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一直有人在修復才能儲存這種獨門手藝，一旦斷掉手藝就會消失。
短影片中展示了古籍文獻修復細節。圖/受訪者提供
本刊實習記者/馬銘澤
古籍修復師廉成春的工作室坐落在京郊一棟板樓的頂層，房間朝向很好，南北通透，陽光總是正好灑在房間裡那張寬大的長桌上。她每日在窗前伏案修補，修復工具被整齊碼放在筆筒中，身後是一摞摞年代、材質、顏色不一的舊紙張。唯有工作臺上的手機，連線起這門古老手藝與現實世界。
廉成春在網上釋出古籍修復短影片已有一年多了。她會在工作之餘按主題把自己的修復過程記錄下來。拍攝完成後，她將影片簡單剪輯到一分鐘左右，再配上軟體自帶的音樂和簡易特效釋出在各平臺上。
“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這門技藝。當時是抱著一種試試看的心態，完全沒有想到之後的傳播效果。”她說。
“國家隊”之外
影片的傳播效果遠遠超出了廉成春的預期。
一段段以“蟲子和書的故事”“補洞不補穿”“明代書頁細節補洞”為題的短影片以最直觀的方式分享著古籍修復的點滴，迄今為止收穫了7.6萬名粉絲。有人私信她諮詢古籍修復技藝的學習途徑，也有人委託她修復家裡的舊藏，大家在評論區和私信裡交流互動，廉成春因此結識了不少同行和朋友，也招來一些質疑。
一次，有網友在影片中發現廉成春修復古籍時沒有戴手套，認為她作為民間修復師技術並不專業。面對這種不信任，她並不氣惱，只是耐心回覆網友，由於古籍紙張極其脆弱纖薄，如果戴手套會干擾修復時的靈活程度，修復師在工作時都會時時“淨手”保證手部的清潔。
廉成春在修復時拍攝短影片。圖/受訪者提供
這樣的誤解只是小插曲，作為民間修復師，廉成春還有更大的困擾。“最大的問題就是待遇不高。國家修復古籍是為了讓文化延續，不屬於商業行為，而民間修復主要對接的是拍賣行和藏家，他們當然會要求儘可能低的成本。”廉成春告訴《中國慈善家》。“修書和修鞋沒什麼區別，都是補補洞。”一位藏家對《中國慈善家》直言不諱。
《藏書報》與中國古籍保護協會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全國有四十餘家民間修復機構和二百名民間修復師。像廉成春這樣開設獨立工作室的是極少數。
對於古籍修復師來說，能接觸到的書籍年代越早，越是對其修復能力的一種肯定。“像我這樣能修到宋代古籍的民間修復師真的非常少。”廉成春說，“記得有一次，我看到兩冊破損嚴重、價值很高的元代古籍，當時就想如果有幸能夠獲得此書，一定要把它們修復好。”後來她竟真的如願以償，並且修復成果得到了業界一致好評。
民間修復師廉成春工作室內景。圖/受訪者提供
修復工作不但繁瑣，而且有時必須一口氣修復完成。廉成春往往一修就是一整天，從白天坐到黑夜，家人都睡覺了她還在案前修補。由於修復需要在強光下細看書頁，她長時間面對LED燈，眼睛經常痠痛不已。書頁裡往往滿是灰塵，翻閱時也會被嗆得咳嗽連連。此外，由於需要低頭握筆，頸椎病、腱鞘炎、腰背痛都找上門了。面對種種“職業病”，廉成春依然樂在其中。
當年，在山西榆次輕紡美術學院（現已併入山西理工大學）初學古籍修復技術的她很快就被這些泛著墨香的書頁吸引，決心踏入修復行業。當她發現偏重理論知識的課堂學習並不能滿足自己，廉成春並沒有急於就業，而是在親戚的引薦下跟隨一位老師傅學習修復手法，提升技藝。
自2008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國家圖書館開設了一批面向民間古籍修復工作者的學習課程。廉成春在開設個人工作室後再次去國圖進修，並結識了業內的頂級專家。
小眾絕學
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古籍修復師杜偉生已在國圖工作近五十年，他見證並參與了自上世紀70年代起中國古籍保護事業的發展歷程。早已退休的他還是會在空閒時到修復組轉轉，也會不厭其煩地對來訪者指點迷津。
“民間修復有非常大的存在必要性。散落民間的古籍藏品不計其數，讓民間配合著國家修復，效果會很好。”杜偉生立場鮮明。
在古籍修復行業工作了45年的“非遺”傳承人、古籍修復師杜偉生在給社科院的學生們講課。攝影/董潔旭
同時，他也認為短影片傳播對於古籍保護很有價值。“做這方面的宣傳並不是為了讓很多人一擁而上去學習古籍修復專業，這種熱度是浮躁的。關鍵是讓大家知道我們修復組是在做什麼。古籍裡蘊含著的是傳統文化，這是作為中國人不能丟的東西。我們要用各種方式喚起公眾的重視，最好從小學起就開設相關課程。”
國家圖書館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主任蘇品紅強調，“古籍修復技術的傳承性非常強，古保辦一直很關注人才的培養。”
古籍修復歷史悠久，技藝傳授模式為師父帶徒弟，言傳身受，代代相傳。師徒制仍然延續至今，但形式已經變得更加多元和靈活。
古籍裝潢修復行業自古有傳承，1990年出土的敦煌遺書中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就有標註裝潢手字樣。圖/受訪者提供
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朱振彬是全國最頂尖的古籍修復師之一，他於2018年擔任浙江省古籍保護中心傳習所導師。如今，全國已經分設了幾十個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培養學員百餘人。
朱振彬介紹，傳習所可以看為傳統師徒制的“最佳化版”。一方面“師帶徒”共同修復古籍，老師傳授給學生完整的技藝和工作習慣；另一方面，班課的方式使得學生不止得到一位老師指點，彌補了傳統師徒制資訊單一、私人關係複雜等缺點。同時，國圖與各高職大專陸續開設古籍修復培訓班，培養千餘人次學員。在各種努力下，我國古籍修復隊伍已經由2007年時的不到百人，擴充套件到現在的千人左右。
朱振彬從18歲進入古籍修復行業，至今已經近40年。攝影/董潔旭
杜偉生依舊認為古籍修復必然是一門極為“小眾”的職業。他強調古籍修復是一門上手容易但做好很難的手藝，“目前需要古籍修復師的數量是有限的，並不是從業人數越多越好，國圖現在已經不對外招收零基礎學員了。或者說古籍是不能被快速修完的，必須一直有人在修復才能儲存這種獨門手藝，一旦斷掉手藝就會消失。”
他提出古籍修復需要特殊人才，不但要滿足傳統中“補天之手，貫蝨之睛，靈慧虛和，心細如髮”的要求，還需要視野開闊、掌握專業技術，“之前做這行不需要學歷，大家都是在實踐中歷練的。現在的年輕人眼界要更高，你看我們館，學習化學、美術史、造紙專業的都有。”
冷與熱
“自從《我在故宮修文物》之後，大家對古籍文物的興趣一下子就起來了。採訪和宣傳越來越多，我都想建議國圖搞個週期性記者招待會了。這當然是好事情，但仍然很少有人堅持這份興趣，行業也還是很難留住人。”採訪中，朱振彬向《中國慈善家》坦言。
作為古籍修復“國手”張士達的關門弟子，他親歷了這個行業的冷與熱，甚至也會擔心當下的古籍修復事業有些“虛熱”。
除了公眾的好奇心、關注度，來自企業的捐贈也讓這個行業的“景氣度”越來越高。
古籍的材質多是極易破損的紙張，損壞風險極大，據估算每翻閱一次就會折損六十餘年。雖然“儘量少翻閱”一直以來都是古籍保護工作的宗旨，但是在版本鑑定、紙張辨析等涉及文獻載體本身的工作中仍然存在動用原本的需要。
修復師的裝裱三件套：排筆、板刷、小掃帚。攝影/董潔旭
因此，自上世紀80年代起數字化便成為古籍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但一直以來，數字化就面臨著人工錄入速度慢、掃描辨識度低等難題，八十年代製作的微縮膠捲也因為技術條件限制清晰度有限。
網際網路巨頭陸續向古老的修復行業投來橄欖枝。2021年5月，阿里巴巴聯合四川大學、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國圖、浙圖等單位合作開展“漢典重光”古籍保護公益專案，搜尋流落在海外的古籍藏品，並由阿里達摩院利用“人機互動”識別鏈路技術高效高質進行數字化。位元組跳動也於6月初期捐贈一千萬元，與國圖、中國文保基金會合作成立“古籍保護專項基金”。
廉成春沒有想到的，是她創作的內容會引起抖音官方的關注，更間接促成了“古籍保護專項基金”的成立。“創作者用影片等形式展示自己與古籍間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古籍修復的使命感、古籍保護的重要性以及古籍內容的延展空間。”位元組跳動古籍保護專項基金負責人羅海嶽這樣向《中國慈善家》介紹基金成立的初衷。
“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不過目前各種公益支援都面向館藏古籍和體制內修復師，我們民間修復師也希望能參與到專案具體修復工作中。”欣喜之餘，廉成春也表達了自己更多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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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邱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