升到全鄉的前列，實現了由醜小鴨到白天鵝的鉅變。那個學期末，陳老師為每個學生都寫了長長的評語，尤記得我的評語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要發揮領頭羊的效應，爭取更大的進步……回來後，我把通知書上的評語念給母親聽，母親心花怒放，趕緊邀請陳老師及在校的幾位老師吃飯以示感謝。在我奉母之命完成任務之後，一頓謝師宴在母親手上早已完成，在滿滿當當的一桌菜面前，老師們一邊吃一邊聊我們學習情況。對此，陳老師感慨良多，在我母親面前表揚我肯動腦筋、善於思考，一定前途可期……後來，每隔一段時間，母親都會在自己省吃儉用的情況下邀請陳老師他們來我家小聚一次，聽取老師們對我學習情況的評價，也以此激勵我積極向上，努力實現“鯉魚躍龍門”。
當年小學升初中之前還有一道關卡，學生必須參加全縣統考，叫做“五升六”（小學五年級升六年級），要刷掉一半以上的小夥伴。陳老師所教的我們這個班級在這次統考之中大獲全勝，我的總分考了160多分，是當年門檻線的兩倍之多。據說陳老師為此高興不已，說我為他也為杏花小學爭了一口氣。全鄉不少老師都將陳老師在杏花執教成功案例作為一個典範傳頌，陳老師也以此為傲。
可惜的是，“五升六”後我和陳老師再無往來。多年後，他的女婿偶經海南與我聊到此事，說老師在彌留之際都在誇我，也一直在打聽我的訊息。我想，若知如今我一切安好，上了大學且走出了那個小山村，他定會為我祝福的……
2021年10月於海口
作者：袁國華
單位：海南省農信聯社宣傳部部長
稽核：陳智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