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香港、澳門和大陸已經能間接通郵。期間，88歲的張學良接到了一封來自大陸老友的信函，感慨萬千。不久後，他激動地寄出了通往睽違四十年之久的大陸的第一封信：

“御之夫人惠鑑：十一月十日來信和相片八張，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撫養子女成人，重遠有知，當亦含笑地下也。我也為你驕傲。願上帝祝福你們！”

張學良在信中稱呼的這位“御之夫人”，正是他闊別多年的老友侯御之。也許很多人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但是這位女性的履歷卻讓人過目難忘。

侯御之是民國曆史上罕見的超級女學霸，不僅8歲就考取“庚子賠款赴日公費留學生”，能說七國語言，而且極具音樂才華，她被在日本的各國外交官尊稱為“公主殿下”。除此之外，她還是中國第一位女法學博士，是當年燕京大學最年輕的女教授。

按理說，這樣一位才貌超群的女性，一生定然精彩無限，前途無量。但是誰能想到，在她寄信給張學良的這一年，她已經告別法學工作50年有餘。她的丈夫也已經離開她46年之久，唯一的兒子先她一步心梗離世，而風燭殘年的她還患上了癌症。

那時她的左肺全切，右肺肺氣氣腫，加上喉返神經被切除，她的氣管已經不能正常閉合，每吃一頓飯，都要被嗆得汗淋窒息。這樣的晚景常常讓人忘了，在她昔年的風華里，她曾是個能彈善唱的才女……而她所有人生軌跡的改變，都要從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說起。

01

侯御之，1912年生於北京的一個傳教士家庭。除了母病早逝，從小缺乏母愛這一點外，她是一個被上帝開了無數扇窗的女孩。由於父親重視教育，加上侯御之天資聰穎，她的成才之路實屬一帆風順。

8歲那年，侯御之便考取公費留學生資格，赴日留學；在日本讀書期間，她不僅門門功課第一，還習得了七國語言；與此同時，侯御之的音樂天賦十分出眾，唱歌劇、做指揮、奏鋼琴，樣樣出色。因此，她常常在聚會中震驚四座。

優異的成績、出眾的才華、典雅的氣質……這個集萬千榮耀於一身的中國女孩，在日期間贏得了很多日本人的青眼與尊重。只不過彼時的侯御之身在東洋，卻心繫祖國。

當時適逢日本號召國民大批定居旅順和大連，其侵華野心昭然若揭，不少留學生常常上街進行愛國遊行活動，這些人當中就有侯御之。侯御之的歌聲悲壯、指揮有力，她的加入常常能將抗議活動推向高潮。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侯御之結識了這些遊行活動的實際組織者杜重遠。杜重遠和侯御之一樣，同為在日的愛國留學生。當時杜學習的是陶瓷製造，一心希望有朝一日透過實業救國。

侯御之對這個身懷抱負又才華橫溢的青年很是敬佩，常常去聽他的愛國演講，參加他組織的活動。而她沒想到，不久之後，杜重遠竟對自己表白了。當時由於兩人之間存在十幾歲的年齡差距，加上杜重遠身上負有一段包辦婚姻，侯御之很自然地拒絕了對方的求愛。

只不過，侯御之的決絕，帶給杜重遠的反而是更多的不捨。在那之後的幾年裡，杜重遠還是鍥而不捨地給侯御之寫信。一直到1930年，18歲的侯御之以第一名的成績從京都大學畢業。而此時的杜重遠已經畢業7年，回國後他在瀋陽創辦了肇新窯業，開啟了自己的實業救國夢。

侯御之畢業領獎那日，杜重遠不畏路途遙遙，特意趕到學校為她拍了照片。這份情意在侯御之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畢業後，她雖然沒有和杜重遠走到一起，卻深受其救國理想的影響。為此，侯御之放棄了擅長的音樂，全心攻讀法學博士，以求將來為祖國挽回喪失的權益。

1932年秋，侯御之學成歸來，成為中國的第一位女法學博士。當時日本高等學府、各國使館紛紛帶著優厚的條件來函聘職，侯御之卻一一拒絕了。而後她選擇回到北平的燕京大學工作。其間，她一邊任教，一邊撰寫《刑法學》，聲名在外，頗受好評。

一日，侯御之站在宿舍窗前，看到了一隻別緻的雁形風箏，正面寫著“不傳訊息只傳情”，背面上的字是“我在這裡等你”。

原來一晃幾年過去，是杜重遠再次回來找她了。這一次，杜重遠已經解除了早年的包辦婚約。並且再見之時，杜已經是《生活》週刊的撰稿，並以記者的全新身份投入到了抗日活動。

兜兜轉轉，侯御之終是為杜重遠的一片真心打動了。這個執著於救國理想的年輕人，原來同樣執著於自己。杭州西子湖畔，他們緣定三生。那一日，張學良為他們送去一枚心形金盾作為訂婚賀禮，並致賀詞：

“我送的這顆愛心，象徵著你們永結同心，也代表著我們萬眾一心，復我山河。”

02

由於日寇不斷進犯，侯御之逐漸意識到，在這些窮兇極惡的侵略者們面前，所謂法律也不過一紙空文。從那時起，她決定走下講壇，和丈夫一同奔赴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之路。

1933年初，杜重遠與侯御之在上海舉行了盛大的婚禮。當時，杜重遠買下了位於淮海路的上千平方的大豪宅，光是花園就有六畝地。當然，這不僅是想給妻子一個驚喜，更是出於鬥爭環境的需要。

當時的杜重遠已經秘密加入了地下抗日工作，他常與周恩來、潘漢年等人在此聯絡、開會，因此需要這樣一個豪宅作為掩體。而侯御之也將配合工作做得很好。

一次深夜，杜重遠以麻將桌作為掩護，正和潘漢年等人密談，卻突然有一隊人氣勢洶洶地上門查問。面對這群不速之客，逃跑已經來不及，好在侯御之急中生智。她當即換上了一身尊貴的和服，一臉慍怒地走下了樓，隨即用一口流利的日語道出了自己和許多日本軍界高層的關係，嚇得對方連連道歉，倉皇撤走。為此，朋友們都稱她為“女諸葛”。

是年年底，由於《生活》週刊被查禁，主編流亡海外，杜重遠選擇頂著白色恐怖，挺身而出重新創辦《新生》週刊。期間，侯御之全力協助丈夫修改、編髮稿件。

為了給前線供應物資，杜重遠四下奔走，開辦瓷廠，侯御之就幫著丈夫應付催款單、籌集資金。緊鑼密鼓的抗日工作，讓兩人的心捱得更近了。可是不久後，噩耗傳來。

1935年，杜重遠因涉嫌在《新生》週刊上“侮辱天皇”，在日本人的壓力下被捕入獄。當時的侯御之已經身懷六甲。為了營救丈夫，她頂著驕陽，四處奔波；為了照顧丈夫，她不顧飢鼠繞床、蝙蝠飛舞，住在監獄附近的破廟裡，以自己所學的法律知識，將強加在丈夫身上的罪狀一一駁回。

她用多種語言翻譯了洋洋灑灑的《抗告書》，發表在海內外的各大刊物上，為丈夫爭取輿論的支援。終於，經過一年的奔走，杜重遠被准許保外就醫。遺憾的是，侯御之卻因為勞累過度，永遠失去了肚子裡的孩子。

杜重遠出獄後，隨即借前往南京開會的機會，給張學良和楊虎城做聯共抗日的工作，共商救國大計。短短兩週後，“西安事變”爆發。而杜重遠不出意外地被以“幕後策劃者”的罪名逮捕，再次入獄。

侯御之來到機場送行時，十分清楚丈夫此次一去，生死難料，但她還是竭力剋制自己的悲傷，含淚把時間留給丈夫和他的同時安排陶廠後事。

等侯御之再次見到丈夫，已經是8個月以後了。此時國共已經再次合作，杜重遠經過同志們的營救也再度獲釋。然而，作為一個著名企業家，一個積極抗日分子，杜重遠的處境依舊危險，日本人對他的通緝從未停止過。

為了躲避暗殺，侯御之不得不改名換姓，不斷更換住處，後又流亡到香港。其間，侯御之同他相依相偎，形影不離。

後來，杜重遠決定帶著舉家前往新疆，因為當時的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是他在留日期間的同學。他見盛世才在新疆高舉抗日旗幟，廣納英才，因而產生了幫助老同學將新疆建設為抗日基地的想法。

可誰也沒有想到，這卻成了一家人噩夢的開始。

03

對於侯御之這樣一個貴族小姐而言，從香港花園洋房到新疆的粗陋氈屋，這樣的物質生活落差是非常明顯的，但侯御之還是十分平靜地留了下來。

杜重遠曾飽含愧疚地問妻子：“在上海沒讓你過上安穩生活，現在你又要隨我去新疆過更苦的日子，要我怎樣回報你？”

侯御之笑了笑，又不無期待地說：“抗戰勝利了，你一定要陪我去倫敦喝一次下午茶。”

就這樣，新疆雖然環境艱苦，但是侯御之守著丈夫和子女在這裡，倒也甘之如飴。杜重遠時任新疆學院院長，主要在外培養人才，創辦進步刊物，而侯御之則在家全心哺育兒女。閒暇時光，她喜歡把這個小家描進她筆下的五彩世界裡，盡顯溫馨浪漫。

與此同時，現實世界裡的疾風暴雨卻在悄悄醞釀。

隨著新疆學院在當地越辦越好，辦學卓有成效的杜重遠的社會威望越來越高，老同學盛世才對他的態度慢慢從接納變成了嫉恨。更糟糕的是，隨著革命環境的變化，盛世才開始公然背叛革命，瘋狂迫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杜重遠無可避免地被捲入了這場政治風波。多年後，那次慘痛的經歷還讓侯御之歷歷在目：“重遠被捕後，夜間，廚師傭人全部撤退，席捲一空。家中粒米無存，我想燒壺開水，還要到遠處打水。孩子幼小，鄰里不敢同情我這個‘叛逆家屬’，我喊叫一夜，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侯御之一度前往特務機關找人。只是每一次，她都會被偵緝隊粗暴地拖回。不久後，她和孩子們也被捕入獄。在監獄中，小女兒才剛剛出生，長期的營養不良和精神折磨讓侯御之一度陷入暈厥。而喪心病狂的盛世才竟趁機派人來奪她的孩子，將其剛出生的女兒扔到了零下四十多度的雪地中，好在被一名白俄助產護士救下。

迫於周恩來、宋慶齡等人的壓力，盛世才不敢將杜重遠一家在監獄中處決。於是，他又慘無人道地將侯御之和孩子們關進了當地的肺結核醫院，試圖用疾病這把軟刀子殺人。

由於醫院裡經常有病人大口吐出鮮血，侯御之的大女兒在入院不久後就因驚嚇過度，患上了小兒精神紊亂。兩個月後，盛世才在確定母子幾人全部患上了肺結核後，才重新將他們軟禁在家裡。

那段時間，盛世才不允許他們一家與外界的人有任何接觸，不僅不給他們任何的衣食供給，還凍結了他們的全部賬戶。在這種絕境下，侯御之和她的幾個孩子，又病又餓，三五日吃不得一頓飽飯，已經遊離在死亡的邊緣。

那時唯一讓一息尚存的侯御之堅持活著的理由只有一個——孩子。她的三個孩子們，一個三歲，一個兩歲，最小的一個還在襁褓之中。面對孩子們可憐的目光，她想起了獄中的丈夫最後對她說的話：“我在這裡一切都好，望你好好照顧孩子，務必撫養他們長大……”

想到這裡，她又強打精神，掙扎著起來給孩子們喂幾口奶，喂一點發黴的果醬。在母性的支援下，身染重病的她一度強闖戒備森嚴的督辦公署，懇求他們公正處理，放過自己年幼的孩子。

遺憾的是，這一切都是徒勞。侯御之的苦難一直持續到1944年，盛世才被調往重慶。

04

也是在盛世才離開以後，侯御之才得到那個讓她感到天崩地裂的噩耗：杜重遠已經遇害了。這一年，侯御之不過32歲。

在那之後，她一直強忍著悲痛，四處打探丈夫遇害的訊息。她要知道，丈夫是如何遇害的，最後究竟又殞命何處。可惜她查探了新疆大大小小的監獄，均無所獲。為此，她一度以為丈夫尚在人世。直到有一天，杜重遠的獄友來訪，含淚向她說出了杜重遠生前忍受種種酷刑的經過。

那一刻，侯御之確信丈夫再也不會回來了。從此，她開始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說話，以各種方式折磨自己。有人說她瘋了，她也不在乎。直到孩子後來的一聲哭泣，把她拉回了現實。

“萬一我遇害了，你千萬這樣想，離散了一家，團圓了萬家。”這是丈夫生前對她說過的一句話。如今，丈夫為愛國而死，她卻要為愛他而生！

在經歷四個多月的煎熬之後，侯御之接到監獄的通知，前去認領丈夫的遺物。為了不讓那些冷酷的獄卒們看笑話，她一路上顯得十分平靜，沒有流一滴眼淚。走出牢房後，她翻開了丈夫最後留下的日記本，扉頁上血跡斑斑，最後一句話寫的是：

“抗戰必勝，原諒我，最遠的下午茶，我卻失約了。”

看到這句話，侯御之再也抑制不住心頭的悲慼，倒在了自家門口。

在復仇之心的支撐下，侯御之帶著三個生病的孩子回到重慶，一紙訴狀向國民政府控告了盛世才“殺人枉法”的罪過，請求申冤。然而，亂世之中的一紙呈文，哪裡抵得上盛世才的黃金萬兩。病痛、失望和情緒的折磨接連擊垮了侯御之。

當時，侯御之的大女兒因胸膜結核惡化，已經命在旦夕。所幸在周恩來的關懷下，一家人被送回上海治療。回到昔日的這棟花園別墅，一切物是人非。侯御之也不免觸景傷懷，幾個孩子常常問她爸爸去哪兒了，她只能一日一日地哄著：“爸爸就快回來了。”

但是孩子們不理解，為什麼媽媽每次說到爸爸快要回來了，就很傷心。後來，為了給孩子們治病，繼續維持生計，侯御之賣掉了這棟丈夫曾為她買下的別墅。母子四人從此東一處、西一處地，或門樓、或弄堂，四處租住、流落。

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的關心下，一家人的生活才實現了穩定。餘生，侯御之將全部精力放在了對幾個孩子的培養上。但是幾個孩子因為肺病的後遺症，免疫力低下，動不動就要發燒，入學也只好一再推遲。

為了解決孩子上學困難的問題，侯御之在病床前親自給幾個孩子授課。三個孩子在她的教導下，僅用三年就學完了中小學的全部課程，而且成績相當出色。

1963年，這三個沒有正式上過一天學的孩子分別被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和上海交通大學錄取。對侯御之來說，這是對丈夫在天之靈最好的告慰。

侯御之晚年最大的遺憾，其實是自己一生所學未能用於社會，因此她常常勉勵三個子女完成父親未竟之事業。兩個女兒後期在母親的感召下，全部在大陸創辦了公司。她們奔走海內外，為國內吸引了諸多實力雄厚的外資，還促成了多個能源大專案，很好地繼承了父親實業興國的遺志。

1998年6月21日，侯御之在與癌症抗爭了十八年後，在病床上平靜結束了自己苦難而輝煌的一生。彌留之際，她說自己的遺願是希望能把丈夫一生為國忘家的事蹟，留給後人。

何止是杜重遠呢，其實是杜重遠和侯御之的烽火人生，作為後輩的我們，世代不敢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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