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敬三
魯迅並不知道“存在主義哲學”，他和西歐哲學中的“存在主義”是毫不相干的。他青年時代曾經一度痴迷尼采，但是那只是他對虛無主義的一種獨特的理解，其中甚至包含著和真正的尼采主義相矛盾的內容。儘管如此，如果虛心閱讀魯迅的作品，就會發現他具有“存在主義式的思考”這一事實是毋庸置疑的。文學或者思想並不是在被文學家和哲學家體系化並命名後才形成的。魯迅的文學和思想是由魯迅自身所鑄就的。就魯迅而言，其結果就是一種“存在主義的”。
一、革命與文學
在19世紀前的中國，綿延兩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已成為常態。而19世紀可以說是一個歷史轉折點。一方面是來自西歐列強的外界壓力，一方面則是來自這個國家之前就存在的複雜的民族主義的內在因素，出現了一個建立新政權的契機，儘管這一過程充滿坎坷。而孫文和魯迅正是象徵了一個時代的革命家。
生於1866年的孫文和15年後出生的魯迅如同分工協作一般，各自將新中國的建國和樹人作為畢生的事業，並在各自的整個生涯裡都在為此嘔心瀝血。兩人在青年時期都學習過醫學，並以此為人生的出發點。孫文從事實際性的革命運動，而魯迅則試圖以文學來改造國民精神。
儘管十分短暫，但他們都曾有過一段對以日本明治維新為典範的變法自強運動的改革理念確信不疑的時期。孫文在19世紀結束之前就致力於建立以漢民族主體的共和國的武裝起義，魯迅在20世紀初期到日本留學，不久後就對以推翻滿族政權為目標的愛國共和革命產生了共鳴。
1895年，孫文在廣州起義失敗，成為流亡者。他走遍了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從事革命事業，雖然屢次面臨生命危險，但仍未放棄建國的理想和熱情。建國的設想是一項需要以生命為代價的危險事業，孫文經歷了倫敦蒙難(1896)①，以及軍閥陳炯明反亂引發的危機(1922)，曾數次直面死亡的危險。但他每次都奇蹟般地脫離危機，至死都未曾放棄自己的理想。作為一個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儘管他有時也需要對現實妥協，但就其精神而言，他終生都無愧於革命家這個稱號。
與之相反，魯迅在其整個生涯中從未在真正意義上參加過革命，也從未有過建國的藍圖，但他一直關注著從孫文到毛澤東的革命，並不停追問著一個問題，那就是怎樣才能培養出革命者。因此，魯迅作為精神上的革命者參與到了對靈魂的塑造中。
對於魯迅而言，文學於現實生活是無用的，是同應用科學無緣的“餘裕的產物”（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與此同時，他也認為正是這種無效和無緣，才使文學作用於精神成為可能。而且他認為在“不安於現狀”這一點上，革命和文學具有一致性。他在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講演中，談到了文學和革命及政治的關係。
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
結果，文學家被政治家視作絆腳石而受到壓制，但魯迅說“文學家自己來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腳下槍斃”，“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捱打的”。魯迅在此處講的文學觀同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草枕》中的行人說“詩人有一種義務，那就是，用自己的手去解剖自己的屍體，再將其病情告之天下”的文學觀是完全一樣的。但在與社會的聯絡性方面，魯迅的觀點同夏目漱石之間還是有著相當大的距離的。
二、“歧路”與“窮途”
人常常在人生中的各種場合被迫作出選擇，此時，從數個可能中選擇哪一項關係到一個人的價值觀的問題，在沒有任何預先準備好的人生指南的情況下，無論結果怎樣都必須對自己作出的選擇承擔責任。不承認本質存在(essentia)先於現實存在(existentia)的存在主義哲學的信奉者，雖然獲得了自由，但卻不得不承擔孤獨和不安，以及無止境的懷疑和絕望。
魯迅在少年時期曾信奉康有為的變法自強，留學日本後又把理想寄託於章太炎和孫文的種族革命，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又對進化論產生了共鳴。但是同這些社會改革的理念相比，他更試圖從這些承擔此種理念的人類精神中，尋找到本源性的價值所在。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他時常火中取栗。而且這種態度在根本意義上，是典型的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確立於1930年代的德國思想界，在40年代才被移植到了法國，並沒有痕跡表明存在主義在魯迅生活的時代傳到了中國。非但如此，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中，甚至找不到“現實存在”這個詞語。②但是，魯迅曾在留學時代後期醉心於尼采，雖然他接受的尼采和原本的尼采主義有著相當的差距，但也可以勉強地推論他從青年時期開始就有了存在主義式的思考傾向。
生的哲學並非是在被體系化、被定義後才獲得其地位的。它在被哲學家命名並作為思想構築起來之前，就原初地存在於各人的內心深處。魯迅也並非在學習存在主義後才開始存在主義方式的思考的，他在尚未承認現實存在先於普遍的、必然的本質存在的情況下，就目睹了許多備受挫折的社會改革，在他的心靈深處存在著一種信念，那就是如果不進行國民性的改造，中國就無法起死回生。可以認為，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之下，使得魯迅在思考方式上走向了存在主義。
換言之，魯迅並不是從一個經過歐洲哲學家理論化的現實存在的哲學立場出發的，而是獨自展開了存在主義方式的思考的，這在其非創作性的文章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說《兩地書》中有以下一段：
我常覺得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有很多偏激的聲音。（第四信）
在《兩地書》的第二信中，魯迅答許廣平問時說到：
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瞿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飢，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中略）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卻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裡姑且走走。
這些文章都寫於1925年，正是魯迅寫作第二部創作集《彷徨》和散文詩集《野草》的時期。魯迅隨著時代的潮流，經歷了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時期的“吶喊”時代，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低迷之後的“彷徨”時代，並用這種心情分別為他的作品集命名。
此後，他離開北京，又從廈門輾轉到廣東，於1928年10月抵達最後的落腳點——上海，在此迎擊來自“革命文學”家的批判。從結果上，使魯迅擺脫了“只信進化論的偏頗”。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閒集·序言》）
在同一篇文章中，魯迅還提到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
這是魯迅以微帶自嘲的口吻寫下的文章，他回憶起自己在迎擊血氣方剛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之時，也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文藝論，結果從“進化論”中擺脫出來。但即便在那之後，魯迅也沒有提及過自己因此而到達的思想立場。
雖然在晚年時期，圍繞國防文學論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解散問題，魯迅同以周揚為首的上海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進行了激烈的論爭，但在另一方面，他擁護“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筆者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又宣佈“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③魯迅的這種態度讓人難以理解，也因此引起很多誤解。但是，試圖從一個固定的意識形態去認識魯迅，恐怕只會遭到魯迅本人的強烈拒絕。
三、彷徨的過客
魯迅以戲劇形式創作的作品共有兩篇④，其中的一篇《過客》中的中年旅人的身上，寄託了作者“五四退潮期”的彷徨的心境。作品中的老翁、女孩和過客，各自代表了過去、未來和現在。
不知從哪裡來，又不知往哪裡去的過客，現在正向“前面”走去。而對老人而言，“前面”是“墳”，對少女而言，那裡是“野百合和野薔薇”的美麗花園。過客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他“走得渴急了”，“腳走破了”，但還是向著前方繼續走下去。老人勸他“還不如迴轉去”，但他回答“我只得走”。因為，即使“回到那裡去”，也找不到一處“沒有名目”、“沒有地主”、“沒有驅逐和牢籠”、“沒有皮面的笑容”、“沒有眶外的眼淚”的地方。
憎恨這一切的過客，堅決拒絕迴轉，說“只得走”，“那前面的聲音叫我走”。但是，腳早就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他說“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裡呢？可是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補充我的血”。
從這位過客的決絕的堅持中，能看出未帶地圖的旅人——魯迅的真心，雖然不知道往哪裡去，但只得向前。雖然想喝些血來補充力氣，但卻不想因此而犧牲他人。過客雖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裡，但還是一意前行。魯迅在這篇文章中吐露出這樣的心聲：即使沒有路標，但也只有將自我存在的可能性投向未來。
《過客》的三名劇中人物各自代表過去、現在、未來，散文詩集《野草》裡還能看到與其相類似的設定。《秋夜》中描寫了夢見春天會在冬天之後到來的“小粉紅花”，認定“春後還是秋”的“落葉”和“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的“棗樹”。《影的告別》描寫了在“黎明”和“黃昏”交界的“無地”之處的徘徊。在“佈施者”和“求乞者”之間，“有居佈施者之上”“給予煩膩，疑心，憎惡”的“我”（《求乞者》）；被“聰明人”和“奴才”所阻礙的“傻子”（《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概而言之，搖擺於兩極之間的存在，往往是此時的魯迅的真實寫照。
編輯第二創作集《彷徨》和散文詩集《野草》時的魯迅，是名副其實的沒有休息之處的彷徨者。他被迫陷入孤獨、不安和無休止的懷疑、絕望之中。
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魯迅《自選集自序》1932年）
這個時期，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你的反抗，是為了希望光明的到來罷？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兩地書》第二十四信）。他談到自己的思想狀況，說自己處於“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之間。
對這樣的魯迅而言，“絕望”甚至也是一種“虛妄”，正與“希望”是“虛妄”一樣。在沒有指南的情況下，他只得走下去。魯迅在《彷徨》的題詞中使用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離騷》的一節，就清楚地表明瞭一個彷徨於黑夜中的過客的感懷。
四、無意識的存在主義
據說最早將德語的existentia譯成日語中的“實存”（中文譯成存在），是在西谷啟治翻譯謝林《人類的自由的本質》(1927)的時候。此後，雖然九鬼周造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的解說(1933)中使用了“實存”⑤這個詞語，但這些都是“現實存在”的縮略語。但是，存在主義哲學並沒有因此而普及，這種思潮波及全世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存在主義”是與1936年去世的魯迅毫無關聯的一個詞語。
但哲學並非是在被哲學家體系化，作為學術用語固定下來以後才出現的。人只要活著，就會在所有事情上被迫作出選擇，思考其生存方式，去創造出新的價值。對沒有既定的指南，甚至對既有指南持懷疑態度的人來說，自由選擇的空間也因此更加開闊。
但另一方面，在自由選擇的餘地擴大的同時，也必然會招致選擇時的責任和苦惱。依薩特所說，人不是從一開始就形成的，是在“選擇自己的道德的過程中形成自己”，因此而“被處以無依靠、無幫助的時時刻刻創造出人類的刑罰”，“被處以自由之刑”。⑥與自由形影相隨的是責任、苦惱、不安和孤獨。
正如魯迅說過的那樣，到達“彷徨”境界的生存方式，是隻將“黑暗與虛無”視為“實有”而“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連他自己都認為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但即使如此，被封閉在找不到出口的黑暗中，他還是不能休息，朝著前方“只得走”，即使前方是墳，也“只得走”，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這正是被處以“自由之刑”的存在主義者的生存方式。
那麼，魯迅以何為據來同“黑暗”抗戰呢？是像西歐的存在主義者主張的那樣，一切皆是自由的嗎？在沒有任何基準的情況下，試圖將自我存在的可能性面向未來去籌劃嗎？當然，事實並不如此。
在魯迅所處時代的中國，深刻的社會問題與嚴峻的日常現實是今天根本無法想象的。有很多人甚至得不到作為人的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魯迅為此而痛心，他苦苦去追尋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現實。
結果，他發現自己能做的，就是透過文學來作用於人的精神。魯迅從青年時代開始，就經歷過許多挫折，因此，他幾乎對中國人的“國民性”和他思考的一切都感到了絕望。魯迅在國民性中看出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並堅信如果不根除這種奴隸性，中國就無法獲得重生。他所看到的“存在”是必須從那裡擺脫出來的“現實存在”。筆者稱之為“啟蒙家”的魯迅的寫作活動，都是以改造這種國民性為目的積聚起來的。
但是，沒有為其預備的指南，他懷疑一切既成的“現實存在”。所以，雖然從此處產生的不安和孤獨無一不讓他絕望，但他絕不允許自己逃避“絕望”。因為他認為“絕望為之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此後魯迅的行程呢？瞿秋白說魯迅“從進化論最終地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最後得出的結論是魯迅最終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甚至至今還有不少擁護該論的意見。可是，魯迅從未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據說他甚至連《資本論》都沒有讀過。⑦
“革命文學論爭”之後，魯迅閱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書籍，還將其譯成中文，並自稱學習了比馬克思主義者更多的相關文獻。可是，關於文藝論和文藝政策，甚至在當時的蘇維埃共產黨內部都存在著不同的見解，對此，魯迅有著獨自的理解。⑧魯迅的這種態度，仍然是極為存在主義式的。這是同西歐哲學史上被體系化的存在主義的文脈無關的，只能稱為“無意識的存在主義”的魯迅的思考形態。
附記：本文的原文為日語，由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碩士畢業生魏雯女士承擔了中文稿的翻譯工作，並經過秦剛老師的校訂和修改。在此向二位表示由衷謝意。
【註釋】
①當時(1896)，流亡於倫敦的孫文被清朝公使館逮捕並監禁。次年(1897)，在英國布里斯特耳(Bristol)以“Kidnapped in London”為題刊行了此蒙難記。
②據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199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清華週刊》（1934年12月）上有關於“存在主義”的介紹文章。但“現實存在”的概念與詞語並沒有紮根於當時的中國文化界。
③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1936年8月）。本篇最初發表於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④除《過客》以外，收錄於《故事新編》（《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中的還有《起死》（本篇收入本書前沒有在報刊上發表過）。
⑤九鬼周造：《ハイデッガ一の哲學（海德格爾的哲學）》（《九鬼周造全集》第三卷，第199頁，原載1933年《巖波講座·哲學》，巖波書店）。
⑥サルトル（薩特）：《実存主義とは何か）（存在主義為何物）》，人文書院1955年版，第32-33頁。
⑦魯迅於1933年11月15日在給姚克的書信中寫到《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
⑧關於此間的事情，在筆者的《盜火者——魯迅和馬克思主義》（山田敬三：《魯迅世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233頁）中有詳細的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