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陝西網
“革命英才的搖籃。”
——這是習仲勳在2000年給“綏德師範”的題詞。 這裡，曾經培養了劉瀾濤、常黎夫、賈拓夫、馬文瑞等一大批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革命者。
百年綏師，有著輝煌的歷程：1923年，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成立，第二任校長李子洲等人在這裡傳播馬克思主義、建立黨團組織；1934年，學校更名為陝西省立綏德師範學校，簡稱綏師；1941年，改名為陝甘寧邊區綏德師範學校，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為前線輸送大批革命英才；1978年後，學校先後變更為中等師範、高中等；2017年7月學校併入榆林學院，成為榆林學院綏德師範校區。
近百年來，綏師向陝北乃至中國傳播著革命之火、信仰之火、文明之火。
（插畫/張永文）
播革命之火
——堅持“求學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學”的追求
記者 徐旻禾 劉甜甜
某種意義上說，有兩個綏師，一個是實體意義上的綏師，一個是精神意義上的綏師。近百年來，實體意義上的綏師不斷變化，校名幾度更替、校址不斷遷移，但精神意義上的綏師，在很多人心中卻未曾改變，人們依然認可她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座紅色寶庫，是“西北革命策源地”和“革命英才的搖籃”。
鏡頭推回到1924年。“春雷一聲天放光，小城回來了讀書郎，興教辦學振家邦，綏德後生一肩扛，為國為民不惜命，年輕娃娃當校長……”在富有陝北風情的說書聲中，學生們扭起了秧歌，歡迎李子洲到省立第四師範任校長。
這是榆林學院校史劇《播火者》中的一幕，飾演學生的演員都是榆林學院本部和綏德師範校區的在校生，富有活力的校園場景再現了以李子洲為代表的進步人士在陝北播火的時代景觀。
△ 綏德師範校史話劇《播火者》劇照
許多人在追尋校史起源時，都會將那段歷史看作綏師與時代的第一次共振。建校近百年來，在許多重要的時代轉折關頭，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綏師能延續至今，是因為無論多麼艱難困苦，她一直在跟著時代潮流前進。”原綏德師範學校黨委書記武軍說。
覺醒年代
陝北民眾的覺醒始於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的建立。
那時的陝北由於地廣人稀、地理閉塞，導致教育落後，文化傳播困難。外出學習的學子們慢慢明白，陝北之所以落後，根源就在教育落後，民智未開。
1922年，在北京大學上學的李子洲、呼延震東和在天津南開中學上學的白超然獲悉陝西擬建第四師範學校的訊息，便立即聯合陝北教育家杜斌丞等人四處奔走，最終將這所學校選址到綏德，簡稱四師。
1923年秋季四師開學，在陝北轟動一時。但不久以後，學校因管理問題引起學生不滿，要求撤換校長。從北大哲學系畢業的李子洲，成為四師第二任校長。
“李子洲是在劉天章、李大釗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回陝北也是受到李大釗的指派，肩負著傳播五四精神，或者說傳播共產主義火種的任務。”原綏德師範學校校長、榆林學院綏德師範校區管委會主任王守文說，李子洲任校長後，立刻前往北京拜訪李大釗，為四師聘請進步教師。
北京這一趟，李子洲還帶回中共北京區委的指示：基於國共合作已經形成的有利時機，批准由李子洲、王復生和王懋廷組成陝北問題工作小組，指定李子洲和王懋廷為北京黨組織直屬特別通訊員，在陝北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
“明面上他們來當教員，實際上更主要的工作是李大釗派來協助李子洲開展黨政工作。他們透過建立黨團組織，開啟了在陝北播火的歷程。”王守文說。
1924年秋季的開學典禮上，李子洲宣稱自己“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種子而遷就此職，並非只為師資教育、個人職業。”
當年下半年，王懋廷就開始在青年師生中發現和培養黨、團組織的發展物件，吸收同學加入共進社，並建立了共進社綏德分社。很快，他們在四師秘密建立起陝北第一個黨組織——中共綏德（四師）小組，直屬中共北京區委領導，後來又成立陝北第一個團組織——SY（社會主義青年團）綏德（四師）支部，直屬上海團中央局領導。
榆林中學綏德籍學生張肇勤、李登霄放寒假回綏德，也在四師由李子洲、王懋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以後榆林黨、團組織的建立打下基礎。
1925年初，中共綏德（四師）支部成立，直屬中共北京區委，活動範圍是陝北各地，李子洲以校長身份應酬交際，為黨、團組織的發展剷除環境障礙。
開學後，張肇勤、李登霄從綏德返回榆林中學，隨之成立團小組，不久團小組又改為共青團榆中支部，隸屬共青團綏德(四師)支部。
春夏之交時，中共綏德（四師）支部經過半年多時間，黨員數量不斷增加，隊伍不斷壯大，僅四師校內就有十多名黨員。
之後，四師和榆林中學的學生走出校門，陸續在神木、府谷、定邊等縣，甚至是山西汾陽、寧夏銀川等地先後建立了黨團組織，一些縣城及重要村鎮均有黨的組織。
“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局的一份報告裡，提到當年11月、12月，陝北已有黨員200多名。”王守文說。
1926年前往四師任教的劉尚達還記得，剛到學校時不論在四師教員中，還是在學生中，到處都洋溢著一種奮發向上的革命朝氣。“我們一到這裡，就感到自己投身於火熱的熔爐之中，溫暖的懷抱之中。”
劉尚達入校不久，李子洲和延安四中校長呼延震東剛剛開完陝北三校教育會議。他們在返回學校的第一時間便組織會議，派劉尚達跟隨呼延震東校長和田均田到延安去開展建黨工作。
至1927年，陝北23個縣中的17個縣都建立了黨組織，還有一個軍隊黨組織，其中由四師黨員學生建立的黨組織就有15個。四師80%的師生成為黨團成員。
當時陝北流傳這樣的歌謠：“若要強，扛鋼槍。強上強，上學堂。”這裡的學堂指的就是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
中共黨團組織在學校的建立和發展，以及領導的轟轟烈烈的革命活動，使學校聲名大噪，被譽為陝北的“上海大學”，從而使四師成為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陝北革命的活動中心，有力地吸引著各地的有志青年。
2021年4月，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會長朱善璐來到學校調研，提出北大和綏師紅色基因一脈相承、精神譜系一脈相承，北京大學革命的火種和陝北綏師革命的火花應該連在一起，把紅色關係恢復、復興起來，這不僅有歷史意義，還有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綏師是個偉大的學校，是李大釗代表黨播撒馬克思主義集中開花最明顯、效果最直接的地方。”朱善璐說。
培育英才
存放在陝西省檔案館的一份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學則》上記載著四師的辦學宗旨：“發展青年身心，培養積極道德，注重科學教育，造就優良師資。”
李子洲講得就更具體了：“本校的宗旨為培養新的師資，改變落後面貌。要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生，喚醒工農勞苦大眾，一起改造中國。”
△ 陝北共產黨發起人—李子洲
在開學第一天，他就向師生宣告：“本校的辦學原則為求學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學。如求學而忘革命非真求學，革命而忘求學非真革命。”
把一所學校辦好，本身就是革命。“由此可見，在四師創立之初，李子洲就把教育和改造社會緊密地結合起來了，著眼於服務社會，教書育人，並依此進行教學和革命實踐。”原綏德師範學校黨委書記武軍說，李子洲的辦學理念同時受到李大釗和蔡元培的影響。
在李子洲接任四師校長前，學校死氣沉沉，學生除上課讀書外，國家大事、人民疾苦，概不聞問。他到任後進京拜訪李大釗，還在北大的校報上發出招聘啟事。
此後不久，楊明軒成為教務主任，常漢三成為訓育主任，王懋廷、田伯蔭、韓叔勳、李瑞陽、蔡南軒等北大、北師大的進步知識分子來到四師成為教員，這標誌著李子洲的教學改革開始了。
在教學方面，四師首先把馬列主義理論列為必修課，由李子洲親自講授。國文課以“愛國主義教育和提倡唯物論、科學宇宙觀，反帝反封建反對唯心主義”為中心，學校自行選編教材講義。還增加了民間文學的內容，並組織學生下鄉收集民歌、民謠、秧歌詞等民間文學。同時，輔導群眾文化活動，使課堂更貼近於社會生活。
課外，李子洲總是想方設法邀請各路名人來四師，讓他們把外面的世界介紹給師生，使大家開闊視野、增長見識。
李子洲的友人惠又光來到綏德，就被請來給師生們講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結交孫中山的過程，以及日本的政治、軍事等情況。共進社社員嚴敬齋留美歸來，就被邀請來校講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俗風情，以及中國留學生和華僑在美國的生活狀況等。史可軒從蘇聯回國，也被請來作關於旅蘇觀感的報告。楊虎城、魏野疇等知名人士途經綏徳時，四師都組織了演講會、報告會。
與此同時，四師還強調教學和實驗、實習相結合，做到學用一致。每逢星期天就會組織學生到附近農村做宣傳和調査工作，圖書館備有許多進步書刊，還特設政治問答欄，學生提出疑難問題，由教師筆答。
為了喚醒更多的民眾，學校接辦了綏徳的平民學校，由學生執教。這不僅讓學生得到實習鍛鍊，又擴大了社會教育，培養了一批工農革命骨幹力量。寒假時四師還要求學生回鄉辦補習學校和夜校，在進行文化普及的同時進行革命宣傳。這為四師師生和人民群眾密切接觸、傳播革命思想提供了機會和場所。黨組織在四師內部建立後，很多活動都在平民學校內進行，那裡基本上成了黨的活動中心。
為了加強革命教育，四師先後向黃埔軍校、上海大學、甘肅軍校輸送學員，劉志丹、霍世傑、張肇勤等都在其中。透過外出學習，這些師生思想境界有了新的變化，明白了只有徹底革命才是改造社會的唯一出路的道理，這為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奠定了人才和教育基礎。
在教學內容革新的基礎上，四師也在教育管理上作出了重大變革，實行了科學民主的管理辦法。在校友收集的楊明軒的遺物中，就有四師組織教育大綱和教育組織管理，像學籍管理、圖書館管理等，即使用現代的眼光來審視它，當年組織大綱的內容也不落伍。“這裡面提出師範教育不是培養學生的職業問題，師範不應看成一種職業，而應是一種事業。”原綏德師範學校副校長張傑說。
正是因為學校能夠從社會鬥爭的實際需要出發，堅持為現實鬥爭服務、教書育人的方針，才能培養出大批優秀的人才。據不完全統計，近百年來，學校有3位校友成為副國級領導，有60多位校友成為新中國黨政軍的高階幹部，有8位校友擔任過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有70多位校友為中國革命英勇犧牲。
播下火種
不止一位黨史專家說過，研究陝北革命史，絕對繞不開四師。
原綏德師範學校副校長張傑因為參與編纂校史的工作，對於陝甘革命根據地建立過程中，涉及的學生姓名、就讀班級都記得十分清楚。許多活動都有四師人的身影，且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1924年，已經是安定民團團總的謝子長從北大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回到陝西，向黨組織報道，李子洲指導他“你繼續回去，帶你的民團，我們要在陝北幹革命，你那裡大有可為！”
1924年年底，黨組織在綏德發展瓦窯堡駐軍中的李象九、史唯然、王有才等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陝北國民軍中種下第一顆革命的種子，後來這支部隊成為清澗起義的主要力量。
1925年秋天，李子洲送劉志丹去黃埔軍校學習，叮囑他：“光搞學潮不行，要學會訓練軍隊，學會打仗，指揮軍隊。”
從1925年到1927年，學校面臨被封閉，四師派出100餘人去各地軍校、部隊學軍事，搞兵運活動，正是這些人成為後來陝北革命武裝鬥爭的骨幹力量。
陝北革命武裝和陝甘游擊隊從無到有，由小至大，不斷髮展壯大，使分別建立的陝北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得到不斷髮展直至連成一片，成為西北革命根據地，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1926年11月西安解圍後，李子洲被調往西安，學校黨支部由常漢三負責，他繼任校長後，繼續堅持“求學和革命鬥爭實踐相結合”的宗旨，一方面有計劃、有組織地讓學生在大革命的風浪中去鍛鍊，另一方面堅持嚴以教學的方針，要求師生必須認真教學、刻苦讀書。常漢三把辦公室設在大門旁邊的一間房子裡，上課期間學生一律不許外出，凡是進出校門的人，他都一清二楚。
張傑介紹，在我國革命的歷史上，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基本都是先建立武裝力量，再由武裝力量打下根據地，在根據地建立地方黨組織。而只有陝北，是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下像春雨潤澤萬物一樣，一點一滴、無聲無息地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開闢出來的地方黨團工作，奠定了以後革命大發展的基礎。
在黨團組織的領導下，四師的革命實踐活動非常活躍。每逢重大紀念日，學校總要充分利用一切機會組織各種紀念活動，既教育了青年學生，又發動了群眾。
1925年年初，四師成立了學生會，後又與榆林中學等陝北較大的中小學校學生會聯合組成陝北學生聯合會。組織學生針對反動上層發動學潮，發動當地的農民運動，進行群眾性文化教育活動，在實踐中鍛鍊青年學生。
3月15日，李子洲組織四師師生積極參加了陝西國民會議促成會在綏德舉行的各分會代表會議。孫中山逝世的噩耗傳來後，四師黨組織領導全校師生和地方各界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並立碑銘志。
“五卅慘案”發生後，學校停課兩週，一方面成立“後援會”，發動和領導綏德城鄉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等聲援活動；另一方面，把青年學生組織起來，在“到民間去”的號召下，分赴葭縣（今佳縣）、吳堡等地發動群眾捐款，支援上海工人的罷工鬥爭，從而在整個陝北地區形成了以綏徳為中心的聲援工人大罷工鬥爭的高潮。
一場場鬥爭不僅喚醒了民眾，而且增強了各階層人民反帝鬥爭的意志。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四師學生會會同國民黨綏德縣黨部、陝北青年社、陝北非基同盟會等組織，於3月24日在綏德聯合召開市民大會，憤怒聲討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通過了給遇難者家屬的慰問電和警告各國公使的通電，並由教務主任楊明軒和共產黨員田伯英老師主演了王子休趕寫的三幕話劇《被毀的血書》。劇情悲憤激昂，使校內外觀眾深受感動和教育。
與此同時，學校黨團組織還積極開展工農運動和兵運鬥爭。1926年，四師黨組織透過學生會和陝北青年社，領導腳戶和農民成立“腳戶自保會”。腳戶自保會領導腳戶和學生、農民聯合行動，迫使官方取消了專門敲詐勒索腳戶的幫會組織，又成立了綏徳總工會，使工人運動走向自覺的道路。
同時，黨組織把工作重點逐步轉向農村，向農民做宣傳動員工作，廣泛建立村、區農民協會，在條件成熟的村莊還發展黨團組織。並在1927年成立了綏德縣農民協會。在農民協會的旗幟下，先後展開了反對國民黨縣衙和地主、高利貸的鬥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四師黨團組織的壯大和各種革命活動的開展，慢慢讓國民黨反動派越來越忌憚。雖經1927年8月和1928年4月兩次封閉學校，但四師的革命火種從未被撲滅。到1930年底第三次被封閉之前，四師黨組織仍然秘密地存在著，仍在組織學生髮動農民運動。
“從1923年到1930年，雖然反動當局經常對學校的革命勢力進行摧殘，學校幾次被封閉，但懷有革命熱情的學生卻乘機深入村落，點燃了革命烽火。有的同志在革命中犧牲了，但倖存者仍在繼續戰鬥，直到革命勢力發展壯大，他們為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榆林學院綏德師範校區黨工委書記張雄說。
（當代陝西 徐旻禾 劉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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