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正值收穫的季節，秋高氣爽，金桂飄香，而九月九日是我國的傳統節日——重陽節。今天就分享一下重陽文化和重陽習俗。
重數節日——九月九日
重陽節宴飲、登高、食糕，以及有關菊花、茱萸等主題的活動一直貫穿古今。關於重陽節的由來，首先得了解一下中國的歷法，一年中的節日與節日的觀念習俗構成節日系統，屬於曆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古代中國推行陰陽合曆的歷法制度，最先運用的紀日方法是干支紀日，後來才出現序數紀日，如今人們熟悉的節日系統更是在序數紀日普及之後才得以發展。陳侃理在《序數紀日的產生與通行》一文中運用出土文獻與傳世史料，勾勒出了序數紀日發展的大致情況。他認為序數紀日最初的產生和流行不是自上而下的主動推行，是在實際運用中因需求推動而出現的，計算兩日之間相隔天數以及表達某日人月天數的需求，使得日與數字的聯絡逐漸向命名特定日的序數發展，序數紀日由此產生，產生的時間“應不早於漢武帝元狩六年，而在武帝末年至宣帝時期，則已產生並開始在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的官私文書中流行。"
從漢武帝中後期到東漢初年，雖然序數紀日被日益廣泛地使用，但官方地位仍是干支紀日高於序數紀日，汪桂海在《漢代官文書制度》書中運用漢簡資料研究漢代官文書形式時發現，西漢至東漢初期官府往來文書的日期格式一直是年、月、朔日、日子的方法記日期，有時還有某些不過範的現象，此後則於日子之前加記日數。這種改變，可能是官方“在東漢初曾就官府來文書的記日期方法作過一次整齊統一，取消了不規範的記日期方法，而且對過去的規範方法也略作了修改，在日子之前加記日數，這就形成今天所見到的兩漢官府文書日期存在前後不同的現象。"“加記日數"正是加人序數紀日，序數紀日出現在東漢初年官府文書的標準格式中，是官方主動升格序數紀日的表現，此後，序數紀日逐漸取代干支紀日成為了最主要的紀日方式。簡而言之，從干支紀日到序數紀日的轉變是在兩漢時期逐步完成的，序數紀日從西漢民間產生並流行，再到東漢官方承認並正式通行，此後重數節日也應運而生。
中國傳統節日有不同的型別，一是與太陰曆相關的歲末、年初以及滿月等特殊日子作為節日的情況，如除夕、春節、上元節、中元節、中秋節，二是與太陽曆相關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節氣作為節日的情況，三是由節氣與干支紀日配合決定的節日，如三伏、臘日等，四是表面看來只與序數紀日有關的節日，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這一種節日的月和日為同一數字，故被稱作重數節日。池田溫先生在《中國古代重數節日的形成》一文中考察了重數節日形成的時間與背景，認為四大重數節日大致形成於東漢末期，穩定下來並得到普及則是在三國時代，而重數節日的形成是以序數紀日的普及作為背景的，它的固定又進一步促進了紀日方式與干支的脫離。四大重數節日產生之前在東漢時期的情況可參考崔定所撰的《四民月令》，該書按一年十二個月的次序記載了東漢中葉一個士大夫家族的莊園經濟生活，其中記載了重數日時要做的各種工作：
三月三日可種瓜。是日以及上除，可採艾、烏韭、瞿麥、柳絮。
（四月），是月四日，可作醯醬。
（五月），是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黃連丸、霍亂丸、採葸耳。取蟾諸，廿合創藥；及東行螻蛄。
（六月），是月六日可種葵。
（七月），七日作麴。及磨。是日也，可合藥丸及漆丸；曝經書及衣裳；
作十糗，採葸耳也。
（八月），是月八日，可採車前實、烏頭、天雄及王不留行。
（九月），九日可採菊花，收枳實。
在《四民月令》中，重數日還不是節日，同書中作為節日記載的有正月之旦、清明節、立夏節、芒種節、伏與臘等，不過重數日之行事有些已與後來的重數節日相關，如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九月九日採菊花等。
到了魏晉時期，周處的《風土記》就已經對四大重數節日有了詳細描述，《風土記》全書已佚，透過隋代杜臺卿《玉燭寶典》的轉引可以看到書中對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的記載，由於《玉燭寶典》的九月篇亦佚失，關於《風土記》中九月九日的記載可參考《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等：
《風土記》雲：壽星乘次，元巳首辰，祓醜虞之遐穢，濯東朝之清川。注云：漢末郭虞以三月上辰上巳生三女並亡。時俗迄今以為大忌，是日皆適東流水上，祈祓潔濯。
《風土記》雲：仲夏端五，方伯協，極享騖，用角黍，龜鱗順德。注云：端，始也。謂五月初五也。四仲為方伯，俗重五月五日，與夏至同……
《風土記》雲：夷則應履，曲七齊，河鼓禮元吉。注云：七月俗重是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機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熒重為稻。祈請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
《風土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頭，闢除惡氣而御初寒。
《風土記》雲：無射紹候，上九考祥。注曰：俗尚此九日也。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惡氣也。可見，包括九月九日在內的四大重數節日出現的大致時間應是在東漢中後期到魏晉時期，當時還沒有七夕、重陽等固定的節日名稱。因世僅因《楚辭·遠遊》中出現“重陽"一詞，就為重陽節源於戰國時期的說法，完全忽視了節山產生與發展的機制，九月九日被命名為重陽節的具體時間不得而知，但“重陽"首次作為九月九日的節日名稱出現，已經晚在南北朝時期梁朝庾肩吾《九日侍宴樂遊苑應令詩》“獻壽重陽節，迴鑾上苑中"的詩句中。
另外，四大重數節日形成以後，出現在了許多記載西漢時期故事的小說中，例如《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中有漢武帝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以及漢武帝與西王母七月七日相會的記載，《西京雜記》更是列舉出了漢高祖時期宮內三月三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等節日的習俗，其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的記載更被認為是重陽節源於西漢的證據。這些小說雜記一方面是魏晉間士人所為，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序數紀日與重數節日產生與發展的時間順序，故重陽節出於西漢說亦可視為無稽。
到了南北朝時期，梁朝吳均的《續齊諧記》記載了當時廣為流傳，同時也為如今人們熟知的四大重數節日的起源故事，至此，四大重數節日的觀念習俗已大體固定了下來：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洽：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 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洽為城陽令。
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棟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棟葉、五花絲，遺風也。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雲織女嫁牽牛。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因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係臂，高飲菊酒，禍乃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因此也。
三月三日臨水祓禊、五月五日紀念屈原投湖、七月七日織女牽牛相會、九月九日登高辟邪，這些耳熟能詳的節日起源故事絕大部分帶有虛構成分，但古今只要說起四大重數節日的起源，幾乎無不引用此類典故。特別是九月九日，該則故事將九月九日追溯至東漢桓景在神仙方士費長房的指導下舉家外出避難之事，將登高、飲菊花酒、佩戴茱萸等節日習俗歸結成為了辟邪消災，因此“辟邪消火成了後世民眾理解九月九日的基調，如今節日研究的學者也將其作為九月九日源頭。
雖然《續齊諧記》中的起源故事將九月九日看作辟邪消災的日子，但就實際情況而言，東漢末期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九月九日主要是聚會宴飲、戶外娛樂的節日。《北堂書鈔》引東漢士孫瑞奏事雲：“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晉書·王敦桓溫列傳》所記載的龍山之會、孟嘉落帽也無疑是展現東晉時期王公貴族階層九月九日登高聚會宴飲的最好例證。到了南北朝時期，許多以“九日侍宴"為主題的詩賦反映了當時朝廷九月九日宴飲之事，而梁朝宗懍《荊楚歲時記》中有“九月九曰，四民並籍野飲宴"的記載則反映了南北朝時期除了王公貴族，普通民眾也有於九月九日戶外宴飲的習俗。那麼，為何這樣一個氣氛歡樂的節日會被賦予 “辟邪消災"的含義？究其原委，主要是由九月九日的日期數字引申而來。
重數節日的日期原本只是月、日數重複以便於記憶，不過西漢儒家災異論給陽九這一數字帶來了災異之意，從而影響了重陽節的含義。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等儒生將陰陽五行說與《春秋》、《洪範》、《周易》等儒家經典結合起來論說災異、附會人事，其中京房的《易》學災異論在戰國《易傳》陰陽變易學說的基礎上，正式提出了“物不可極，極則反"的觀念。陰陽消長、物極必反的災異論產生了九為陽數之極，極則窮變，轉而為陰，標誌著災異出現的觀念。值得注意的是，陽九不僅具有上述含義，在西漢中後期說災異者蜂起的潮流中，還出現了一種“陽九百六"的災期說。漢成帝時期儒生谷永上書雲：“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 其中“當陽數之標季"指漢高祖至漢成帝共九世，九為陽數之極，當有災厄；“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指當時流行的一種災期推演算法。據《漢書·律曆志上》記載，此災期說以4617年為一個週期，稱為一元，這其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段旱災或水災年，“陽九百六"指的是初人元 106年後，有一個9年的旱災。
吳羽在《“陽九百六"對中古政治、社會與宗教的影響》一文中指出，以太初元年（前104 年）為曆元，按照此災期說推算，第一個“陽九百六"的災期始於漢平帝元始三年（3年），止於王莽始建國三年（11年）。故“陽九百六" 與王莽當權並篡漢正好相合，《漢書·王莽傳》、《漢書·食貨志》載王莽多次下詔稱自己“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可見基於曆法推算的災期說與現實中的政治動盪產生了實際聯絡。作者還指出，隨著東漢的建立和穩定，很長一段時間無人提及“陽九百六"，到了東漢末年，“陽九百六"之說再興，然而此時的“陽九百六"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曆法推算，成為了一種國運衰弱、時局不穩、天災人禍的比喻。到了西晉末年，按照魏晉新的歷學推演算法得來的“陽九百六"之說又起，使得道教的上清派和靈寶派在“陽九百六”基礎上構建出了劫運說和終末論。
毫無疑問，“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的災期說，對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宗教產生重大的影響，而九月九日在這一種特殊的風氣下，由於日期中陽九相重，也被附會為災厄的體現，原有的習俗被解釋為“辟邪消災"，之後新的習俗基本上也山“辟邪消災"而來。《夢粱錄》記載：“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於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 可見，後世民眾早已忘了“陽九之厄"原本作為災期說的含義，而把它與象徵災厄的九月九日畫上了等號。將“陽九之厄"災異說與九月九日結合的，極有可能便是當時大肆宣揚修習道教經典便可度過“陽九百六"災期的道士，上述《續齊諧記》中的九月九日起源故事，指導桓景避禍的費長房正是東漢時期的神仙方士，其事蹟見載於《後漢書·方術列傳》。劉曉峰在《重陽節在日本》一文中提到了該則故事另外一種較早傳人日本的版本：
九月九日祭者，昔有費長房者，於少室山登去之。則遇之仙人韓眾乞語房雲：“汝家當有一厄之"，則長房問雲： “何者為得免災乎？"眾答雲：“九月九日登山，而取柏葉上露，和合丹砂，點於汝家內人等額上，灸三壯之。則除去之。"房則隨教而修理，災移側家也。（《政事要略》卷24）
對比兩個版本，第一，九月九日登高辟邪故事的主人公發生了變化，由費長房指導桓景避禍，變成了韓眾指導費長房避禍，韓眾即韓終，《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韓終是為秦始皇求不死之藥的神仙方士，到了東晉葛洪的《神仙傳》中韓眾已是躋身神仙之列的高人。第二，避邪用的方法也不一樣，佩茱萸、飲菊花酒變成了採柏葉上露配丹砂點額。綜合以上兩點，日本保留的版本所採用的主人公時代更早，所用的方法與《四民月令》、《風土記》所涉及九月九日有關菊花、茱萸的習俗無關，可能為更早的、還沒有與九月九日充分結合的版本，這一版本更能體現原始主旨，即故事主要是藉由九月九日告訴民眾道教的神仙高人能幫助人們驅邪避難。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九月九日發展與定型的時期，同時也是道教走向成熟、定型的時期，這使得九月九日與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九月九日不僅與“陽九之厄"有關，體現了道教中儒家災異論的一面，同時在道教中神仙方士思想的影響下，九月九日還有另一種解釋，九月九日“重陽"之名極有可能由此而來。《楚辭·遠遊》“集重陽人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一句雖不能說明重陽節源於戰國，卻能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九月九日被命名為“重陽"源於神仙方士思想中的昇天觀念。洪興祖《楚辭補註》解釋“重陽"為“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 九月九日兩九相重也為重陽，無怪乎在道教看來是九月九日是昇天成仙的最佳時刻，據說此日清氣上揚，濁氣下沉，地勢越高，清氣越多，人往高處就可以乘清氣昇天。據《歲時廣記》記載，五斗米道創始人張道陵與妻孫夫人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於閬中雲台山白日昇天位於上真。可見，在道教的影響下，九月九日體現出了越往高處陽氣越多陰氣越少有利於“昇天成仙"的觀念。
此外，神仙方士思想中的服食觀念使得九月九日採菊食菊、飲菊花酒、佩茱萸等習俗披上了追求“延年益壽"的道教色彩。曹丕的《與鍾繇書》反映了曹丕九月九日贈菊予鍾繇，希望有助於延緩衰老、延長生命。同樣，陶淵明在《九日閒居並序》中稱： “餘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又言：“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食菊在身體上有益健康、飲酒在精神上祛除憂慮，此處九月九日仍然為名字寓意美好長久的節日。可見，魏晉時期的上層社會，九月九日還沒有災厄之意，除了是聚會宴飲的好時節，更有為了延年益壽服食菊花、飲菊花酒等的觀念習俗，體現了當時道家養生文化。簡而言之，一方面，《夏小正》曰：“九月： ·一榮鞠樹麥"， 《禮記》曰：“季秋之月， ·一鞠有黃華" 菊花本是秋季時令植物，九月九日採菊食菊、飲菊花酒、佩茱萸原本於自然物候，在道教的影響下，逐漸沾染上了濃厚的神仙方士思想；另一方面，秋季登高宴飲原本為符合季節、農時特徵的活動，在道教的影響下，同樣也具有了神仙方士思想的內含。隨後，道教吸收了“陽九之厄" 的儒家災異論 ， 將九月九日與神仙方士助人驅邪避唯的故事結合起來宣揚教義，由此，九月九日成了災厄的象徵，登高、飲菊花酒、佩茱萸等習俗都演化為“辟邪消災"的體現。
除了受道教影響引申出“延年益壽"、“昇天成仙"以及“辟邪消災"的觀念，魏晉南北朝的九月九日還有其它因素的加人。首先，九月九日為女兒節。幹寶《搜神記》卷五記載了一則淮南全椒縣丁氏女的故事，該女年十六嫁人婆家，不堪婆婆嚴酷，於九月九日乃自經死，後借鬼神顯靈提出九月九日休假一日的要求，由此之故，江南每家媳婦九月九日都不用做事。其次，九月九日為馬射日。梁朝蕭子顯《南齊書》有“九月九日馬射，或說秋金氣，講習武事，象漢立秋之禮”的記載，上述以“九日侍宴"為主題的詩很多都反映了南朝九月九日將狩獵騎射與原有的聚會宴飲相結合，例如劉苞《九日侍宴樂道苑正陽堂詩》的“六郡良家子，幽並遊俠兒，立乘爭飲羽，倒騎競紛馳"，庾肩吾《九日侍宴樂遊苑應令》的“飲羽山西射，浮雲冀北驄"、“騰猿疑矯箭，驚雁避虛弓"，蕭綱《九日侍皇太子樂遊宴詩》的“紫燕躍武，赤兔躍空。橫飛鳥箭，半轉蛇弓"等。而北周王褒的《九日從駕》等則反映了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在漢族的影響下也過九月九日，節日活動更是以狩獵騎射為主。
“重陽”名字的由來
再來說說“重陽”，重陽二字可以追溯到古籍《易經》當中：“以陽爻為九。"根據古代最早的哲學思想“陰陽說"，陰陽家把世間萬物分為陰陽兩類，數字也不例外：奇數為陽，偶數為陰。九"是“陽之極"，月與日都是“九"，兩個九相逢，固名重九"；按字義來解釋，陰的意思就是暗，負面、背面的意思，陽的意思是明，正面、表面之意，九為陽數，日月並陽，即九月九日是兩個陽數相重，故稱“重陽"。
對於“重陽''含義是吉是兇，歷來也有不同的說法。一種認為重陽代表著吉祥，這是因為“重九"即“九九"，與“久久" 諧音，表現了人們長久平安的美好期許。這一說法最早見於曹丕《與鍾繇書》：歲月往來，忽逢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百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芳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彭祖在民間是長壽的象徵，曹丕在重陽向好友祝福長壽，可見其將重陽視為佳節。
另一種說法認為重陽是兇的象徵，重陽過節就是為了避免災禍。陰陽家認為，“九為老陽，陽極必變"。在《黃帝內經 ·素問》中“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就是陽數極，把它視為了終結的數字。
重陽節也有很多別稱，如：九月九、九日、茱萸節、菊花節、女兒節、老人節等，這些別稱都突出了祥和健康，消災祈福的主題。另外，在陶淵明的《晉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記錄了一次盛大的重陽登高遊宴的活動，根據“孟嘉落帽"的典故，重陽也有“落帽之辰”的雅稱。
重陽節根據地域以及民族文化等的不同，還有許多不同於一般的雜俗。重陽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傳統的道德觀念，被人們賦予了深厚的精神寄託，例如尋求長壽、闢除災邪、尋根祈福等等。中國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深厚歷史，中華民族長期以儒家正統思想為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長壽以及平安吉祥的民族文化心理，人們通常將這種心理反映在節日民俗上，用豐富多彩的民俗來表達對美好情感的寄託。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歷代人們生活的細枝末節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重陽節俗中，為這一節日渲染上了動人的浪漫色彩。
在此，小編祈願各位家人安康；祝願各位家和興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