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瀏陽,瀏水河畔,誕生了中國的第一位開國女將軍——李貞。1955年,已被授軍銜的李貞回家鄉省親,這對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女人來說,是實實在在的衣錦還鄉。父老鄉親們全出來迎接她,街上擠滿了人,大家都爭著搶著看看這位傳奇的女將軍。李貞被圍在人群中,十分風光。
人群之外,只有一個人顯得心不在焉,甚至有點驚恐。這個人,是李貞的第一任丈夫,大家都叫他古老三。
從“旦娃子”到李貞
李貞出生於一個非常貧窮的農民家庭,算上她,一共有6個女兒。在她最小的妹妹出生兩天後,李貞的父親因病去世。家裡的頂樑柱走了,7個女人在舊社會,該怎麼活下去?
1914年,因為家裡吃不起飯,李貞被賣到當地姓古的富戶家裡。離家前,母親對她說,她去那裡是要做工的,讓她踏實幹活,等賺夠了錢就接她回家。
等李貞到了古家才知道,自己是要當他家古老三的童養媳。
辛亥革命打響了民主的第一炮,而民主思想蔓延的範圍,還僅僅侷限於資訊發達的城市。在李貞生活的湖南農村,人們的思想依然是落後的、封建的。
這一年,李貞只有6歲。她當時沒有名字,大家都叫她“旦娃子”。古家人對她,就當奴隸使喚。舊社會的童養媳能過得怎麼樣,全看主人家人品如何。
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小時候也是童養媳,她就非常幸運地找到了一對溫和的夫婦,他們的兒子早逝之後,康克清成了他們的女兒。李貞完全沒有她這樣的運氣,古家人仗著自己是富戶,完全不把童養媳當人。哪怕是跑了、死了,他們也覺得再買一個就行。李貞在古家的日子,十分黑暗。
當旦娃子還不到十歲時,就肩負起了這個家裡所有的髒活累活,每天洗衣、砍柴、做飯不說,古老三的幾個姐姐還要把她當成解悶的玩具,動不動就拿她當馬騎。
古家的父母,更是習慣性地打她、罵她,拿她當奴隸。旦娃子的童年,每天都非常壓抑。她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古老三身上,她以為他好歹是丈夫,至少會護著自己。而古老三非常大男子主義,只聽自己父母的話,別說幫她了,他和父母一樣,動不動就打她、罵她,遇到一點不順心的事,就會拿她撒氣。
有一段時間,旦娃子撐不下去想自殺,村裡的老人一直勸她,等以後古家長輩沒了就好了。可沒了長輩,古老三就會好好對她嗎?這樣的日子,一眼望不到頭。
隨著大革命運動的展開,湘贛一帶成了普及民主思想的重點地區。旦娃子接收到了革命思想後,覺得自己終於看到了人生的曙光。
她開始頻繁參與農村的民主革命運動,在當地得到了一定的威望。她十五歲那年,就已經是一名鬧革命的健將了。
古老三看她越來越不順眼。一個婦道人家,怎麼可以每天拋頭露面的?旦娃子和他說不通,聽說有革命隊伍在鎮裡,就乾脆離家出走了。
可是,她剛剛走出村子,就有人向古家告密,他們沒費什麼力氣,就把她抓了回來。
回去後,旦娃子遭到了一番慘烈的毒打,打到身上全是血淋淋的傷口,衣服也破破爛爛的,而古家的長輩就把她扔在一邊,還特意告訴所有人,不許給她上藥。
不久後,古家強制性地給旦娃子和古老三舉辦了婚禮。古老三給旦娃子關了禁閉,不讓她出門,還更頻繁地辱罵她。旦娃子接受了新思想,在村民的擁護下有了底氣,當然不會像以前一樣服他。古老三見有人支援旦娃子,也不敢像以前一樣打她了。
旦娃子逃跑的心,一直沒有熄滅過。
1926年,她在詳細的計劃之下,趁著夜色翻出大門。她找到革命隊伍時,還操著一口稚嫩的鄉音,聲音響亮地說,我要革命。
1927年3月,旦娃子正式加入了共產黨,鬧革命鬧得轟轟烈烈,街上經常能看見抓她的告示。古家怕被牽連,就給了她一紙休書,徹底不要她了。這一點,旦娃子非常滿足。她抱著重生般的心情,給自己起名叫“李貞”,寓意著對革命事業忠貞不二。
她說,自己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她的意志超人地堅定,告訴自己,一生都要走在革命的路上。
參加革命 戲劇婚姻
李貞絕對是革命中最猛的那波人。四一二政變後,共產黨人的生存越發艱難,經常被圍追堵截。李貞當時擔任瀏東遊擊隊計程車兵委員長。她膽子大、打法狠,面對危急環境,經常能爆發出過人的勇氣。
一次游擊戰中,李貞的隊伍被打到只剩五個人。他們一步步被逼到山崖邊上,手裡的子彈也用完了。敵人聽到他們這邊不再有槍響,非常得意地喊道:“沒火了就投降吧!”這句話,讓李貞的憤怒值達到了頂峰——士可殺,不可辱。況且敵人要是捉到活的,必然會把他們折磨得生不如死。
李貞對戰友們說:“我們絕不當俘虜,要是有骨氣、是真正的革命者,就和我一起跳下去!”
說完,她打了頭陣,縱身一跳,帶著戰友們墜入了山崖。
李貞的勇氣,或許是她身上的幸運符。山崖上有層層疊疊的樹木,跳下的五人中,李貞和另一名戰友被樹枝掛住,最終活了下來。而這番遭遇,也導致了李貞的第一次流產。
李貞孩子的爸爸,是另一名共產黨員、一線革命者張啟龍。他和李貞的相遇極富戲劇性。
1928年,張啟龍被叛徒出賣,在開會的路上遭到國民黨抓捕,押在獄中。周圍道路防守極其森嚴,要想把張啟龍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偽裝。有人提議,讓營救人員坐在花轎裡,裝作結婚送新娘,抬進關卡。李貞是隊裡唯一的女人,便主動請纓完成這次任務。
這對李貞來說,是一次別樣的體驗。她有過一段灰暗的婚姻,如今穿上嫁衣、坐進轎子,頗有種抹去往日灰暗的意味。要不是花轎裡塞滿武器,她可能會覺得自己真要再嫁一次了。國民黨的人果然沒有嚴查花轎,李貞和戰友們成功混進去,就投入到了危險的戰鬥中。
戰友們兵分兩路,一部分人在前方撈人,其他人在後方供給彈藥,打得乾淨利落,張啟龍很快就回到了紅軍的大本營。大家看著穿著嫁衣、坐著花轎的李貞,紛紛開始衝張啟龍開玩笑:“你的新娘子來了!”
張啟龍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段時間後,他突然湊到李貞跟前,直接了當地問她,願不願意做自己真正的新娘子。李貞愣了。
其實張啟龍和她早就合作打過仗,他一直都挺喜歡她的,只是沒有一個表白的機會。李貞害羞地點了點頭,於是她便擁有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幾天後,二人在部隊舉辦了簡單的婚禮。
當李貞渾身血淋淋地從山崖生還時,張啟龍的境況也好不到哪去。
1932年,張啟龍因為和劉世傑意見不合,受到監禁。這個時候,李貞剛剛和他正式登記結婚沒多久,她託人告訴張啟龍,自己絕對不會因為這些原因就離開他。
但是,張啟龍不想讓李貞受到牽連。他深深地知道,李貞對革命是絕對忠貞的,這份事業對她來說,比命都重要。所以,張啟龍寫了一封離婚協議書,寄給了李貞。
李貞拿到離婚協議,宛如遭受晴天霹靂。她找到蘇區保衛局,提起申訴,希望他們的婚姻能保留下來。保衛局無情地駁回了。無奈之下,這位結婚不久的妻子,含著悲哀的淚水,在離婚協議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李貞的第二段婚姻,就此夭折。
被授軍銜 衣錦還鄉
離婚後,李貞去黨校學習了兩年。這兩年的時間,她脫離了“文盲”身份,也從過往的悲傷中走了出來。她再次投入到湘贛蘇區的革命工作之中,帶著百分之兩百的勁頭,一股腦地幹了下去,再也不想考慮結婚的事。
李貞完全不拿自己當女人,整天混在男人堆裡衝鋒陷陣,她不急,身邊的人急。1934年,李貞擔任湖南省軍區的組織部部長,認識了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她告訴李貞,他們的戰友甘泗淇對她有意思。
李貞聽了,簡直髮笑。
甘泗淇這個人她認識,是她的頂頭上司。人家是個老紅軍,還去留過學,既有本事,又有文化。一個喝過洋墨水的人,能對她這個農村童養媳出身的女兵有意思?
李貞覺得,這肯定是陳琮英為了介紹物件扯的藉口。她對陳說,他倆肯定處不到一塊去,趁早算了吧。
可是,甘泗淇對李貞有意思,並不是陳琮英瞎說的。她看李貞不信,就直接轉達了甘泗淇的原話:“你作風紮實,潑辣能幹,對黨忠誠,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同志!”
李貞聽了,有點害羞。想到甘泗淇的人品和作風,她便答應了陳琮英。
在這個熱心媒人的撮合之下,李貞和甘泗淇走到了一起,他們的婚禮,由賀龍將軍主持。人們都說這對夫婦是“一心幹革命”的一對。
李貞與甘泗淇完婚不久,長征就開始了。
紅軍戰士們爬雪山、過草地,箇中辛苦自然不必多說。李貞是個女人,在常年風吹日曬的捶打下,身體素質理應是比常人好的。而她卻承受了比絕大多數人都劇烈的痛苦——她在長征的途中早產了。
革命事業是熱血的,也是不等人的。一對新婚夫婦的甜蜜,還是要為事業讓路。李貞生下了一個虛弱的孩子,不久之後就不幸地夭折了。她能挺著大肚子,扛過艱辛的長征路,本身就是一個奇蹟。李貞明白萬事不能兩全的道理,一直勸自己想開點。這次早產之後,她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李貞的艱苦付出,為她贏得了應有的回報。1955年,在天安門的城樓上,李貞被授予少將軍銜,甘泗淇被授上將軍銜。
周恩來拉著李貞的手,喜悅地說:“祝賀你,李貞同志,你是我們新中國第一位女將軍!”
這一年,李貞帶著丈夫回湖南老家省親。再次回到這片小村莊,她的心情有多麼激動,可想而知。
當年,她活得比豬狗都不如,是古家人人可欺的奴隸。如今她憑藉自己的努力,依靠黨、依靠信仰,終於為自己闖出了一片天。她該有多滿足啊!
當年那個作威作福的古老三,這下徹底軟了——在李貞回鄉之前,村裡就傳遍了,當年那個瘦小的旦娃子,居然當了將軍!她會不會找自己尋仇啊!深夜,古老三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感覺自己命不久矣,說不定等李貞一來,他就會被抓走,當年他怎麼對旦娃子,現在她就要怎麼還回來!
古老三越想越害怕,乾脆披上衣服出了門,去了村支書的家。一見到村支書,他就激動地跪了下來,求村支書救救他。村支書只覺得他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一點出息都沒有。他告訴他,現在社會已經變天了,不興以前那一套。人家那麼大的官,會跟你計較?
直到李貞走之前,古老三都活在驚恐之中。臨走時,李貞託村支書給古老三帶了句話:“一切都已經過去了,革命已經勝利,我們邁進了新時代。”古老三聽到這句話,癱坐在椅子上,長長地出了口氣。
李貞的晚年,過得幸福而寧靜。她和甘泗淇經常在家舉辦聚會,親朋好友們的孩子也經常去他們家裡小住。他們資助了20多位烈士遺孤,其中包括他們逝去戰友的後代。李貞週末經常帶著孩子們出去玩,彌補了終生無子的遺憾。
1990年,李貞去世,享年82歲。她的遺物,只有4枚勳章、4把藤椅、兩隻皮箱、11000元人民幣、2500元國庫券和兩根小金條。根據她的遺囑,這些資產用作了她和甘泗淇家鄉的教育事業、宋慶齡兒童福利基金會的籌金,以及她作為共產黨員的黨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