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踐一諾 終身為戲痴

郭漢城 資料圖片

【追思】

10月19日，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著名戲曲理論家郭漢城走完了他104年的人生路。10月25日，郭漢城遺體告別儀式將在北京八寶山舉行。

1917年，郭漢城出生在浙江省蕭山縣戴村鎮張家弄村，從小聽著紹劇與的篤班(越劇的前身)的旋律長大。一輩子都在看戲、評戲、寫戲、研究戲，與戲曲的緣分伴隨了郭漢城的一生。

我國學術界歷來認為，一個合格的學者，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戲曲學科又是一個以舞臺藝術為核心的學科，除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外， 還必須觀千臺戲，聽百種曲，如此才能全面領略我國各地、各民族戲曲的風采，深入戲曲藝術的本體，感受戲曲文化的影響和魅力。在中國，這樣的戲曲學者並不多，而郭漢城是其中之一。在70多年的戲曲研究生涯中，郭漢城足跡遍佈全國各地。他遍訪劇團，廣交演職員，在同時代戲曲學者中，他“看戲最多、戲曲界朋友最多”。常香玉、紅線女、傅全香、馬金鳳、王秀蘭、彭俐儂、石小梅、謝濤、景雪變、馮玉萍、周雲娟、陳俐、蔡瑤銑、王振義、張曼君、盛和煜、周世琮、周長賦、張弘……郭漢城的戲曲界朋友，涵蓋了從20後到80後各年齡段，既有各劇種、各流派的名家大師，也有初出茅廬的青年演員。90歲之後，由於身體原因，郭漢城外出參加戲曲界活動越來越少。只要有誰上門拜訪，他總要拉著人家的手，讓說說最近又出了哪些新戲，業界有哪些新動向。103歲那年接受採訪時，郭漢城說：“我現在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見，不能出去活動，但心裡一直想著惦記著戲曲。”

郭漢城是我國著名戲曲理論家、中國戲曲理論民族化體系的重要建立者、中國戲曲現代化的奠基人和推動者，與張庚一起被稱為戲曲理論界的“兩棵大樹”。

作為戲曲理論家，郭漢城反對理論研究“空對空”，主張實事求是，理論聯絡實際。有一次，郭漢城跟紅線女聊起“紅腔紅派”。紅線女說自己不懂理論，只不過出於塑造人物的需要而設計了不同的具體唱法，不明白怎麼就出了個“紅腔紅派”。郭漢城對她說：“理論沒有什麼神秘的，都是從實踐中來的，是為指導實踐，不是嚇唬人的。你的‘紅腔’的誕生與塑造新人物的需要分不開。這就是一個理論問題。”

曾擔任《中國京劇》主編的吳乾浩，是郭漢城20世紀60年代帶的第一批戲曲研究生。據他回憶，研究生學習開始後，郭漢城要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多看戲，“要跟廣大觀眾一起欣賞，看的時候要進行對比，在對比中去感受和發現”。郭漢城認為，戲曲理論研究者的肚子裡至少要有上千齣戲，越多越好。他經常對學生們說，“只有看大量的戲，你提出的意見才會更實際、更可行”。吳乾浩清晰地記得，研究生三年，他和同學每年至少看200多場戲，“有時候，我們沒錢買票，郭老自掏腰包也要讓我們進劇場”。

郭漢城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大量文藝評論中。他認為，戲曲評論不應是冷漠的“他者”評論，評論家和劇作家、演員要做朋友，評論家對作品既要能入乎其內，體察作者的心聲，又要能出乎其外，給予整體評價。不同於當下一些文藝評論，要麼佶屈聱牙晦澀難懂，要麼泛泛而談缺乏真知灼見，郭漢城的很多文藝評論文章都是膾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絕的美文，其中《蒲劇〈薛剛反朝〉的人物、風格與技巧》《〈團圓之後〉的出色成就》《紹劇〈斬經堂〉的歷史真實與思想意義》尤為人們津津樂道。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傅曉航在一篇文章中所言：“《蒲劇〈薛剛反朝〉的人物、風格與技巧》在筆鋒的磅礴氣勢、邏輯的嚴密、理論的高度等方面達到了極致，可以稱得上戲劇評論的範文。”

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現實中，一些評論家要麼脫離創作實踐，要麼作風浮誇，評論評不到“點子”上，無法讓創作者信服，導致文藝評論褒貶甄別功能弱化，缺乏權威性、引導力。郭漢城在進行理論研究和文藝評論之餘，積極參加戲曲劇本創作，先後創作、改編了《蝶雙飛》、《海陸緣》、《合銀牌》（與寒聲合作）、《青萍劍》、《琵琶記》（與譚志湘合作）、《劉青提》等多部作品，這些作品多次被搬到了舞臺上，其中《琵琶記》迄今仍在演出，成為一些院團的保留劇目。因為親自參與創作實踐，所以郭漢城進行文藝評論時，總能設身處地地理解創作者的甘苦，而不發空洞的議論，並能夠為創作者提供具體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將理論研究、文藝評論、創作實踐三者集於一身並融會貫通，讓郭漢城成為一代戲曲大家。

2020年10月，中國戲曲學院迎來建校70週年。郭漢城等六位師生代表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表達了為繁榮戲曲事業貢獻力量的心聲。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給郭漢城等人回信，對他們傳承發展好戲曲藝術提出殷切期望。收到回信，郭漢城十分激動，他說：“戲曲的傳承工作需要一代代戲曲人的努力與用心。”

郭漢城曾許下諾言：“我這一生願意為戲曲事業獻身。”斯人已去。他真正用一生踐行了對戲曲的承諾。

（本報記者 韓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