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CFP/供圖）
吳晨/文
Netflix出品的紀錄片《買進名校:美國大學舞弊風暴》，在開頭就展現了一連串美國高中生等待大學“放榜”的焦灼。美國沒有統一的高考，是否被青睞的大學錄取在拆封大學寄回的郵件之前充滿了懸念。拿到錄取通知書的人欣喜若狂；如果是候補錄取，幾乎像洩了氣的皮球；如果直接是婉拒信，周圍的朋友和紙巾都少不了。
美國名校的錄取，僅僅是在前門公開的競爭，早已白熱化。後門的競爭，更是財力的大比拼。校友的子弟會增加錄取的機會，父母如果願意大手筆捐款，子女錄取的機率就會大很多。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在高中成績平平，依靠自己老爸給哈佛大學250萬美元的捐贈獲得了錄取藤校的機會，是典型的堂而皇之“走後門”。除了正門與後門之外，還有“邊門”。《買進名校》記錄的就是2019年被暴出名校走“邊門”的醜聞，體育教練轉身而成的大學申請諮詢師辛格，抓住了名校招“體育特長生”的空子，讓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花費幾十萬美元就被名校錄取，其中不惜造假、代考和行賄，各路成功人士對走“邊門”趨之若鶩，不在乎遊走在法律的邊緣，唯一花心思在於避免孩子知情，擔心打擊他們的自信心，極力營造他們透過自己努力成功的假象。
《買進名校》把名校錄取醜聞引發的輿情表現的淋漓盡致，輿論普遍認為這些人“走邊門”是對教育公平的踐踏，擠佔了平民子弟實現美國夢的機會。醜聞中花錢“走邊門”的家長中有律師、明星、企業家，不少因此被判刑入獄。但影片真正引發思考的並不是一小群人為孩子“買到”入學名校資格的不公，而是為什麼這些美國社會的“成功人士”，會冒著犯法的危險，為的就是確保自己的孩子能夠在藤校有一席之地。這種行為背後其實凸顯了美國社會的變遷。拿到名校的文憑就意味著孩子有更多機會躋身於社會的中上層，而不用擔心向下沉淪，為此成功人士會使出自己的渾身解數。而名校的競爭激烈並沒有讓無家世背景卻有潛力的年輕人有更多機會“登龍門”，實現階層的跨越，反而強化了階層固化。關上這扇邊門，未來又可能有人找到另一扇側門，而後門永遠對富豪是敞開的。
美國式高等教育的內卷，體現在成功人士不擇手段為孩子爭取稀缺名校錄取資格，其實在製造新的不平等，而名校畢業生所強化的階層身份，與“美國夢”所標榜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理想背道而馳。政策制定者希望大學教育是一個給每個人都提供成長機會的平臺，但現實中美國大學本身卻正在蛻變成全新的種姓制度（Caste）。內卷的另一副作用則是誇大“個人英雄主義”的成功觀，製造出一代缺乏自省與感恩的年輕精英。
精英的暴政加劇了內卷
美國的大學教育在二戰之後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樣的名校，在1950年代之前仍然是上流子弟的俱樂部，是類似貴族精英世襲的高等教育領地，只有校友的子弟、有錢金主的孩子、還有美國東部一些著名私立學校的畢業生才能進入，甚至對猶太人都有嚴格的名額限制。
1940年代，哈佛大學老校長康納特（James Conant）致力於改變這一切，希望推行精英教育，讓任何有才華的人，不論家世背景，無論家境如何，都有機會進入哈佛深造，康納特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劇變的時代讓美國“不拘一格降人才”，培養未來需要的技術人才和領袖人物。康納特的努力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引領新風潮，奠定精英教育的基石。再也沒有誰只是因為是校友的子弟或者煊赫的家世背景就能進入哈佛，哈佛錄取的學生變得更加多元。
但這種從貴族教育向精英教育的轉型，很快就被崛起的中產階層找到了錄取的竅門。精英教育錄取需要透過SAT這樣的標準化能力考試（俗稱美國高考），而家境優渥的家庭能讓孩子上補習班，參加應試培訓；考試成績之外，精英教育要求多方面的發展：成績、課外活動、領導力、體育、才藝等等，同樣成功人士的家庭可以透過各種包裝來滿足哈佛招生官的要求。
中產階層為了爭取進入名校的“軍備競賽”加劇了名校的競爭。在1970年代，即使哈佛耶魯這樣的頂級名校，錄取比例大概是三比一，因為在當時，名校對於一個人的成功幫助並沒有那麼大，大多數美國人會選擇就近讀大學。到了1980年代，錄取比例變成五比一，仍然還沒演化成慘烈的競爭；到了2020年，錄取比例變成了二十比一。為了爭取藤校的一個錄取名額，競爭加劇，“直升機”父母成為常態。
很快，精英教育不再是從普羅大眾中選拔精英的機制，不再是加速社會流動性的推手，反而讓成功人士更容易把自己的階層代代相傳。一些調研發現，美國精英大學教育在推動社會流動性上越來越乏力，學生中因為高等教育而從社會底層收入最低的25%人群，躍升到頂層收入最高的25%人群的比例，只佔總學生人數的1%至2%，可謂鳳毛麟角。哈佛大學來自頂層1%收入家庭的學生人數，比來自下層50%收入家庭的學生加起來還要多。在《鄉下人的悲歌》中，出生於貧困家庭的作者萬斯進入耶魯法學院時發現，自己是200多名錄取者中唯一一個來自低收入人群的學生。
哈佛教授桑德爾在新書《精英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中把這種精英教育所導致的“內卷化”歸咎於精英暴力。
精英暴力就是人為製造稀缺性，讓名校變得越來越難進，讓大學排名變得日益激烈。精英暴力也讓成功進入哈佛的年輕人飽受摧殘，一方面讓他們對自己的成功很迷信，認為成功都源自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這也讓他們變得更加不獨立，從小精神就備受壓力，因為大多數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直升機”父母的精心安排。英文裡父母（Parent）這個詞，直到1970年代才變成了一個動詞，也就是為了孩子的成長不遺餘力地去設計和呵護，就好像一個努力的產品經理一樣。而各種比拼讓高中生活變得日益繁忙，也加深了這些得以進入名校的學生對精英主義的信奉。
精英暴力，即使進入大學校園，也仍然無法停歇，為了排名而競爭，成為精英暴力內卷的標誌。習慣於競爭的年輕人，停不下來腳步。但這有違精英教育的初衷。大學教育需要年輕人去探索、去找尋自己未來的方向、需要充滿好奇心，當然也需要培養團隊協作精神，而不是個人的分數主義。但即使是哈佛的年輕學生，仍然對分數特別在意，特別在意與別人相比自己的排名如何。哈佛校園有400多個社團，也延續了競爭主義的思想，都以難進而著稱。進哈佛是鯉魚跳龍門，跳龍門之後又如何？繼續跳，從一個圈到另一個圈，從一個坑到另一個坑，彷彿只有不斷地去競爭、比拼，才是精英的特質。
針對精英暴力，如何解局？桑德爾提出了一點思路：把無休止的軍備競賽，變成及格賽+抽獎。他建議設立一個大家都公認的入門錄取標準，然後讓合格的申請者抽籤決定誰能成為十分之一的幸運兒。這其實也是錄取辦公室老師的想法，因為每年哈佛四萬多申請者，至少一半以上都能夠適應哈佛的學業。
這麼做有兩方面好處。一方面減少“內卷”的競爭，讓孩子的高中時代能夠過得更充實更多元；另一方面也減少進入名校之後的自得與自大，因為能進哈佛，主要因為自己的運氣好。人生中，運氣其實非常重要，而精英暴力卻讓名校學生在機會面前缺乏最基本的謙遜。
以增加教育治療
貧富差距是抓錯了藥方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卡蒂認為，過去四十年，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崛起，推動了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貧富差距的拉大。他認為，傳統的左派，比如美國的民主黨和英國的工黨，都沒有能夠著手去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反而把所有的賭注都放在高等教育和教育公平上，是抓錯了藥方，也讓全球化帶來的收益不對稱持續影響整個社會，構建了民粹主義的土壤。
1980年代開始的美國教育的內卷，與美國貧富差距的逐漸拉大基本上同期。面對里根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高歌猛進造成的貧富差距愈演愈烈，美國政客認為，鼓勵更多人上大學，是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良方。他們認為，只要學地多，就能掙得多，卻忽略了美國經濟正經歷最嚴峻的結構性調整。
推動更多人接受大學教育，變相增加了名校錄取競爭的“軍備競賽”，並沒有帶來更多的教育公平，反而催生了文憑至上主義（Credentialism），也讓名校變成了進入社會上層的身份標識。
文憑至上主義創造出一種幻覺，任何人都能夠也應該靠自己的努力上大學，然後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更好適應外部的變化。這會強化成功者的自我優越感，認為自己的成功源自自己的努力，同時也會妖魔化那些失敗者，尤其是那些沒有上過大學的人，讓他們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自己沒有努力。上過大學或者讀過研究生的人，歧視沒有上過大學的人，這種歧視非但不會被批評，反而被雙方都接受，這是精英暴力時代的特點。
精英暴力忽視了在很多情況下，外部環境、運氣和機會與一個人的成功有莫大關係。在《鄉下人的悲歌》中，作者萬斯一再強調外部環境的重要性。家庭是否完整，是否有穩定的收入，學校裡是否有愛心的老師，這些因素任何一項的缺失都可能讓人失去向上競爭的機會。萬斯的同學沒有幾個能上大學，他如果沒有在海軍陸戰隊四年的鍛鍊，也很難想象自己能上大學，甚至從耶魯法學院畢業。軍隊幫助他成為一個能夠獨立生活的人，給他最基本的訓練，理解什麼是健康的飲食，怎麼理財，怎麼規劃未來。
貧富差距拉大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沒有上過大學的人不再努力。藍領工人生產力的提升在過去四十年並沒有停歇，但收入增長明顯停滯了。原因是話語權的變化和博弈中實力的此消彼長。資本與勞工之間的博弈，在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時代明顯偏袒資方，資本的力量大大增強，勞工卻無法因為更高的生產力而獲得更高的收入。
這在英國和美國戰後政客的學歷變化上也能看出。戰後英國工黨政府中不少優秀領袖，包括英國全民健保（NHS）的建立者衛生部長貝文（Aneurin Bevan）和副首相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都是中學輟學，要麼在煤礦中當過工人，要麼在工會中摸爬滾打，從足夠的實踐中積累了經驗。美國最優秀的兩位總統都沒有上過大學，分別是開國元勳華盛頓和解放黑奴的林肯。杜魯門是最後一位沒有上過大學的美國總統，卻也被認為是現代史上最優秀的總統之一。
英國工黨，這個傳統意義上是代表勞工的政黨，沒有上過大學的議員在1979年還佔到37%，現在已經不到7%。同樣的趨勢在美國國會也是如此。目前美國參議院100名參議員全部有高學歷，400多名眾議員中只有5%不到的人沒有上過大學，但在二戰之後，沒有大學學歷的國會議員佔比還很高。勞工階層在代議制政府中佔比如此之少，是當下文憑至上歧視的一種直接反映，雖然沒有上過大學的人群在英美都佔了整個人口的三分之二。
類似的情況，在20世紀開啟普選之前，其實司空見慣。在貴族政體或者只有有產者才有投票權的民主政體中，政客大多數都受過精英教育。精英教育的文憑至上主義，反而帶來了民主的倒退，值得深思。
為什麼藤校始終未被顛覆
美國高等教育不僅僅競爭日益激烈，更離譜的事情是學費在過去四十年增長了1400%。相比之下，在全球發達國家中醫療成本最高的美國，醫療費用同期翻了六番。但與醫療不同，教育從產品到服務都沒有本質的提升。這不禁讓人納悶，在矽谷整天要顛覆各種行業的美國，為什麼沒有產生顛覆高等教育的力量？在幾乎每個行業都出現賽道外的野蠻人的美國，為什麼名校的排名在過去幾十年基本上沒有變化？
一個簡單的解釋是，美國高等教育，尤其是排名最靠前的名校精英教育，在過去幾十年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從公共品變成了奢侈品。它把為社會提供最重要的公共品——讓更多普通人能夠接受高等教育——變成了人為製造的奢侈品，就好像供富豪炫耀性消費的“凡勃倫商品”，學費接連上漲，只會增加藤校的稀缺性。
相反，美國的公立大學（州立大學）卻接連遭受國家投入削減的窘境，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不得不接連削減預算，只能依靠不斷漲學費來補貼開支。國際學生的學費（一般比在本州上學的美國學生要高出幾倍）變成公立大學的主要收入來源，金額在2019年已經超過400億美元。學費增加又讓學生貸款像滾雪球一樣增加。學生貸款原本是希望讓家境一般的學生也能上得起大學，結果卻讓更多美國中下階層的孩子從職業生涯一開始就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美國學生貸款總額已高達1.6萬億美元，比信用卡債或者車貸還要多，平均每人3萬美元的債務。
過去四十年，藤校越來越挑剔，州立大學越來越依賴學費，尤其是國際學生的學費，而學費增長反過來更是刺激盈利性大學的擴招。
高等教育繁榮的另一面，是教育的產品和服務並沒有得到足夠的投資。在許多大學，教學主要由薪水不高的助理教授和兼職教授肩負，以及幾乎是免費的研究生，有終身教職的教授根本不用擔心自己教學的水平，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學。原本保障思想自由的終身教職，也可能變成大學教育缺乏競爭的原因之一。這種情況，即使亞當·斯密見了也會寒心。
斯密在接受海關監督的工作之前，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執教。18世紀的蘇格蘭大學與英格蘭大學最大的區別是學生直接把學費交給授課的教授，教授教學的好壞，學生可以用“學費”來投票。這也讓斯密堅定了即使在教育領域也需要引入競爭的信念。他離開教職時學期還沒有結束，最後一堂課上完，他執意要補償學生的學費，忙著給每個學生的口袋裡塞錢。
在新書《後新冠》(Post-Corona）中，紐約大學斯隆商學院的斯科特·加洛韋預測，新冠會給美國高等教育帶來“遲到”的顛覆，主要集中在三點。
首先，新冠導致的校園關閉，讓許多家長和學生質疑大學學費為什麼還要那麼貴。
大學教育，尤其是名校的精英教育，其實涵蓋三方面，可以用一個公式來理解：T=C+E+Ex（學費=銘牌+教學+體驗）。銘牌當然就是名校畢業生的品牌和校友網路，也是名校光環帶來的社會資產；教學則是真正學到了什麼；體驗則是在校園裡學習生活的切身感受。
學費暴漲，主要源自品牌溢價。新冠導致校園關閉，教授和學生都在家上課，取消了在校體驗，教學的體驗也很差，並沒有多少大學在遠端教育相關的科技應用上有過顯著的投資。
其次，依賴視訊會議（在美國主要是Zoom）遠端教學，效果並不好，讓學生和家長都意識到教學的產品和服務需要提升，需要教授針對線上教育對產品和服務做出全新的設計。
線上教學取消了距離和空間的限制，可以讓更多人同時學習，增加了規模效應，也有可能帶來在軟體開發領域常見的X因素，即優秀的軟體工程師無論是程式設計的速度和質量都是平均碼農的十倍以上，他們的薪酬也相應要高出很多。規模效應和X因素會讓優秀的教師脫穎而出，更受學生所偏愛。教學好的老師可能成為線上明星，可以服務成千上萬學生。讓更多人可以享受到名校老師的風采，也會讓優秀的大學課程變得更普及。
第三，新冠中成長最快的高科技企業和平臺企業，未來很可能給高等教育帶來全新變化。投資高等教育，對平臺型企業而言並不費錢。蘋果僅在2019年投資製作流媒體內容就花費了6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全美最大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23個校區一年的預算。
如果高科技企業能與名校合作，就可以更好發揮網路效應，即隨著享受服務的人越多，邊際成本越低，極大降低學費。如果真能在降低學費同時讓更多人透過線上教育獲得名校的學位，將會給當下的美國精英教育帶來真正的顛覆：沒有在校生活“體驗”的銘牌含金量還會那麼高嗎？當名校學位不那麼稀缺了，名校的身份象徵在未來職場還能那麼值錢嗎？
教育的內卷源自優秀教育資源的供給不足，以及爭取這些資源所引發的日益激烈的“軍備競賽”，而這種競爭並不有助於孩子的成長，反而會給富裕人群更多“作弊”的機會，加劇階層固化，與希望透過推廣大學教育來推動平等的理想背道而馳。針對美國教育的內卷，桑德爾提出引入“抽獎”機制化解軍備競賽；加洛韋鼓吹網際網路巨頭顛覆教育體系，藉助技術的力量大幅增加供給；皮卡蒂則直接把矛頭指向資本與勞工之間的大博弈。
希望這些討論有助於我們去深入思考如何化解我們所面臨的內卷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