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瀏陽，瀏水河畔，誕生了中國的第一位開國女將軍——李貞。1955年，已被授軍銜的李貞回家鄉省親，這對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女人來說，是實實在在的衣錦還鄉。父老鄉親們全出來迎接她，街上擠滿了人，大家都爭著搶著看看這位傳奇的女將軍。李貞被圍在人群中，十分風光。
人群之外，只有一個人顯得心不在焉，甚至有點驚恐。這個人，是李貞的第一任丈夫，大家都叫他古老三。
從“旦娃子”到李貞
李貞出生於一個非常貧窮的農民家庭，算上她，一共有6個女兒。在她最小的妹妹出生兩天後，李貞的父親因病去世。家裡的頂樑柱走了，7個女人在舊社會，該怎麼活下去？
1914年，因為家裡吃不起飯，李貞被賣到當地姓古的富戶家裡。離家前，母親對她說，她去那裡是要做工的，讓她踏實幹活，等賺夠了錢就接她回家。
等李貞到了古家才知道，自己是要當他家古老三的童養媳。
辛亥革命打響了民主的第一炮，而民主思想蔓延的範圍，還僅僅侷限於資訊發達的城市。在李貞生活的湖南農村，人們的思想依然是落後的、封建的。
這一年，李貞只有6歲。她當時沒有名字，大家都叫她“旦娃子”。古家人對她，就當奴隸使喚。舊社會的童養媳能過得怎麼樣，全看主人家人品如何。
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小時候也是童養媳，她就非常幸運地找到了一對溫和的夫婦，他們的兒子早逝之後，康克清成了他們的女兒。李貞完全沒有她這樣的運氣，古家人仗著自己是富戶，完全不把童養媳當人。哪怕是跑了、死了，他們也覺得再買一個就行。李貞在古家的日子，十分黑暗。
當旦娃子還不到十歲時，就肩負起了這個家裡所有的髒活累活，每天洗衣、砍柴、做飯不說，古老三的幾個姐姐還要把她當成解悶的玩具，動不動就拿她當馬騎。
古家的父母，更是習慣性地打她、罵她，拿她當奴隸。旦娃子的童年，每天都非常壓抑。她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古老三身上，她以為他好歹是丈夫，至少會護著自己。而古老三非常大男子主義，只聽自己父母的話，別說幫她了，他和父母一樣，動不動就打她、罵她，遇到一點不順心的事，就會拿她撒氣。
有一段時間，旦娃子撐不下去想自殺，村裡的老人一直勸她，等以後古家長輩沒了就好了。可沒了長輩，古老三就會好好對她嗎？這樣的日子，一眼望不到頭。
隨著大革命運動的展開，湘贛一帶成了普及民主思想的重點地區。旦娃子接收到了革命思想後，覺得自己終於看到了人生的曙光。
她開始頻繁參與農村的民主革命運動，在當地得到了一定的威望。她十五歲那年，就已經是一名鬧革命的健將了。
古老三看她越來越不順眼。一個婦道人家，怎麼可以每天拋頭露面的？旦娃子和他說不通，聽說有革命隊伍在鎮裡，就乾脆離家出走了。
可是，她剛剛走出村子，就有人向古家告密，他們沒費什麼力氣，就把她抓了回來。
回去後，旦娃子遭到了一番慘烈的毒打，打到身上全是血淋淋的傷口，衣服也破破爛爛的，而古家的長輩就把她扔在一邊，還特意告訴所有人，不許給她上藥。
不久後，古家強制性地給旦娃子和古老三舉辦了婚禮。古老三給旦娃子關了禁閉，不讓她出門，還更頻繁地辱罵她。旦娃子接受了新思想，在村民的擁護下有了底氣，當然不會像以前一樣服他。古老三見有人支援旦娃子，也不敢像以前一樣打她了。
旦娃子逃跑的心，一直沒有熄滅過。
1926年，她在詳細的計劃之下，趁著夜色翻出大門。她找到革命隊伍時，還操著一口稚嫩的鄉音，聲音響亮地說，我要革命。
1927年3月，旦娃子正式加入了共產黨，鬧革命鬧得轟轟烈烈，街上經常能看見抓她的告示。古家怕被牽連，就給了她一紙休書，徹底不要她了。這一點，旦娃子非常滿足。她抱著重生般的心情，給自己起名叫“李貞”，寓意著對革命事業忠貞不二。
她說，自己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她的意志超人地堅定，告訴自己，一生都要走在革命的路上。
參加革命 戲劇婚姻
李貞絕對是革命中最猛的那波人。四一二政變後，共產黨人的生存越發艱難，經常被圍追堵截。李貞當時擔任瀏東遊擊隊計程車兵委員長。她膽子大、打法狠，面對危急環境，經常能爆發出過人的勇氣。
一次游擊戰中，李貞的隊伍被打到只剩五個人。他們一步步被逼到山崖邊上，手裡的子彈也用完了。敵人聽到他們這邊不再有槍響，非常得意地喊道：“沒火了就投降吧！”這句話，讓李貞的憤怒值達到了頂峰——士可殺，不可辱。況且敵人要是捉到活的，必然會把他們折磨得生不如死。
李貞對戰友們說：“我們絕不當俘虜，要是有骨氣、是真正的革命者，就和我一起跳下去！”
說完，她打了頭陣，縱身一跳，帶著戰友們墜入了山崖。
李貞的勇氣，或許是她身上的幸運符。山崖上有層層疊疊的樹木，跳下的五人中，李貞和另一名戰友被樹枝掛住，最終活了下來。而這番遭遇，也導致了李貞的第一次流產。
李貞孩子的爸爸，是另一名共產黨員、一線革命者張啟龍。他和李貞的相遇極富戲劇性。
1928年，張啟龍被叛徒出賣，在開會的路上遭到國民黨抓捕，押在獄中。周圍道路防守極其森嚴，要想把張啟龍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偽裝。有人提議，讓營救人員坐在花轎裡，裝作結婚送新娘，抬進關卡。李貞是隊裡唯一的女人，便主動請纓完成這次任務。
這對李貞來說，是一次別樣的體驗。她有過一段灰暗的婚姻，如今穿上嫁衣、坐進轎子，頗有種抹去往日灰暗的意味。要不是花轎裡塞滿武器，她可能會覺得自己真要再嫁一次了。國民黨的人果然沒有嚴查花轎，李貞和戰友們成功混進去，就投入到了危險的戰鬥中。
戰友們兵分兩路，一部分人在前方撈人，其他人在後方供給彈藥，打得乾淨利落，張啟龍很快就回到了紅軍的大本營。大家看著穿著嫁衣、坐著花轎的李貞，紛紛開始衝張啟龍開玩笑：“你的新娘子來了！”
張啟龍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段時間後，他突然湊到李貞跟前，直接了當地問她，願不願意做自己真正的新娘子。李貞愣了。
其實張啟龍和她早就合作打過仗，他一直都挺喜歡她的，只是沒有一個表白的機會。李貞害羞地點了點頭，於是她便擁有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幾天後，二人在部隊舉辦了簡單的婚禮。
當李貞渾身血淋淋地從山崖生還時，張啟龍的境況也好不到哪去。
1932年，張啟龍因為和劉世傑意見不合，受到監禁。這個時候，李貞剛剛和他正式登記結婚沒多久，她託人告訴張啟龍，自己絕對不會因為這些原因就離開他。
但是，張啟龍不想讓李貞受到牽連。他深深地知道，李貞對革命是絕對忠貞的，這份事業對她來說，比命都重要。所以，張啟龍寫了一封離婚協議書，寄給了李貞。
李貞拿到離婚協議，宛如遭受晴天霹靂。她找到蘇區保衛局，提起申訴，希望他們的婚姻能保留下來。保衛局無情地駁回了。無奈之下，這位結婚不久的妻子，含著悲哀的淚水，在離婚協議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李貞的第二段婚姻，就此夭折。
被授軍銜 衣錦還鄉
離婚後，李貞去黨校學習了兩年。這兩年的時間，她脫離了“文盲”身份，也從過往的悲傷中走了出來。她再次投入到湘贛蘇區的革命工作之中，帶著百分之兩百的勁頭，一股腦地幹了下去，再也不想考慮結婚的事。
李貞完全不拿自己當女人，整天混在男人堆裡衝鋒陷陣，她不急，身邊的人急。1934年，李貞擔任湖南省軍區的組織部部長，認識了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她告訴李貞，他們的戰友甘泗淇對她有意思。
李貞聽了，簡直髮笑。
甘泗淇這個人她認識，是她的頂頭上司。人家是個老紅軍，還去留過學，既有本事，又有文化。一個喝過洋墨水的人，能對她這個農村童養媳出身的女兵有意思？
李貞覺得，這肯定是陳琮英為了介紹物件扯的藉口。她對陳說，他倆肯定處不到一塊去，趁早算了吧。
可是，甘泗淇對李貞有意思，並不是陳琮英瞎說的。她看李貞不信，就直接轉達了甘泗淇的原話：“你作風紮實，潑辣能幹，對黨忠誠，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同志！”
李貞聽了，有點害羞。想到甘泗淇的人品和作風，她便答應了陳琮英。
在這個熱心媒人的撮合之下，李貞和甘泗淇走到了一起，他們的婚禮，由賀龍將軍主持。人們都說這對夫婦是“一心幹革命”的一對。
李貞與甘泗淇完婚不久，長征就開始了。
紅軍戰士們爬雪山、過草地，箇中辛苦自然不必多說。李貞是個女人，在常年風吹日曬的捶打下，身體素質理應是比常人好的。而她卻承受了比絕大多數人都劇烈的痛苦——她在長征的途中早產了。
革命事業是熱血的，也是不等人的。一對新婚夫婦的甜蜜，還是要為事業讓路。李貞生下了一個虛弱的孩子，不久之後就不幸地夭折了。她能挺著大肚子，扛過艱辛的長征路，本身就是一個奇蹟。李貞明白萬事不能兩全的道理，一直勸自己想開點。這次早產之後，她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李貞的艱苦付出，為她贏得了應有的回報。1955年，在天安門的城樓上，李貞被授予少將軍銜，甘泗淇被授上將軍銜。
周恩來拉著李貞的手，喜悅地說：“祝賀你，李貞同志，你是我們新中國第一位女將軍！”
這一年，李貞帶著丈夫回湖南老家省親。再次回到這片小村莊，她的心情有多麼激動，可想而知。
當年，她活得比豬狗都不如，是古家人人可欺的奴隸。如今她憑藉自己的努力，依靠黨、依靠信仰，終於為自己闖出了一片天。她該有多滿足啊！
當年那個作威作福的古老三，這下徹底軟了——在李貞回鄉之前，村裡就傳遍了，當年那個瘦小的旦娃子，居然當了將軍！她會不會找自己尋仇啊！深夜，古老三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感覺自己命不久矣，說不定等李貞一來，他就會被抓走，當年他怎麼對旦娃子，現在她就要怎麼還回來！
古老三越想越害怕，乾脆披上衣服出了門，去了村支書的家。一見到村支書，他就激動地跪了下來，求村支書救救他。村支書只覺得他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一點出息都沒有。他告訴他，現在社會已經變天了，不興以前那一套。人家那麼大的官，會跟你計較？
直到李貞走之前，古老三都活在驚恐之中。臨走時，李貞託村支書給古老三帶了句話：“一切都已經過去了，革命已經勝利，我們邁進了新時代。”古老三聽到這句話，癱坐在椅子上，長長地出了口氣。
李貞的晚年，過得幸福而寧靜。她和甘泗淇經常在家舉辦聚會，親朋好友們的孩子也經常去他們家裡小住。他們資助了20多位烈士遺孤，其中包括他們逝去戰友的後代。李貞週末經常帶著孩子們出去玩，彌補了終生無子的遺憾。
1990年，李貞去世，享年82歲。她的遺物，只有4枚勳章、4把藤椅、兩隻皮箱、11000元人民幣、2500元國庫券和兩根小金條。根據她的遺囑，這些資產用作了她和甘泗淇家鄉的教育事業、宋慶齡兒童福利基金會的籌金，以及她作為共產黨員的黨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