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4年冬天的事了。一放寒假，我就回到家裡，父親所從教的學校還在正常上課。一天，父親對我說:“我向學生們說了一下，要讓你去上課。你準備一下，明天跟我去學校吧!”
這也太突然了，我頓時慌了神忙問:“給他們講什麼呢?萬一什麼也說不出來，那不是好丟人啊!”
父親擺了擺手:“你上高中就是文學社的社長，了不起啊，就講講你的作家夢，他們會喜歡聽的。”
那時，距我第一篇文章在《青年知識報》上發表已有整整兩年時間，離成功相去甚遠，為何父親突然心血來潮，想這麼一出?
父親從北京炮校退伍以後，一直在村裡的小學當民辦教師，從教近三十年，一直遊離在體制之外，卻撐起鄉村孩子一片求學的天空。他做夢都想讓我報考師範學校，子承父業，做一名端國家飯碗的鄉村教師。可我沒能考上。這讓他非常失望。
那是冬日難得一見的晴天，父親騎腳踏車載我到十里開外的新溪小學。鄉下的孩子野慣了，見老師來，一溜煙兒跑進了教室。我跟在父親後面，看見視窗都擠滿了小腦袋，像一群小麻雀，打量來打量去，嘰嘰喳喳地討論得沒完沒了。這跟我小時候何其相似，瞬間有了回到童年的感覺。
跟著父親走進教室，吵鬧戛然而止，突然安靜得像能聽見月影移動的午夜村莊。我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打開了，汗毛倒豎，大冬天的，額頭竟有潮乎乎的溼意。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心怯，腿軟，一臉脹熱，不知如何是好。這時，父親用微笑鼓勵我，用目光撫慰我，介紹說:“這是我兒子，9月份剛剛考到贛州讀書，同學們，歡迎他給大家上課。"
我站在講臺上，頓時感覺壓在心底的那塊巨石被父親的溫言暖語移除了，我就信口開河、天南地北地說開了。
那堂課到底講了什麼、寫沒寫粉筆字、有沒有跟學生互動等等，我都忘記了。但我一直記得，從第一句話到最後一個字，我說的都是普通話，用我們鄉下的話來說，叫“打官腔”。可喜的是，孩子們對我說普通話沒有任何的不適，個個把脖子伸得跟大白鵝一樣長，聽得格外認真。
課後，有孩子找我說話，我不再拿腔捏調，而是說方言。他們滿眼驚奇，好像在說:“咦，原來你也會說土話呀!”
父親給我反饋訊息，說孩子們喜歡聽我講課，讓我再去，但我堅辭不就。父親說:“再去一次嘛!難得他們都喜歡聽你講課呢!”那語調，那態度，是我完全陌生的，沒了往日的威嚴。
有人說，接過父親遞過來的那支菸，感覺自己長大了。也有人說，父親第一次給自己敬酒，瞬間就成年了，這些我都不曾有過。但聽到父親那滿含哀求的話語，我感覺自己真的長大了。
我對父親說:“寒假我就不去了，等暑假有機會再去給他們上課吧!”父親不再強求，也算有話回覆學生了。
寒假過後，新學期伊始，父親給他的學生髮放新課本，暈倒在我曾站立過的講臺上。同事們手忙腳亂，把他送到附近的村診所。當晚，父親溘然離世。
因為父親的離去，我的第一課，也就成了他見過我上的最後一課。父親去世後第二年，我終究還是圓了他生前的夢，走上講臺，成了一名教師。
每當憶起人生第一次上講臺，我都會想起著名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那句話:“童年像機場，在我們成年以後，還常常飛回去加油!”對我來說，父親就是我永遠的機場，哪怕他不在人世，哪怕我從教多年，總不忘飛回他那裡，找尋生命的原動力，為人生加油，給自己充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