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以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詹姆斯·馬地臣（James Matheson）二人為個案展開的，關於維多利亞時期“紳士資本主義”（Gentlemanly capitalism）在英帝國的興起與發展的研究。不過著者理查德· J. 格雷斯 (Richard J. Grace)更注重“紳士資本主義”對於英帝國向東南亞擴張時所起的作用，尤其這其中涉及到面向中國的鴉片貿易以及為人所知的“怡和洋行”。
威廉．渣甸，怡和洋行的創辦人之一 圖：三聯書店提供；轉自馮邦彥
詹姆士．馬地臣，怡和洋行的創辦人之一 圖：三聯書店提供；轉自馮邦彥
與以往近代帝國貿易與擴張研究不同，理查德· J. 格雷斯強調自己專注梳理兩位生活在維多利亞時期的企業家的一生與他們的事業，他們早期在中英貿易中，不管是經濟還是政治扮演著重要角色，透過他們，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那個與我們近代中國息息相關的，英帝國的縮影。
所以《大銀行家》（Opium and Empire: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William Jardine and James Matheson），中譯名強調了這本書中兩位主角在這段歷史中的角色（事實是因鴉片貿易而發家的角色），2014年出版的英文原著名則清晰說明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馬地臣與鴉片貿易和帝國的關係，而這也是這本書要論述的中心。
既然講述的是作為個體的兩位企業家的人生，書以二人出生為序章。為了凸顯二人的人生與他們所處的大時代緊密相連，對於二位的出生與成長經歷，理查德結合當時社會與歷史事件進行考察。如“利己主義”的提出，“高地大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低地清洗”（“Lowland Clearances”），鴉片作為止痛劑如何被學醫的威廉·渣甸認識。儘管威廉很早萌生了從商的念頭，但他能踏上廣州的土地，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船上的外科醫生助理的身份。在此要注意的是，理查德如何處理威廉思想轉變這個問題。這不是一個新鮮且困難的做法。威廉一方面透過船上的實踐對醫術駕輕就熟，另一方面，繁榮複雜的東方讓他不禁與自己生長地作比較，儘管最初他並沒有留戀廣州，但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所設的員工待遇，以及當地（澳門與廣州）的生活，都一直在吸引著他。一個威廉繼續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服務並留在廣州的契機，是商船海戰與船員患病需要船上醫生。
極具戲劇性的，是詹姆斯·馬地臣比威廉年輕十幾歲，早期從商經歷甚為坎坷，但他比威廉更懂得鴉片作為商品的重要性。他在印度的經驗使他知道如何把高質量的鴉片在中國傾售，他甚至能在鴉片陷入稀缺狀態時，還能透過檢驗鴉片來告訴代理商們鴉片的適銷性。
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馬地臣不是一開始就一起到印度或廣州從商，或者說他們並非一開始就是大資本家合作伙伴的關係，同時，他們也不是一直在廣州發展，銷售鴉片。有了英國、印度、中國等各國各地的行商經驗，尤其見證了英國戰後衰敗及與中國貿易關係的轉變，他們才瞄準了鴉片的中國市場，併為之著力。兜兜轉轉間，二人成為合夥人的時候，都已經具有一定的關係網路和客戶資源，並且能在“自由貿易”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使自己公司達到一定規模且顯示出比外交特權還重要的能力。而他們的能力也足夠影響當時英國議會對華政策。“怡和洋行”也是基於二人在華貿易具備一定實力和地位以後所成立。
不禁要問，為何鴉片最終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個關鍵詞。一是“私商”，一是壟斷。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華從事的貿易活動，壟斷了中國的茶葉運輸。而早期在華冒險的英人或多或少成為了東印度公司以外的“私商”（如威廉和詹姆斯），要想突破壟斷——比如當時在華英國私商就寄望怡和洋行可以打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必然要自尋新商路。鴉片及其市場前景，無疑是二人熟悉的領域，因而成為怡和洋行打破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的最重要的商品。鴉片銷售需要幾個關鍵環節作為支撐。一是負責傳播情報的報紙（《廣州紀錄報》《廣州行情報》），二是影響航線尤其貿易效率的航運技術，三是機密電報這樣的通訊裝置。理查德發現，那些刊登在在華西報的物價與航運廣告——這些資訊常被研究者忽略——其實是怡和洋行對外發布的十分重要的情報資訊，它反映著鴉片行情，以及影響著廣州以外的市場的波動。
報紙上顯示的行情，很大程度反映著英國鴉片貿易商人投機心理。鴉片價格的變動可以讓商人賺到盆滿缽滿，也可以讓他們一無所有，所以上述所說的三個關鍵甚為重要。理查德以材料表明，其實鴉片貿易已顯示出它價值開始下跌，怡和洋行其他貿易業務都會超過鴉片貿易的價值，諷刺的是，鴉片的地位仍無可取代。商人如果要穩定這項風險與投機成正比的交易，就要降低風險，保證銷量，提高利潤。在華英商的應對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去給英國政府派華的官員施加壓力，要求自己在華利益獲得保障。英政府認同推動鴉片在華合法化。不過，渣甸反對。持同樣反對意見的是清政府，不過前者在乎的是商業利潤，後者從道德層面上考慮這個問題。朝廷官員難道就沒有在乎鴉片謀利之事嗎？有。再者在華英商從事鴉片貿易不只有怡和洋行，鴉片行情的波動還存在英商之間在華的競爭問題。換言之，鴉片貿易中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不少問題不是單一的英商方與中國官員方對立關係可以解釋。
在鴉片貿易中，商人人對中英政策變動的預判很大程度影響自己的算盤，甚至影響整個行業。當清政府開始對在華英商售賣鴉片轉變強硬態度後，怡和洋行的鴉片生意必然受到很大影響。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強硬也給了當地民眾反對在華英人的勇氣。發生於廣州基層社會中，因鴉片而起的民族矛盾，應值得注意。林則徐在眾人期待下來到廣東整頓鴉片，不過馬地臣當時對林則徐的出現預判為“虛張聲勢”，一週後才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錯誤低估鴉片在中國積累的矛盾不止怡和洋行，英政府及來華官員也同樣沒有十分關注鴉片可能帶來什麼後果。換言之，讓在華英商因鴉片貿易而陷入困境的還有英政府的錯誤決策。更有意思的是，理查德還注意到，如果英商與英政府背道而馳的話，英商獲得利益大於他們站在同一立場上，而這一點，也是英商不斷影響英政府對華政策背後的關鍵。可以說，《南京條約》也體現出在華英商的對華要求。如果說林則徐硝煙與鴉片戰爭同樣使鴉片走私變得十分困難，這樣的情況反而凸顯了英商的應變能力，換言之，即使中英官方明面上同意禁止鴉片貿易，怡和洋行等英商依然想方設法在鴉片走私上謀利。不管如何，發生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馬地臣等人結束中國商貿及離開中國的契機，歸國以後，他們從事銀行家的事務，也參與英國重要的政治活動，至此，他們仍然運用著他們多年以來積累的資源為自己謀利，不過死亡也離他們不遠（馬地臣倒是活得久一些）……
概言之，《大銀行家》是一本著者自稱是客觀傳記，但不只是傳記的中英關係史書。可以看作，這是以兩位曾參與過在華貿易的重要商人的一生為視角，重新審視中英鴉片戰爭前後，除了被統稱的英國商人、中國朝廷、英國政府這些群體以外，重要的具體的參與者對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真實態度與行動是如何，他們又如何影響、推進了這一事件的發生。正如理查德在書中所說，過分標籤化這段歷史及其中的人，會使我們無法全面瞭解這些人，更沒辦法客觀看待這一歷史事件。
最後，我們還要從整體上檢視理查德所提出的“紳士資本主義”（Gentlemanly capitalism）是否適用於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馬地臣。“紳士資本主義”由凱恩和霍普金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的術語，意指18世紀至20世紀，某一特定群體因自身勞動力被空餘出來，因而利用自己的資源與社會網路，從事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活動。在英國對外擴張時期，這一群體是英政府對外輸出的精英，是重要的帝國代理人，他們或多或少肩負著自己國家賦予自己的任務，即幫助英帝國開拓海外市場，增加影響力即促進對他國的入侵。有一點可以反駁，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馬地臣白手興家，並且他們不是莊園地主。不過因為他們在特殊時代所萌生的冒險精神，以及準確的眼界，讓他們得以變成極具影響力的在華紳士資本主義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