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彤庚
杜學文文學評論集《中國審美與中國精神》，從審美的角度探討中國精神文明建設領域的文學創作問題，從宏觀和微觀的層面切入，看現實創作是如何表現中國的社會生活。該評論集具有兩個鮮明的特色：其一，強調了“文學對於時代的責任”；其二，突出“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學”這一“不可迴避的歷史使命”。通觀全書，中國，時代，兩大主題詞一以貫之。
“文學良好生態的標誌在基層”，這既是附錄的標題，也是貫穿全書的基本觀點。對於“那些生活在基層，但是仍然痴心不改，堅持創作的人們”，作者充滿敬意。《現在，終於到了我們做主場的時候了！》一文，深情講述了作者“無意中”的一大“發現”：“一個非常偏僻的縣城”，“出版了一套由該縣十位作家創作的文學叢書”。這十位作家的創作，“沒有名，沒有利，甚至也沒有可以滿足虛榮心的東西”，“是一種真正的純粹的創作，是一種對文學的真正的愛”。其中一位，“身體患有嚴重疾病”，“不能行走，不能自理，甚至不方便出門”，於是，“文學，成為他在病痛中戰勝痛苦、證明自己的唯一方式”，他以自己的作品透露出“對生活的樂觀”。書中反覆提及這一發現，為自身的理論開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學研究，有靜態，也有動態。靜態研究，往往忽略研究物件與相關事物的聯絡，在特定時空中將它孤立起來進行研究，說白了，就是“就事論事”。動態研究，則充分注意研究物件與相關事物建立在“運動中”的普遍聯絡，在開放的時空中，運用發展變化的觀點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因其系統精闢而具有穿透力。該評論集正是以動態研究方法，分析了文學與時代的關係。比如，《偉大時代的大國文學》一文以歷史眼光和全球視野進行綜合分析，然後轉入對文學價值的探討，最後聯絡當前實際作出“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學”的論斷。《重建我們時代的美學品格》一文從創作的角度指出：“我們的藝術要更多地表現中國發展的歷史必然”，如此方能“提升作品的美學品格，增強打動人心的力量”。《構建適應時代要求的美學體系》一篇從重建美學理論的角度出發，指出：文學創作與審美理論，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沒有實績支撐創作，理論就是一張白紙；沒有理論指點迷津，創作也將失去方向。二者如何良性互動？《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融入火熱生活，表現偉大時代》等篇，從審美理論的重建到創作實踐的深入，均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文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現實問題。而要解決現實問題，既要回顧歷史，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也要放眼未來，從發展趨勢中明確方向。這樣貫穿“歷史—現實—未來”的研究，必須具有前瞻性。全書以“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非常突出的品格就是其開放性和包容性”開篇，從遠古論及近代，強調“轉型不等於替代，重建不等於新建”；接著直面現實，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最突出也最根本的問題是，由於先發國家在話語權、資本、技術等方面的強勢，導致許多人盲目模仿別人的做法，簡單拋棄了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包括審美傳統”，因此，“在文明重建的歷史過程中，弘揚中國精神，重建中國審美正規化就成為非常重要的歷史使命”；以下更進一步，論述如何弘揚、如何重建的問題，最後指出：“民族復興，不僅是指經濟的規模，其深層的問題是精神與文化的問題。審美，正是文明重建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學研究，唯有準確把握時代特點，才能找準突破口和著眼點。堅持人民性是這個時代最根本的特點，面向人民群眾進行研究，研究的重點必然是大眾化。《現代化程序中農村的陷落與新生》一文從社會文化學角度解讀王保忠長篇小說《甘家窪風景》，以全球化視角探討現代化背景下“作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如何“探索開闢一條更加尊重人、關心人的成長與進步的發展道路”，以免“重蹈發達國家的覆轍”，從而揭示王著的意義，在於“以生動的心理揭示警醒我們，農村、農民的物質世界與精神欲求”。《文學應該怎樣給人以溫暖——兼談小岸的小說》一文，由小岸作品說開去，揭示其反映的社會生活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它表達的情感體驗和蘊含的價值選擇，由此判斷它的社會意義。讀著這些基於強烈共鳴產生的文字，怎麼能不產生更為強烈的共鳴？感人的作品是面向大眾的，感人的評論同樣是面向大眾的。
響應時代呼喚、回應社會急需的理論表達的穿透力，立足現實回望歷史並眺望未來的理論啟迪的前瞻性，緊扣時代特點、貼近民情民心的研究方向的大眾化……文學評論集《中國審美與中國精神》，奏響新時代文學評論的強音——從中國出發，為時代放歌！（華彤庚）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