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進入通脹辯論的第二階段——當前通脹的影響會有多嚴重？通脹可能類似於癌症，但擴散還需數年，現在恐慌為時過早。
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第一個總統任期的早期，美聯儲(Fed)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開始感到擔憂。白宮計劃給他派一個新的副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經濟學家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這位教授在通貨膨脹問題上的記錄似乎較為可疑。布林德在上世紀80年代寫道，物價上漲“更像是一場重感冒，而不是癌症”。他還說：“所謂通脹惡魔除非被驅除，否則將不可避免地增長的傳說，確實只是傳說。”失業的危害要嚴重得多。某一年未使用的勞動力無法用於增加下一年的產出。它將永遠損失。
一位密友試圖就這位未來的副手安慰格林斯潘。“他又不是什麼共產主義者之類的。他只不過是在早期文章裡對通脹態度明顯溫和而已。”
“我倒寧願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格林斯潘回道。
現在值得回顧一下這句調侃，因為世界正進入新冠通脹大辯論的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問題是通脹是否會捲土重來。我們都知道答案：它報復性地回來了。在第二階段，問題將是它的影響會有多嚴重。通脹到底是一場感冒，還是比共產主義更糟糕，是一種癌症？
布林德觀點的現代版本包括三個觀點。首先，目前的價格飆升將被證明是暫時的。供應鏈瓶頸，尤其是半導體領域的，正在被解決。各國政府正在退出預算刺激計劃。慷慨的失業保險和強制休假補貼的結束將促使工人們重新行動起來。高盛(Goldman Sachs)的簡•哈祖斯(Jan Hatzius)認為，到2022年底，美國核心通脹率將回落至2%，美聯儲無需實施貨幣化療。
第二個鴿派觀點在美聯儲最近的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研討會上得到了展示。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維羅妮卡•圭列裡(Veronica Guerrieri)發表的一篇論文認為，通脹實際上可能是受歡迎的。世界經濟正面臨深刻的結構性變革。疫情加速了向電子商務、郊區生活和遠端工作的轉變。氣候變化要求能源體系轉型。美中對峙正在擾亂供應鏈。這些衝擊要求工人從行將消亡的工作轉向新的工作；為了促進這種適應，夕陽行業的實際工資必須下降。正如圭列裡和她的合著者所指出的，當老闆們不必給工人減薪而通貨膨脹產生減薪效果時，這種情況更有可能發生。
傑克遜霍爾會議還發布了一篇文章，回顧了布林德在上世紀80年代的觀點，即失業比物價上漲更糟糕。在格林斯潘時代形成的通脹目標共識有一個前提：就業與通脹之間的取捨是錯誤的，實現最大就業的最佳方式是實現最大程度的價格穩定。但最近這種共識出現了裂痕。“最大就業”已被視為一個不斷變化的目標。央行越想讓經濟熱起來，就會有越多的人選擇加入勞動力大軍。會議上公佈的研究表明，即使失業率觸底，勞動力參與率也會繼續上升9個月。因此，央行行長們應該對加息保持耐心，即使這意味著冒通脹的風險。
如何看待這種當代的“布林德主義”？通脹鷹派人士會正確指出，研討會上的這兩篇文章都不應被過度解讀。一點通脹的潤滑劑可能會讓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更順暢，而注入過多潤滑劑會導致機器故障。同樣，就業與通脹之間的取捨也比經濟學家曾經認為的要微妙得多。但在某一時刻，工人的供應將會枯竭，從而引發工資/價格螺旋上升。簡而言之，適度的通脹可能是一件誘人的事情。但一旦它站穩腳跟，想消除它是極其痛苦的。
然而，這將我們帶到了第三個鴿派觀點。或許，就像布林德曾經堅持的那樣，驅除通脹惡魔比傳說中想象的要容易？根除通脹代價高昂的觀點源於1980年至1982年，當時美聯儲不得不以引發兩次連續的經濟衰退為代價，來遏制之前10年的高通脹。但這種災難不太可能重演。
那場大通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中期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的“槍支和黃油”計劃。通脹心理花了10多年的時間才嵌入企業行為和消費者預期，更不用說其間還發生了兩次石油危機。在這個過程中，美聯儲本可以在任何選定的時間穩定物價；但由於受到政治恐嚇，它未能採取行動。有一次，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手下的骯髒騙子編造了一個關於時任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的誹謗故事，並拒絕闢謠，直到伯恩斯承諾放寬政策。換句話說，要想重演1970年代的災難，美聯儲必須落後幾年應對通脹，而且還必須受到白宮的恐嚇——美聯儲必須同時喪失自己的能力和獨立性。
與布林德的觀點相反，通脹可能類似於癌症。但這是一種要用數年時間擴散的癌症。考慮到目前的物價飆升可能是暫時的，而適度通脹可能是一件好事，各央行行長現在就恐慌還為時過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